缅甸和阿萨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重要通道。由北向南奔腾而下的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及其支流形成了水上航道及陆上走廊，把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南亚、印度洋相连，中国的丝绸等产品顺流而下，传及中南半岛、南亚，或扬帆出海远达欧洲。从云南进入缅甸后向西行，跨越那加山、阿拉干山，就到达印度的阿萨姆、孟加拉。玄奘游学印度曾到迦摩缕波（按，即今阿萨姆），记述其地与中国益州很早就有着交往。此外，从中国西藏的察隅、达旺南下到布拉马普特河流域也是两条重要的通路，中国的藏民、门巴、珞巴及汉民经这两条路与阿萨姆平原地区的居民交易。
英、法进入缅甸较晚。168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尼格来斯岛建立贸易基地，稍后，英、法在沙廉设立商馆，从缅甸输出硝石、柚木、象牙、珠宝等物。18世纪中叶，缅甸人在雍籍牙领导下发动对孟族人的战争。英、法谋图利用缅甸内战，扩大自己势力，排除对手。法国支持孟族人，英国东印度公司则与雍籍牙谈判，以供给军火为条件换得贸易特权。在缅甸内战期间，东印度公司乘机武装强占尼格来斯岛。雍籍牙统一缅甸，法国人被赶出沙廉，但很快与东印度公司也发生冲突，雍籍牙派兵夺回尼格来斯岛，杀死岛上所有英国人。此时，英国正与法国在南印度鏖兵，无力顾及，只好暂时从缅甸撤出，英缅关系中断。
雍籍牙王朝统一缅甸后向外扩张，征服阿拉干和曼尼普尔，并三次进兵阿萨姆，常驻阿萨姆实行直接统治。东印度公司支持反缅力量，让他们以英属印度为庇护场所和活动基地，越境攻击缅军，缅甸军队追击叛军进入英属印度，公司与缅甸时时发生边境冲突，矛盾激化。
东印度公司早就有意并吞阿萨姆。博格尔出使札什伦布时就提议兼并阿萨姆，以开辟进逼中国边疆的途径。博格尔认为，征服阿萨姆有两个有利条件：
第一，“阿萨姆广袤开阔，人口稠密，土地得到开垦。进入其地，无论是取陆路，或是走布拉马普特拉河水道，均畅通无阻……”
第二，“阿萨姆出产许多有出口价值的产品……黄金就是一种主要的国内贸易物……一旦取消出口的限制，它必将有利于平衡我们的贸易。”[27]
公司听取了博格尔的意见，但是由于当时英法在印度的角逐胜负未定，所以并未及时实施。在缅甸驻军阿萨姆时，英国在欧洲取得了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在南亚完成对马拉特国家的占领，平定了平达里人和帕坦人的反抗，征服了锡兰，战胜了尼泊尔，于是决定对缅甸作战，兼并阿萨姆。1824年，第一次英缅战争爆发，公司以偏师掠取阿萨姆，主力取海路，攻占仰光，强迫缅甸接受《扬端波条约》。
《扬端波条约》把阿萨姆、阿拉干、颠那沙廉割让东印度公司；规定曼尼普尔、卡恰尔、贾因提亚为公司领地；公司代表驻阿瓦，在适当的时候订立通商条约。这样公司得以从阿萨姆和缅甸这两个方向向中国西南边疆推进。
与阿萨姆相邻的是中国西藏的下察隅、珞渝、门隅地区。17世纪中叶，五世达赖统一西藏后，派弟子梅惹和错那土酋本格郎主札到门隅建立统治。以后，西藏地方政权以在该地区称为“达旺细哲”的行政管理委员会和“达旺住哲”的高一级非常设行政会议来管理全区事务，下属32个“错”或“定”。在珞渝和察隅西藏地方，委派官员，征收赋税，管理政务，行使司法权。沿喜马拉雅南麓根据西藏地方政府的历来管辖形成传统习惯线。英国东印度公司从缅甸夺得阿萨姆后，设法开展对西藏的贸易，逐步北上扩张领土，同时进行地理考察，寻求通往中国西南的通路。在他们的这些活动中，了解到中印间的传统习惯线，并承认这一条线。
在英属印度东北边境的西部，1833年，公司在乌代尔古里开辟了一个集市，吸引从西藏来的商人。乌代尔古里的贸易发展快，据当时公司官员的报告，“从西藏各地，包括拉萨、西藏东部、西部，甚至北部的商人成群结队来到这里，他们当中一些人穿着汉族服装，使用汉族器具，实际上就是汉族。许多人带着家眷，赶着驮运货物的强壮的小马。每年有好几百匹运货的马来此。”[28]1852年，公司把集市南移到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曼加代尔以方便孟加拉和阿萨姆的商人，然而山区的居民不能忍受平原地区的酷暑，不愿到曼加代尔，贸易未能得到发展。
英属印度阿萨姆边境的官员，如彭贝尔顿（J．B．Pemberton）、金顿—瓦尔德（Kington－Ward）等人，对达旺管辖地区进行了调查。据他们的报告，达旺属西藏错那宗管辖，是错那宗冬季的宗政府所在地。达旺寺是拉萨哲蚌寺管辖之下的黄教寺院，不仅在门隅地区的宗教事务上，而且在该地的政务上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达旺寺派遣官员管理达旺以南的德让宗、塔隆宗。自乌代古里集市开辟后，每逢冬季集市贸易之时，驻塔隆宗的达旺寺官员就南下到边境上的阿马图拉监督来往客商。达旺寺对于位于阿萨姆平原边缘的卡里阿帕拉拥有收税和管理的权利。每到冬季，达旺的门巴人移居此地，夏季返回达旺。1841年，公司的官员罗宾逊（W．Robinson）根据调查的资料指出：
（卡里阿帕拉）平地属拉萨的臣属达旺土酋所有。[29]
1844年，英属印度东北边境的官员弗朗西斯·简肯斯（F．jenkins）引诱门巴头人在他拟的一份协议上签字。按照该协议，英属印度每年支付给门巴头人5000卢比，门巴头人承诺不向卡里阿帕拉的农户征收赋税，不干预卡里阿帕拉，但保留在该地通行并前往乌代尔古里贸易的权利。
协议签订以后，简肯斯即向公司报告：
在这条路（按，指取道达旺路）上，中间没有独立政权的阻隔，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领土相连，这是一条把中国的西北省区、西藏东部及鞑靼等地的物产带到英属土地的最近的路。[30]
1851年，达旺寺喇嘛因钱财纠纷聚众斗殴，事件牵涉到第穆呼图克图阿旺罗布藏吉克美嘉木参。驻藏大臣穆腾额派陈禾生等汉藏官员查办，阿旺罗布藏暗中唆使与他有牵连的达旺寺喇嘛协饶札巴潜逃英属印度。西藏地方奉令派军前往边境与英印交涉，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开首，在协议上签字的门巴头人即郑重宣言：
我们，章丹多土王纳曼·列登（Naman Leden）、土王道·努尔霍（Dao Nurhoo），受第巴王的派遣向（英属印度）总督在东北边境的代理人递交友好信函，希望恢复印度政府与我们拉萨政府之间的原有的……友好关系，我们超乎一切的渴望是维持我们的政府与印度政府间的和平（现在我们已从印度得到保证不侵入我们的国家），我们也庄严地宣告立即撤回所有超过维持我们土地上的秩序所需的军队，把士兵遣散回家；如果我们破坏和平，那末我们将丧失印度政府每年付给我们政府的5000卢比，我们与平原地区居民的贸易也将停止。[31]
这件事，清王朝官方记载较为简略，且与上引协议有很大的差异，《清实录》咸丰三年三月癸酉记述了交涉的结果：“穆腾额奏查办达旺寺喇嘛互斗夷务事竣一摺。协饶札巴及霍尔冲逃至披楞、布鲁克巴等处，已据该头人出具切结，或称代为永远监禁，或称情愿代捕交出。现在边防静谧，照常相安。”《清代藏事辑要》抄录《清实录》加注说：“按协饶札巴逃往披楞甲噶尔地方，披楞不允交犯，谓彼国规矩：凡身犯死罪逃来者，例不交出，现已将该犯徙远处监禁，决不在唐古特边界生事。”[32]
《艾奇逊条约集》所收的协定是英人所拟，签字的门巴头人不识英文，条文与双方谈判是否相符，不得而知。但是即便如此，也不难看出，门巴头人是奉西藏地方政权之命与英人文涉，而西藏地方政权又是在驻藏大臣的指导下行事的。
在印度东北边境的东部，英属印度官员逆洛希特河向北探查，寻求通到中国的道路。1826年，英属印度官员维尔考克斯（Wilcox）和贝德福德（Bedford）从萨地亚北上进入密西米人地区，他们发现当地使用各种中国的器具、物品，认为由此可直接进入中国内地；1837年，格里菲斯（Griffis）也从萨地亚北上考察；1845年，洛拉特（Rowlatt）试图由这条路前往拉萨。法国的传教士也想走这条路进入西藏传教。1851年，法国传教士克里克（Krick）上行至瓦弄。1854年，他再次逆洛希塔河而上，在途中被密西米人所杀。英属印度以此为由发动对密西米人的讨伐。1867年，英属印度政府派遣使者由这条路进藏试图前往康区与法国传教士建立联系，但被到密西米人中收税的西藏官员阻止。
1862年，英属印度拉金普尔县官员比瓦尔（Bivar）以提供铁锄、酒、鸦片、烟为条件，诱使珞巴族的一支民荣阿波尔人达成了共有16项条款的协议。其中，第二条规定：“民荣阿波尔人承认英国领土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脚，并承诺遵守这一边界。”
第四条规定：“民荣阿波尔人承认所有居住在民荣山外的平原地区居民是英国属民。”
第八条规定：“任何民荣阿波尔人要求在英国领土以内居住或占有土地须向（英国）政府交纳由副行政官确定的税额……”[33]
随后英属印度与珞巴人的其他支系也订立了协定，做了与上引第二条类似的规定。
在缅甸方向，英属印度探寻进入云南的道路。英属印度强迫缅甸订立商约，英国取得在缅甸境内贸易和旅行的自由。一些英属印度官员相继到缅甸北部考察探路。1830年，彭贝尔顿中尉从曼尼普尔出发，跨越钦敦江，南下到达阿瓦。1835年，汉内上尉由孟加拉北上纵贯缅北前进至八莫。1837年，麦克劳德（Mcleod）逆萨尔温江北上进入云南。通过这些活动，英属印度初步查清了进入云南的两条路线，一条是萨尔温江路线，即以缅甸南部的莫塔马海湾为起点，逆萨尔温江北上到云南西双版纳，另一条以伊洛瓦底江入海口为起点，逆江而上至八莫，进入云南腾冲。孟坑继承缅甸王位后不承认英缅条约，拒绝接纳英国使者，英缅关系中断。英属印度进入云南的活动暂时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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