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

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拉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以后，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急剧发生变化，要求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起草并发表了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呼吁全国人民共同团结，共同救国，要求由各爱国党派、团体共同协商，成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成抗日联军及其总司令部。《八·一宣言》表明中国共产党具体提出了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议。同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发生学生示威游行的“一二·九”运动，反对卖国的“何梅协定”，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又明确提出“逼蒋抗日”的口号。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两个口号的变化，标志着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的重大发展。

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并发表宣言，要求“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学生也成立了“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随后，各种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抗日救亡思想也深入国民党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广大官兵心中。

但是，这时的蒋介石却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乘红军刚抵达陕北之际，就马上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撤人关内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蒋介石的职权。张学良所能指挥的兵力在30万以上，与红军相比，在数量和装备上占绝对优势。张学良满以为可以轻易地取得“围剿”的胜利，博得蒋介石的信任，从而在西北站住脚跟，扩大东北军的实力，以便有朝一日打回东北老家去，收复失地。出乎张学良意料的是，1935年秋冬，东北军三次在陕北袭击红军，结果三战三败，损失了好几个师的兵力和数名师长、团长。这一连串的“剿共”失败，给张学良以极大的震动。他暗暗觉得，如果继续进攻红军，东北军将会遭到更大的损失；如果东北军实力不存在了，“打回老家去”也成了一句空话；再说红军的战斗力那么强，如果和红军联合起来打日本，该有多好！何必同室操戈，自相残杀呢！这时，张学良开始意识到，“剿共”是死路一条。从此，他便由“积极剿共”一变为“消极应付”了。

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后，学生的爱国烈火也蔓延到了西安。张学良知道学生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便暗中开始寻求与共产党取得联系。1936年2月，中共中央派李克农与张学良的心腹将领取得了联系。同年3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双方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以后也同意不提“反蒋”了。与此同时，在联合抗日的基础上，张学良与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了。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剿共”。张学良和杨虎城恳切地向蒋介石进言，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听后十分恼火地回答说：“在共匪未消灭之前，绝不谈抗日的事。”10月29日，蒋飞回洛阳“避寿”。张学良乘向蒋祝寿之际又向他陈述团结抗日才是上策的道理。蒋介石不耐烦地回答说：“抗日，抗日，等我死了以后，你再去抗日好了。”

张学良听到蒋介石逮捕沈钧儒等“七君子”的消息后，十分震惊，12月3日乘飞机飞往洛阳，请求蒋释放“七君子”，以免失去人心。蒋介石断然拒绝张学良的意见。张学良气愤地当面对蒋介石说：“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这几句话触到了蒋介石的痛处，他恼羞成怒地训斥道：“全中国只有你一个这样看！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这样对我讲话和批评我！我是革命政府，我是委员长。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话讲到这个地步，已无法再谈下去了，张学良愤然离去。从此，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的矛盾就愈来愈深，也更加表面化了。

这时，蒋介石觉得西北形势不妙。12月4日，他带着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钱大钧等一大帮文武要员从洛阳再次来到西安，准备向张学良、杨虎城摊牌。蒋介石向张、杨提出两个选择：1.服从“剿共”命令，东北军和西北军开赴陕甘前线，向红军发起进攻，“中央军”殿后接应。2.如果不愿“剿共”，则将东北军与西北军分别调往福建、安徽，让“中央军”进驻陕甘“剿共”。这两条选择，无异都是要置东北军与西北军于死地。对张、杨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第一条，显然是要驱使东北军与西北军去打前锋，“中央军”在后面督战，无论胜败，都是死路一条。第二个方案，是蒋介石拆散对手、分别整垮的故伎重演。东北军、西北军离开和红军接触的有利位置，无异于自取灭亡。

12月7日，张学良来到临潼华清池，想以他一颗至诚的心来感动蒋介石。他声泪俱下，慷慨陈词，苦苦劝蒋介石放弃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出自肺腑的“哭谏”，非但没能感动蒋介石，反而受到一顿怒斥。他训斥张学良“年轻无知”，说什么是受了共产党的“迷惑”，并拍着桌子骂道：“现在你就是开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摆在张学良面前的，除了采取行动逼蒋抗日外，别无选择了。当晚他回到西安城内，找杨虎城秘密商量，他们准备共同采取“兵谏”这一逼蒋抗日的行动了。

12月9日，西安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而举行请愿运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游行队伍先到“西北剿总”司令部和“西安绥靖公署”请愿，没有得到圆满答复，随后转向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国民党军警荷枪实弹，准备镇压。为避免发生巨大的流血惨祸，张学良驱车追赶游行队伍，劝学生回去，他保证一星期内给学生答复。恳切的言辞感动了学生，游行队伍遂折返城内。当晚，张学良再次向蒋“苦谏”，又被无理拒绝。这更增加了他进行“兵谏”的决心。

张学良（左）与杨虎城（右）

12月12日凌晨，张、杨按事先部署派兵拘捕蒋介石。东北军骑兵6师师长白凤翔,该师18团团长刘桂五、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和守卫华清池的一营营长王玉瓒等具体负责活捉蒋介石。白凤翔等很快冲入华清池，迅速解决了蒋介石的侍卫队。蒋听到枪声后，披着睡衣，仓皇翻墙，逃到后山一个岩洞里躲了起来。后经部队搜山活捉，并很快押往西安城内绥靖公署软禁。当天上午，张、杨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内容的八项主张。第二天，张、杨又电告中共中央“兵谏”情况，邀中共中央派要员来西安共商救国大计。

蒋介石被软禁后，张、杨亲自前往见他，再次陈述自己的用意，恳切劝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依然坚持顽固态度。12月13日，蒋介石给宋美龄写了份遗嘱式的电稿，张学良没让发出去。

中共中央接到张、杨的电报后，马上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赴西安。张学良把他们接到自己的公馆里住下。周恩来在与张、杨交换意见时极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认为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使中国避免混乱；如果杀了蒋介石，不仅不能停止内战，反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前途不堪设想。张学良提出，只要蒋介石能答应抗日的条件，就可以放他回南京。随后，张、杨和中共代表具体讨论了和蒋谈判的部署。

“西安事变”发生后，举国震动，南京国民党集团陷入了混乱。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和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之间的矛盾立时尖锐起来。何应钦极力主张讨伐张、杨，并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力图扩大内战，欲置蒋介石于死地，以夺取其统治地位。宋美龄和宋子文等人紧急和英美大使馆磋商，并请英国人端纳前往西安探明事实真相，营救蒋介石。端纳当时是蒋介石的顾问，而以前也曾担任过张学良的顾问。端纳带着宋美龄的亲笔信于14日飞往西安。宋美龄在信中告诉蒋介石说：“目前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

端纳抵西安后，先和张学良谈了话。张说：“只要委员长答应我们的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还要拥护他做抗日领袖。”随后，张学良陪同端纳去见蒋介石。看了夫人的信后，蒋知道了南京方面“戏中有戏”的含义，十分伤心。端纳乘机劝蒋接受张、杨的主张，并说英美也会表示赞同的。蒋介石的态度开始转变。不久，宋美龄、宋子文等人也飞赴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在张学良公馆正式谈判，并于12月24日达成六项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改组国民政府，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七君子”，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西安事变”的完满解决，标志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后，只愿做口头上的承诺和人格担保，不肯在协议上签字。不少人不放心，认为没做出具体保证外，不能放他回南京。当时东北军、西北军内外杀蒋的呼声很高，张学良生怕节外生枝，影响蒋的安全，遂于12月25日亲自护送蒋回南京。但一到南京，蒋介石就背信弃义，把张学良软禁了起来。尽管如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历史潮流已不可逆转；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爱国业绩已深人人心，载上史册；“西安事变”已成了扭转时局的关键。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的抗日热潮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使日本分离华北、妄想再搞第二个“满洲国”——“华北国”的阴谋破了产。“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在全国团结抗日的新形势下，也表示“枪口不对内，凡侵占我土地，侮辱我人民，即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一定要打它”。

另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英美对日政策的变化，在对华问题上，英美和日本的矛盾开始激化。

面对侵华活动的挫折，日本在和德国法西斯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后，就决定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当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说：“从准备对苏战争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目前的形势……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为上策。”

自1936年5月以后，日本即向华北大量增兵；同年8月，日本军部把预定对华作战的兵力由原来的9个师团增加到14个师团。1936年秋后，驻华北日军不断进行以进攻北平为目标的军事演习，向宋哲元的29军施加压力。华北战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

1937年7月7日夜，侵驻丰台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在军事演习时失踪，无理要求进入宛平县搜查。中国驻军拒绝，日军遂炮轰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并占领平汉铁路桥及其附近的龙王庙。我29军37师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奋起还击。此为“七·七事变”。

中国守军在卢沟桥上英勇阻击日本侵略军。

“七·七事变”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强烈抗议日军暴行，要求坚决还击。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九人联名致电蒋介石：“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平津为华北重地，万不容再有丧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御亡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这时蒋介石态度虽游移不定，幻想“和平解决”冲突，但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抗战。他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日本挑起“七·七事变”绝非偶然，它妄想实现其3至6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美梦。7月30日，北平、天津陷落。8月13日，日军又突然进攻上海。由张治中任总司令的第九集团军奋起抗战。随后陈诚的第十五集团军又奉命驰援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中国“四大家族”的统治中心，这里还是英美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方。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着“四大家族”的统治地位，也必然引起与英美利益的直接冲突。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15日，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把全国划分为四个战区，自任海陆军总司令。

自此，中国开辟了世界上最早的反法西斯战场，进入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