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和缓和

缓和时代1953 年以后接替斯大林的苏联领导人有时会显得更容易合作一些，愿意承认在核时代有必要进行军备控制和相互合作。一个兼有和平共处和两大世界体系相互竞争的新局面的来临势在必然，甚至出现了几个明显的缓和或者正式舒缓紧张均势的时期。但是危险的对抗仍一再出现，核军备竞赛也不断以新的形式、在新的方面继续进行，双方关系在后来的几十年间就在缓和与危机之间跌宕起伏。

至 1955 年冷战格局已趋于稳定。在亚洲，朝鲜战争已告结束。在欧洲，为西德的武装力量所加强了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面对着华沙条约各成员国。铁幕仍然分割着欧洲，但是直接军事对抗的威胁消退了。西欧各国和苏联之间甚至能够就对奥地利的和约达成协议，结束了盟国对奥占领，赋予奥地利以独立和中立的地位。

共存的压力我们已经了解了赫鲁晓夫是如何成为苏联的头号领导人。此人言辞尖酸、情绪多变、语调夸张，他宣布只有当“虾米学会吹口哨”时苏联人才会放弃他们的革命原则，并发誓要“埋葬”西方资本主义。尽管如此，他却也不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强调“和平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于 1952 年至 1961 年在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继续推行遏制政策和美国的军备建设。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一种近乎启示录式的观点将冷战视为善恶之间不共戴天的斗争，曾在一个场合要求苏联势力“滚回去”。但尽管杜勒斯言辞激烈，尽管美国在中美洲、亚洲、非洲和其他地方积极地在军事上支持反共力量，其政策仍限于遏制的范围。两个超级大国都认识到在核时代必须共存。

1955 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与英国人和法国人一道与苏联领导人在日内瓦会晤，其气氛之友好自“二战”以来未曾有过。尽管他们没有达成任何新的协议，美国领导人还是谈论“和解和合作的新精神”。但是在柏林问题上紧张在不断增加。苏联人对东德人大批逃往西柏林然后转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恼怒不已，要求西方大国停止对西柏林的占领，但艾森豪威尔断然拒绝了对方的最后通牒，危机就这样度过了。1959 年，赫鲁晓夫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周末休假时造访戴维营，两人谈到和平共处甚至共同削减军备。

合作的低落在巴黎举行的第二次高峰会议上，两个超级大国继续承认双方在维护稳定和和平上有共同利益。但是此时赫鲁晓夫已经因为对西方过于妥协而受到国内和中国毛泽东的批评，他拿出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美国对苏联领土进行的侦察飞行，由此导致会谈破裂。到 1960 年夏，“日内瓦精神”和“戴维营精神”已经消失了。在联合国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赫鲁晓夫吹嘘苏联的军备生产能力，又抨击美国。柏林和其他地方的危机远没有得到解决。

美国维护西欧防御上的决心毫不动摇，但也接受了苏联在铁幕以东的霸权。1953 年苏联镇压了东柏林的反政府骚乱，1956 年苏联人向波兰施加压力终止其改革运动，同年甚至赫然派军队和坦克镇压了匈牙利的起义，后来在 1968 年也以同样手段处置捷克的起义，在这几起事件中美国在抗议之外也都没有干涉。对所有这些东欧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组织，美国除了道义上的鼓励之外也几乎没有任何别的支持。

美国冷战政策同时，世界上许多地区一个接着一个地被纳入美国的战略防御体系。在 1956 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与匈牙利的动乱同时出现）中，美国阻止英国、法国和以色列针对埃及采取军事行动，之所以如此，至少部分地是因为这会招致苏联的干涉。这虽使英、法、以三国深有挫败之感，但终归避免了苏联人的卷入。“艾森豪威尔主义”宣称，美国在中东的防卫上居于首要地位，承诺要保护该地区任何国家的政府抵御“国际共产主义”。在这一政策之下，当 1958 年约旦和黎巴嫩的亲西方政府受到威胁时，艾森豪威尔向这两个国家派遣了海军陆战队。在西半球，美国和拉丁美洲各共和国联合起来抵制“国际共产主义”对其中任何一国的操纵和控制。冷战中美国的政策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各大陆的动乱都是由苏联鼓动起来的。这样一种假设有时会妨碍美国人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各地的地区性冲突有其复杂的当地原因。

军备竞赛在继续进行中。1957 年 10 月，苏联人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在外太空轨道运行的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由此显示了其在火箭技术的新时代里所拥有的巨大能力，震惊了全世界。几个月后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卫星“探索者一号”。空间时代由此揭幕，空间火箭的军事意义很快显露无遗。同样的火箭推进原理既可用于卫星，也可用于远程导弹。1958 年苏联研制出第一枚可以将核弹头打到几千英里之外的北美和其他地方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美国也造出自己的洲际弹道导弹，并着手建造远远超过苏联的核武器库。

一种新的军备竞赛一种建立在“相互威慑”基础上的新的军备竞赛出现了；这种情况下谈论“大规模报复”已经毫无意义。既然美国的城市也无从逃脱核武器的毁灭，所以西欧人就开始担心美国不会再愿意保护自己。法国总统戴高乐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一直这样那样的抱怨，并呼吁西欧人要有更加独立的角色。戴高乐拒斥僵硬的两极化冷战格局，同时把战后国际关系看成是强权之间的传统性斗争，而不是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他公开主张要像以往那样更多地承认国家利益的存在，并呼吁实现欧洲“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重新统一。他拒绝在对外政策上在欧洲和其他地方追随美国的领导。尽管他仍旧使法国留在大西洋联盟中，但他在 1966 年将法国撤出欧洲的一体化军事指挥体系，又迫使北约将其司令部撤离法国领土，以此来显示其独立性。他热衷于在国际舞台上担当领导角色，使很多欧洲人感到麻烦，但无论如何，他的确表达出了欧洲人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凌驾于欧洲之上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