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主义教育及其挫折

战后初期日本中小学的社会科教育是基于《日本国宪法》的理念展开的。“社会科”是日本中小学的教学板块之一，主要讲授社会、历史方面的知识，培养学生作为“社会人”的基本素质。1945年8月日本战败，1946年11月3日《日本国宪法》颁布。该宪法深刻地影响到战后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更是给日本教育界以决定性影响。被称为“教育宪法”的《教育基本法》，就是依据《日本国宪法》制定的。《教育基本法》的“导言”曰：

我们此前制定了《日本国宪法》，表明了建设民主的、文化的国家，贡献于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的决心。这一理想的实现，根本上是应当依靠教育的力量。

我们希望培养尊重个人尊严、追求真理与和平的人，与此同时必须彻底普及以创造具有普遍性并富于个性的文化为目标的教育。

在此，依据《日本国宪法》的精神，为了表明教育目的、确立新日本的教育基础，而制定本法律。^[3]

这里明确表达了《教育基本法》与《日本国宪法》的关系。该“导言”与《日本国宪法》“导言”相呼应，保持着价值观的一致，而且，这里是将“教育”界定为实现宪法精神的力量。《日本国宪法》“导言”第二节曰：“日本国民期望持久的和平，深知支配人类相互关系的崇高理想，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决心保持我们的安全与生存。我们希望在努力维护和平，从地球上永远消灭专制与隶属、压迫与偏见的国际社会中，占有光荣的地位。我们确认，全世界人民都同等具有免于恐怖和贫困并在和平中生存的权利。”^[4]《教育基本法》的“导言”倡导民主、和平、福祉、个人尊严、国际主义，正是为了在教育领域贯彻《日本国宪法》的基本精神。

《教育基本法》基于《日本国宪法》而制定，但实施时间比宪法早一个月零两天。《日本国宪法》1947年5月3日实施，而《教育基本法》是1947年3月31日开始实施。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大概在于《教育基本法》的实施时间要与新学年开始的时间相适应。^[5]尽管如此，就实施时间与针对性而言，在战后日本教育界，《教育基本法》显然比《日本国宪法》更重要。

《教育基本法》“导言”将《日本国宪法》表述为“表明了建设民主的、文化的国家，贡献于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的决心”，这种表述同时凸显了二者对民主的重视。日本战后初期的中小学社会科教育，正是以民主主义为核心展开的。典型表现就是文部省体制化地推行民主主义教育，专门编辑、发行了两种教科书：一种是《新宪法讲话》^[6]，1947年8月刊行；一种是《民主主义》，上、下两册，分别于1948年、1949年刊行。两种教科书的书名与出版时间，都清楚地表明它们是在《日本国宪法》《教育基本法》开始实施的时间点上，为解释、贯彻二者的精神而编写。

《新宪法讲话》主要是以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低年级学生为对象，因此在写法上使用的是通俗易懂的口语化文体，并配以漫画插图。如书名所示，该书的基本内容是解释新宪法。它从《日本国宪法》“导言”出发，将宪法精神概括为三种主义：民主主义、国际和平主义、主权在民主义。三者中民主主义居于首位。该书第一章是解释“宪法”，第二章就是解释“民主主义”。两册《民主主义》如书名所示，完全是“民主主义”解说著作。由于《民主主义》是以高中生为对象编写，因此容量更大、内容更丰富，从民主主义的历史、本质，到民主主义的制度保障，再到不同社会领域中的民主主义，解说十分详细。诞生在特殊历史时期、作为教科书编写的《民主主义》，无疑是战后日本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广泛的民主主义著作。

在日本由战前向战后转换的历史脉络中，《日本国宪法》（亦称和平宪法）是对《大日本帝国宪法》（亦称明治宪法）^[7]的否定，《教育基本法》则是对《教育敕语》（1890—1948年施行）的否定。事实上，两组历史文件都各自保持着精神上的一致性、时间上的相关性。如佐藤学所言：“《大日本帝国宪法》产生（1889年）的翌年《教育敕语》发布，《日本国宪法》颁布（1946年）的翌年《教育基本法》被制定出来，这并非历史的偶然。《大日本帝国宪法》对于《教育敕语》有内在的需求，《日本国宪法》则对《教育基本法》有内在的需求。”^[8]

《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在政治思想史层面上是对战前日本国家意识形态（国家主义思想）的否定，在历史层面上则是对战前日本侵略历史的否定。这种否定性鲜明地存在于《新宪法讲话》与《民主主义》两种教科书中。《新宪法讲话》首先强调和平宪法与明治宪法的不同，第一章“宪法”指出：“至今为止的旧宪法是明治二十二年制定的，是明治天皇制定出来交给国民的，但是，现在的新宪法是国民自己制定的，是根据全体国民的意见自由制定的。为了听取这全体国民的意见，昭和二十一年四月十日举行了总选举，选举了新的国民代表，代表们制定了该宪法。所以说新宪法是全体国民制定的。”^[9]因为该书是以初中低年级学生为对象编写，而且天皇在和平宪法中依然占有崇高地位^[10]，所以这里的表述比较笼统、隐晦。尽管如此，却也已经指明了两种宪法在制定者（天皇或国民）、制定状态（独断或自由）上的差异，传达了民主程序、民主精神在新宪法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而在主要以中学高年级学生为对象编写的《民主主义》中，对民主主义的阐述则直接表现为对侵略历史和极权国家体制的批判。在相关论述中，个人主义被作为民主主义的精髓置于国家主义、极权主义、独裁主义的另一极，受到高度肯定。《民主主义》第八章“社会生活中的民主主义”，即围绕“个人”展开论述。该章共五节，第二、第三节分别是“对个人的尊重”与“个人主义”。第三节“个人主义”指出：

反对民主主义的是专制主义。所以，专制主义排斥个人主义。而且因此主张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不尊重个人，而是尊重超越个人的社会整体，将所谓的“民族整体”“国家整体”等等看作最尊贵的。认为民族、国家等等作为超越个人的整体拥有其自身的生命、作为其自身向前发展。而且主张一切社会生活的目的都在于使那种尊贵的整体获得发展、促进其繁荣。即整体首先受到尊重，局部的价值从属于整体。构成社会整体之局部的是个人。所以，极权主义不承认个人尊严，教育人们个人必须成为整体的牺牲品。战争时期的日本，广泛宣扬所谓“灭私奉公”，意思是舍弃个人幸福——不，连生命都要舍弃——以奉献于国家。对国民提出了“生命轻于鸿毛”的要求。意大利的法西斯也是实行同样的极端国家主义。德国纳粹是用民族整体取代国家、主张民族至上、将民族整体抬高到绝对尊贵的程度。^[11]

这里强调的个人主义价值与《教育基本法》“导言”强调的“个人的尊严”一脉相承。而且，从个人价值出发对国家主义的批判已经引申到历史认识问题，即对战前日、德、意等法西斯国家政权的批判。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对极权主义的批判采用了国家关系的视角，曰：“极权主义的思考方法之所以是危险的，并不仅是因为它对内践踏国民作为个人的基本权利与生活，而且在于它对外采取肆意侵害他国利益的态度。极权主义不仅不同样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与安全，反而认为唯‘我国’乃世界最优秀、最尊贵之国。因此觉得无论其他国家怎样，只要自己国家强大起来就可以。从这里引出的结论，就是为使自己国家强大而不择手段的国家利己主义，就是以武力威胁外国、强夺邻国领土的侵略主义。极权主义容易招致战争的危险。”^[12]这里表达的基本理念，与《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天皇至上、《教育敕语》的“忠孝一体”“灭私奉公”相反，或者说就是对此二者的颠覆。

从始于1874年的自由民权运动算起，战前日本的民主主义思想有70余年的历史，大正民主主义是其高峰。^[13]不过，民主主义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得到体制化的贯彻，则是在战后《教育基本法》实施之后。《教育基本法》实施、《新宪法讲话》与《民主主义》作为政府发行的社会科教科书在中学使用的时期，是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教育的黄金时期。

可惜，这个黄金时期只持续了五六年即遭受挫折。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世界局势发生改变，冷战格局形成。因此，占领日本初期大力推行民主化与非军事化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为了将日本纳入反共阵营而开始推行新政策，不仅终止了对战时日本领导者、官员战争责任的追究，恢复了某些被开除公职者的职位，而且开始打击日本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开始走“回头路”（日文为“逆コース”）。1954年日本设立自卫队和防卫厅，1955年自由民主党成立。自民党成立之初即意欲修改和平宪法，未达到目的便试图用“解释修宪”的形式突破宪法第九条。整个国家的这种转换体现在教育领域，就是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教育的受挫。《新宪法讲话》《民主主义》两种教科书在中学分别使用到1952年、1953年。^[14]随着和平宪法、《教育基本法》的空洞化，恢复《教育敕语》的呼声甚至一度高涨。^[15]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曾经编写教材对中学生进行民主主义教育的文部省，开始推行教科书审定制度，限制记述、批判日本近现代侵略历史的教科书，教科书问题从此在日本社会凸显出来。大学历史学教授家永三郎（1913—2002）指出：1955年8月，民主党发行《值得忧虑的教科书问题》，公开将若干社会科教科书作为“偏向性教科书”进行诽谤，翌年，日本国会再次提出教育法案，加强对地方教育行政的控制，强化教科书审定。此期间，依据《教育基本法》制定的弘扬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精神的《社会科学习指导要领》也屡次被“改恶”。^[16]正是从此时开始，家永三郎在其所编历史教科书被审定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以至于十年之后的1965年开始起诉文部省，其诉讼案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日本社会逃避历史的倾向发展到1982年，发生了历史教科书将“侵略”改写为“进出”等的事件。进入90年代，日本社会因经济衰退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保守阵营扩大，历史修正主义堂而皇之地登上舞台。1995年藤冈信胜发起成立“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批判所谓的“自虐史观”，1997年西尾干二发起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以下简称“编撰会”），开始编写《新历史教科书》，最终在2001年招致多方面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