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左翼”和“右翼”的标签让日本人对号入座，是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观察时的习用方法。可当我们真的这样去做时却发现，日本人中，既有对美意义上的左翼和右翼，也有对华意义上的右翼和左翼；有人在超越的价值层面上是左翼，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则是右翼；政治上是左翼，文化上是右翼（反之亦然）；历史观是左翼，当下观是右翼（反之亦然）；来华访美时是左翼，回日本后是右翼（反之亦然）；上午还是左翼，下午就变成右翼（反之亦然）……它给人们带来的心绪混乱和情感跳荡是空前而剧烈的。这意味着，“左”“右”的标准和尺度，用来表现政治或无不可，用来研究学术，却不知其可。2005年加藤周一在清华大学讲演时，说过一段调侃的话：“我的观点多年来并没有变化。50年代我这么讲，今天也还在这么讲。但是50年代在日本听我讲话的说我是右派，今天在日本听我讲话的人说我是左派。我没有变，但是社会变了。”[67]加藤所谓“社会变了”其实是在说“时代变了”。实际上，不管局外人怎样观察日本和日本人怎样自我观察，也无论有多大程度的名实乖离，人们都无法否认其70年来所发生的改变。毕竟，它走过了从“一亿玉碎”向“一亿忏悔”、从野蛮施虐向道德颤栗、从天皇体制向民主政治的坎坷历程，也实现了从自国发达转向惠及周边、从资本输出走向教育援助、从一龙独舞带动群龙共舞、从经营本邦转向贡献世界的部分理想……这是事实，人所共见，所以即便没有毛里和子教授的“提醒”，[68]与日本有过接触的人特别是中国人，均十分清楚。但是，正如前面所述，战后日本人“疾速转变”的虚实现象和“形亡实存”的自身结构，却是人们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
首先，我们了解那些公开否认战争责任的言行并斥之为“右翼”，却不太了解那些承认罪责而否认自身变化、承认战败却未必拥抱战败的反美理论。日本战败之初，美国人曾乐天地相信了日本人的“一亿总忏悔”表态，并认为他们很简单，至少没有老道的德国人那样复杂。于是，为了占领后日本国内的稳定，美国在作出免除天皇战争责任的决定[69]后，又在美苏对峙、韩战和越战等冷战寒流中，释放并公开接纳了被指控为右翼战犯的岸信介等人且以之为首相或部门大臣。毋庸讳言，那些能将日本迅猛复苏的精英们，几乎全部是经历过战争过程和战败体验的那代人。但是，道尔的观察显示，“当谈到日本的极端暴行时，许多人都坚持否认。事实上，所有的人都真诚地悲恸那些为国捐躯的亲友和熟人。他们也还记得战败后数年间，白人胜利者轻蔑地将他们看做‘小男人’而引起的迷茫困惑”。尽管今天这些人大都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对于裕仁统治的前20年间日本所犯下的掠夺罪行，此时正当需要明确承认和道歉的历史时刻，在他们身后却只留下了糟糕的历史记录。在他们心目中，承认这个，就包括必须承认‘东京审判史观’，而那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的爱国心，为他们的国家招来了多数外部世界的轻蔑和不信任”。[70]这或许意味着，不太长于做公开表态的战争参与者们——那些比例还不在少数的日本“战争遗民”，他们对战争性质的复杂认识以及由美国人所谓“双重标准”所造成的认知困惑等思想问题，战后似乎并没有因GHQ对日军的和平遣散和对天皇的无罪免责而得到有效的解决。美国人的功利性考虑也只好使他们对接下来所发生的大量事实有意视而不见：1960年代近千万人参加的“安保斗争”和时断时续的反美集会，是日本各界的共同行动；GHQ在凸显美国一家对日意义的目的下禁用“大东亚战争”而力倡“太平洋战争”的结果，在使日本人忘掉其在亚洲罪恶的同时，还让他们牢牢地记住了美国人那两次空前绝后的“无差别杀戮”；而日本每年在“珍视和平”名目下一定要举办的“原爆”纪念活动，说到底，也不过是对美国的无声控诉和仇恨记忆的强化装置而已。然而，美国的“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等一系列挑拨东亚各国关系的战略举措，却有效地控制住了日本的反美情绪。至于那些举措能够奏效到几时，美国人对日本社会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规定还能维持多久，却是一个实难逆料的问题。一个人所共见的现象是，在战后日本，一方面是从“道歉反省”到不知“侵略”为何物、从“防卫厅”到“防卫省”、从“保护国民知情权”到《特定秘密保护法》的颁布、从“军人不得干政”到新版《防卫省设置法》正式废除“文官统领”制、从“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到“解禁集体自卫权”等政策和制度的推进，另一方面则是反对战争、捍卫和平宪法的“第九条”保护运动。在日本政治整体发生问题的情况下，“九条会”，无疑是一大弥足珍贵和平主义力量，其行动也是令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人民感动备至的义举。可是，一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九条会的组织方式非常独特。它有异于一般的社会政治团体，没有严格的内部组织形式，也没有为增强团体内在凝聚力而设定的各种规章与制度，只要是支持和赞成宪法第九条的人都可以动员自己身边的同道者组织起来，九个人就可以组织某一地方或某一领域的九条会，再通过各地、各领域的九条会来组织关于宪法第九条的各种学习会、讲演会。”[71]于是，在日本社会中，步步为营的制度推进和可圈可点的信念坚守这两股力量之间，事实上已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失衡格局。当神岛二郎的论著所传递出来的信息让人感到许多日本人在战后的“变”不过是出于隐忍生存甚至是卧薪尝胆之需时，潜伏于该观念下的“不变”和积蓄久矣的逆向能量，将是巨大和恐怖的。日本战败之初，竹内好在对比日中两国接受西方价值和制度的不同表现时曾讲：“转向，是发生在没有抵抗处的现象，它缺乏化外物为自身的欲求。固守自我的事物，是不会改变其方向的，而只能走自己的路……转换（回心）则不同。它看上去像似转向，但方向却相反。如果说，转向是向外的动作，那么，转换却是内向的归趋；转换以保持自身来体现，而转向则以放弃自我为特征；转换以抵抗为媒介，而转向则无需媒介；转换发生的地方不会出现转向，而转向出现的场所也不会有转换发生。转向法则支配下的文化与转换法则支配下的文化，存在着结构上的差异。”简言之，“日本文化就类型学而言是转向型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是转换型文化”。[72]由此反观神岛氏的“不变论”，那么，其所谓“非武装国家”的要求与明治与昭和、战前与战后一以贯之的“单身者本位体制”在社会结构上并不存在矛盾的认识，其实已暴露出美国对日本的改造工作并未触及也无力触及其社会基础这一事实；而所谓“单身者本位体制”乃建立于前近代家族和自然村落解体基础上的说法所构成的事实与理论盲点——军队或企业中并未消亡的、以拟家族和拟村落化的形式转生而来的共同体纽带及其价值本质，还足以让人在不堪回首的历史往事中勾起超时代的连贯兵燹记忆，[73]尽管我们仍愿意对道尔的良好预测乐观其成：“在不久的将来，宪法很有可能被修改，但是其中涉及的问题，仍然可以反映出当今日本民众的政治意识。尽管宪法第九条已经被扭曲变形，以维持‘自卫’能力的名义被不断扩充阐释，但它毕竟仍然作为具有强制效力的不战理想的宣言，与宪法导言中强烈反战的言辞一同留存了下来。”[74]
其次，我们了解那些追责天皇的正义呐喊并誉之为“左翼”，却不太关注其国体否定行为已经发生的两难困局和对华归谬倾向。天皇制，对现代中国人而言，是一个极其陌生的国体。这意味着，我们还需要对其展开深入的现场调查和心理分析。丸山真男的相关研究表明，前近代日本的政治制度，长期呈“祭”“政”分离的“二元”权力结构。这种观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日本历史的某种实际。历史上，日本虽受到过外来势力的威胁，但这种威胁不但极其微弱，而且，因大海的天然阻隔，直到1945年为止，日本还从未有过被外来势力侵略和统治的体验。可当这种原本符合日本自身风土的“二元”体制首次遭遇西方列强的武装压迫和殖民威胁时，日本人却突然发现，面对庞大如清朝的中国都难以抵御的西方力量，倘不思凝聚、一任松散，则不但会重蹈鸦片战争的覆辙，国土不及中国十分之一的日本全土，恐亦将直面被吞噬的命运。“公武合体”“大政奉还”“废藩置县”“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事件和政策的发生与出台，就本质而言乃根源于此。至于所谓面向西方的“文明开化”行动，也与对中国价值期待的整体“幻灭”有关，这一点毋庸讳言。日本要想生存，在强权的新世界规则下就必须“辞旧迎新”，何况，这对于日本打破“华夷秩序”、取代中国的东亚地位而言，又何尝不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是，长期习惯于权威与权力、宗教与行政分家的日本旧有政治，想在一夜之间把全国民心聚合为一，单靠宗教意义上的精神纽带——对天照大神的神道信仰，显然是无法做到的。这就使江户中晚期以来持续受到批判的新儒学体系“朱子学”，突然被派上了用场。他们发现，在继续强化天皇与国民之纵向关系——“神人纽带”的前提下，只有加强横向“人际关系”，才能真正实现日本的内部凝聚，而堪任这一凝聚之功者，却非“忠孝一本”之儒教德目而莫属。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以往不易了然的系列现象：日本近世时期，在看似德川“体制意识形态”的朱子学体系下，幕府却容忍甚至部分地遵循了“古学派”的“天人相分”“政教相分”“圣凡相分”等价值取向。这其中，不能说没有公武分离时代幕藩制度的体制性考量在内——它需要借助这些思想来论证“二元”政治结构而主要是自身存在的政治合理性。可是，当西方势力压来后，“后期水户学”和“萨长土肥”开始走上“尊王攘夷”的皇统独尊道路，而完成“公武合体”“无血开城”和“大政奉还”之历史转折任务的，除了西南诸藩的压力外，还要特别关注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之所以能做到“大政奉还”的重大学术背景：庆喜是水户藩第九代藩主、以力倡儒教道德和尊攘思想而闻名内外的德川齐昭的子嗣，而庆喜自幼所受到的水户学“皇统”教育，则让人无法否认，他所作出的历史性决断其实并不突然。庆喜的行动，有效地排除了明治天皇在“二元”体制和观念结构上的政治·学术障碍，而明治政府对德川遗产的处理方式也十分耐人寻味：“文明开化”，使具有早期近代化倾向的“古学”并未遭到排斥，且通过西周和福泽谕吉的继承获得了近代性转换；而“体制一元”的绝对化要求，又同时复活了与后期水户学关系致密的“儒学”。结果当然是人们所熟知的，除了日本近代化在东亚地区的一枝独秀外，还有日本帝国的对外系列战争直至1945年的收场。从这个意义上说，丸山将近代以来的天皇制国体变化归谬给儒教作用之言说，或许也不乏一定的根据，但如果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否定儒教的全部意义，[75]并且也仅仅因为这一点便连同福泽谕吉一道去厌华、排华、脱亚，甚至不惜拿傲慢的近代性来重新竖立一道与中国之间的“价值隔离墙”，这显然不应是一个战争反省者的应有态度，却很像是连接于“无责任体制”延伸线上的新型“责任外推”。黑住真教授在谈到日本近代儒教时指出：“我们可以把日本近代儒教分为如下三种形态：（1）广义上知性的、道德的、作为文化教养的儒教，（2）参与了民族国家形成和帝国主义的儒教，（3）在学院学术中形成的儒教。”他承认“近代天皇制试图把以权威、权力极度集中于天皇一身的形式来实现立宪”的事实，也注意到“在近代日本，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儒教参与并袒护了近代化中的暴力和帝国主义，它绝不是无垢的’”等说法，但他同时强调，“这里所说的儒教，是指‘某种近代日本儒教’，而并非是近世日本儒教或者日本以外的儒教。但是，当前者（某种近代日本儒教）的印象被投射到后者（近世日本儒教或者日本以外的儒教）时，便滋生了贬低儒教、警戒儒教的倾向”。[76]由于这关联着足以倾动战后日本思想界全体的丸山真男及其系列研究，并且这种研究已衍生出明显的中国轻蔑意识，因此，黑住教授的长视角观察，还具有深中肯綮的意味：“丸山的［原型论］由于被视为‘转向’和‘踅足’，而评价很差。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转向’，而不过是把原本暗伏于《研究》（指《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引者注）中的潜形存在变得表面化了而已”，因为“在《研究》中，有一种面向近代的单线发展史观。这里，只是把西欧和日本捆绑在一起，而中国却未被连接。中国被包裹于停滞论的议论框架里。这种中国停滞论，是包括丸山在内的五十年前的通念。在这里，中国不但被轻视，连最初还有的对中国和亚洲的关心，也消失了。”[77]而部分日本学者对中日问题的学理编织能做到如此细密甚至不乏牵强，或许与他们不了解毛泽东的早年分析有关：毛注意到，“日本有人”喜欢“把政治问题说成是技术问题”。[78]
最后，我们尽可以强化邻交敦睦、中日通谊，甚至为此已做到了忍所难忍和容所难容，却忽略了中方的努力和日方的响应之间，无论在前提还是在程度上均不甚对等或者结构失衡等事实。然而，让日本人难以想象的是，“二战”结束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论日本有过怎样的历史表现，中国领导人仍能以宽阔的胸襟和超然的站位，对日本人民释放过真诚的善意。毛泽东在讲到那场战争时曾对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说：“中国人民同日本大多数人民历来是友好的，战后友好关系还有发展……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关系和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两者是有区别的。”他不但将战争的发动者和普通日本民众作出区别，甚至想主动为日本人民卸去战败后的精神包袱，并忘掉那场战争：“战败了，殖民地都没有了，这对日本有利。日本人民、革命的政党应当了解，这个失败不是耻辱，对垄断资本来说是耻辱，对人民来说是胜利。打败仗是不是好事情，是不是耻辱，你们应当展开争论。有部分人不这样看，认为战败了没有面子，于是他们心中有愧，觉得干了坏事。这是因为他们对垄断资本和人民不加区别，所以得出那样的结论。过去的战争应由垄断资本、军国主义政府负责，而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人民为何要负责？如果说人民要负责，那末大家都来反对日本人民，那还得了！事实上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威胁、欺骗、强迫日本人民去当炮灰的”，[79]“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应该忘记，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记在我们脑子里干什么呢？”[80]毛泽东的上述态度，应来自他宏阔的历史视野、现实高度和阶级意识。1955年10月15日，他在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的谈话中，曾就六点超越性价值，阐述了两国间和平友好的意义：第一，我们都属于有色人种，而有色人种并不低人一等；第二，我们都在搞现代化，发展工业文明，这一点，日本有很多地方比中国高明；第三，有一个国家同时压在中日两国的头上，那就是美国；第四，中日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并不妨害相互间的尊重和友谊；第五，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中日两国应主要关注未来的问题；第六，要把未来的前进目标定在解放、独立、民主、和平友好和人类进步上面。[81]这些由人种平等、工业进步、民族独立、制度超越、未来面向、和平民主和人类进步等价值所构成的系列标准，不但极大地超越了民族主义，而且伴随着毛泽东对1959—1960年代日本国内反“日美安保条约”斗争的有力声援，[82]还使日本人民对新中国的博大气象和正义力量，寄予了强烈的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以至日本民众在反美游行时，竟高高擎起“毛沢東万才（毛泽东万岁）”的标语牌！1970年代以来，随着中、美、日三国的政治和解，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逐渐被淡化，各国人民之间的往来也越发频密。但是，1990年代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近十年来，中日间的误解越发深重，两国关系甚至被世界舆论夸大成战后以来最糟糕状态！然而，面对日本政界的极度不负责任给中日关系所造成的巨大损伤，中国政府却始终将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在第一位，不但出色地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和田中角荣、村山富市等老一辈政治家所创下的中日友好基业，且能在如此紧张的两国关系中步伐稳健，言行举止足令日本朝野和国际社会仰视。2015年3月3日上午，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受邀在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以《日中关系：公共外交的重要性》为题做了专题报告。高原明生说，日中间误会的例子很多，例如日本民众认为“习近平一直对日本强硬”，但是习总书记于去年12月13日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曾讲话称：“我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高原明生表示，习总书记的这段讲话对中日关系来说，是一段非常积极的话，但是很多日本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83]
这意味着，在“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东亚世界中，在超越性的价值已变得越发稀薄的情况下，中国人的和平主义传统和国际主义优长，其实更需要来自周边国家的呵护和鼓励，而不是刺激和贬损。日本学界最近有极端舆论称：当代中国是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混合体。[84]问题是，把这一曾经在明治—昭和期集中出现于日本的污泥浊水不负责任地泼向中国的行为，是否暗含某种希望中国也和当年日本一样发动一场对外战争呢？历史学家郭廷以曾讲：“如果就相交之道来论，中国绝无负于日本，日本大有愧于中国。八十年前的两千年，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甚大，八十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中国者独深。”[85]这意味着，如果蒙受过如斯大灾难的国家到头来不但连句“侵略”和“谢罪”之类的道歉话都听不到，还要无端受辱、横遭诟病，那么，国际社会将不知依据何等指标去预测中国民众不计前嫌的宽容之心，还能够坚持多久。但有一点，即当我们回首外籍华人雪珥所提出的问题时却必须思考：在一个经年对外侵略的战败国家最需要也最应该形成正确历史观的关键时期，日本为什么反而会选择一条不惜与中国和亚洲被害国为敌的“险途”呢？如果可以尝试性给出回答，那么我以为，战后70年来，日本无论有过怎样集团性的忏悔“转向”和学术上的思想“反省”，都未尝完成过政治上的价值“转换”。它决定于日本人念兹在兹的“近代优越”意识和前赴后继的“正常国家”追求，也决定了其扭曲的战争观念和错误的历史认知。其不断制造中日摩擦、以所谓“中国威胁”来利用和倒逼美国对己松绑并试图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的思想和行动，不但使“左翼”“右翼”等国际社会的对日观察标准屡遭颠覆，也使亚太地区被再度置身于险象环生的危笃境地。
[1] 作者简介：韩东育，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
[2] 参见（清）黄遵宪《近代爱国志士歌》，氏著《人境庐诗草》，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9页。
[3] 参见雪珥《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自序，文汇出版社2009年版。
[4] 参见约翰·W.道尔（John W.Dower）《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序言，胡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页。
[5] 参见朱云影《日本必败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0年版。
[6] 参见约翰·W.道尔（John W.Dower）《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26页。
[7] 分别参见《朝日新闻》，1945年8月27日、9月6日。
[8] 参见约翰·W.道尔（John W.Dower）《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序言，第6页。
[9] 参见约翰·W.道尔（John W.Dower）《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36、206—208页。又，袖井林二郎『拝啓マッカーサー元帥様：占領下の日本人の手紙』、第一章、岩波書店（岩波現代文庫）、2002年。
[10] 参见约翰·W.道尔（John W.Dower）《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208—209页。“悔恨共同体”的说法，最早出自1977年10月丸山发表于《学士会会报》（特别号）上《近代日本的知识人》一文中，意为：值此战争甫毕之际，日本的知识人，应通过各自立场和不同领域，就迄今自身的存在方式是否正确以及如何从根本上反省过去等问题，进行集体省思，以结成“自我批判”的学术共同体。丸山真男『近代日本の知識人』、『丸山真男集』第10巻（1972—1978）、岩波書店、1996年、第254頁。
[11] 参见约翰·W.道尔（John W.Dower）《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472—473页。
[12] 参见丸山真男、福田歓一『南原繁の回顧録』、岩波書店、1984年。
[13] 参见约翰·W.道尔（John W.Dower）《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94页。
[14] 参见约翰·W.道尔（John W.Dower）《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195、178页。
[15] 同上书，第195—197页。
[16] 参见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69、177、170、191页。
[17] 参见约翰·W.道尔（John W.Dower）《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196页。
[18] 参见U.S.Senate，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May1951，Part1。
[19] 参见講談社編集『昭和：二万日の全記録』第9巻（昭和25—27年）、講談社、1989年、第142—146頁。
[20] 参见鈴木昭典『日本国憲法を生んだ密室の九日間』、創元社、1995年、第294頁。
[21] 参见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第201页。
[22] 参见韩东育《日本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1592—1945）》，《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23] 参见丸山真男『戦争責任論の盲点』、『丸山真男集』第六巻、岩波書店、1995年、第160頁。
[24] 参见约翰·W.道尔（John W.Dower）《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87、11页。
[25] 参见松本健一『丸山真男：八·一五革命伝説』、勁草書房、2008年、第126—127頁。
[26] 参见焦兵《访韩东育：拨开近现代日本对外战争的迷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6日。
[27] 参见吉田裕『占領期における戦争責任論』、『一橋論叢』第105巻第2号、1991年2月，第134頁。
[28] 参见约翰·W.道尔（John W.Dower）《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492—493页。
[29] 参见巣鴨遺書編纂会編『世紀の遺書』、巣鴨遺書編纂会、1953年、第683—685頁。又，［美］ 约翰·W.道尔（John W.Dower）《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497、493、501、495页。
[30] 参见竹内好『中国文学の廃刊と私』、《竹内好全集》第14巻、筑摩書房、1981年、第455頁（译文参见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6页注①）。
[31] 参见Olson，Lawrence1992，Ambivalent Modern Portraits of Japanese Cultural Identity，Lanham MD：Rowman ＆ Littefield Publishers，Inc.，p.65。又，诸葛蔚东《战后日本知识共同体的流变》，《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
[32] 参见竹内好『魯迅』、未来社、1961年；『中国の近代と日本の近代―魯迅を手がかりとして』、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編『東洋文化講座』第三巻『東洋的社会倫理の性格』、白日書院、1948年。
[33] 参见竹内好『近代の超克』、近代日本思想史講座7『近代化と伝統』、筑摩書房、1959年、第253頁。
[34] 参见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注1、第41页。
[35] 参见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第11頁；又，沟口雄三《历史认识问题是什么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全球化下的中国与日本：海内外学者的多元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36] 参见沟口雄三、陈光星、孙歌《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读书》2001年第5期。
[37] 同上。
[38] 参见沟口雄三、陈光星、孙歌《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读书》2001年第5期。
[39] 参见沟口雄三《历史认识问题是什么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全球化下的中国与日本：海内外学者的多元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40] 参见纐纈厚『日本はなぜ戦争をや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か：中心軸なき国家の矛盾』、社会評論社、2014年、第200—201頁。
[41] 参见神島二郎『現代日本の精神構造』、『戦後日本の精神史』所収、岩波書店、2001年、第25頁。
[42] 参见神島二郎『現代日本の精神構造』、『戦後日本の精神史』所収、岩波書店、2001年、38—43頁。
[43] Tetsuo Najita教授指出，就事实而言，日本人富于技术天赋的创造性活动，并不是美国人强加给他们的能力，同时，作为实现创造之策略的民主主义价值，也并非由坚守近代化论的美国社会科学者出于扩大美国权益的单纯目的就可以高扬于日本的意识形态。这一切的核心，其实均来自明治启蒙主义自身。参见Tetsuo Najita『戦後日本における社会科学と人間の挑戦』、『戦後日本の精神史』所収、岩波書店、2001年，第19—20頁。
[44] 参见丸山真男『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増補版）、未来社、2004年、第26—28頁。
[45] 参见丸山真男『戦争責任論の盲点』、『丸山真男集』第6巻、岩波書店、1995年、第159—163頁。
[46] 参见丸山真男『原型·古層·執拗低音』、『丸山真男集』第12巻、岩波書店、1996年、第117頁。
[47] 参见韩东育《丸山真男“原型论”考辨》，《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
[48] 参见水林彪『丸山古代思想史をめぐって』、『日本思想史学』第32号、日本思想史学会、2000年。
[49] 参见丸山真男『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増補版）、未来社、2004年、第11—28頁。
[50] 参见丸山真男『軍国支配者の精神形態』、『丸山真男集』第4巻、岩波書店1995年、第97—142頁。
[51] 参见丸山真男『政治的諸観念の原型』、『丸山真男講義録』第7冊，東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第114—115頁。
[52] 参见丸山真男『近世儒教の思想的地位と政治的諸観念』、『丸山真男講義録』第7冊、東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第251頁。
[53] 参见丸山真男『戦争責任について』、『丸山真男集』第16巻、岩波書店、1996年、第327—328頁。
[54] 参见鵜沼裕子『国民道徳論をめぐる論争』、今井淳·小澤富夫編『日本思想論争史』、ぺりかん社、1979年、第356頁。
[55] 参见丸山真男『ある日の津田博士と私』、『丸山真男集』第九巻、岩波書店、1996年、第121—130頁。
[56] 参见丸山真男『丸山真男書簡集』1（1940—1973）、みすず書房、2004年、第3—4頁。
[57] 参见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第3頁。
[58] 参见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第130頁。
[59] 参见荻生徂徠『弁道』、『弁名』、日本思想大系36『荻生徂徠』、岩波書店、1973年；本居宣長『直毘霊』、野口武彦編注『宣長選集』、筑摩書房、1986年。本居宣長『源氏物語玉の小櫛』二の巻、『本居宣長全集』第七巻、吉川弘文館、1927年、第515—518、529頁。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页。
[60] 参见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講義録』第7冊、第224頁。
[61] 参见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第25—26、30頁。
[62] 参见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67—378页。
[63] 参见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一章第二、三、四節、東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又，津田左右吉『神道及び國学に於いて』、『支那思想と日本』、岩波書店（岩波新書）、1938年、第53—77頁。又『原型·古層·執拗低音』、『丸山真男集』第十二巻、岩波書店、1996年、第149—150頁。又『丸山真男講義録』第七冊第一章第二節、第四冊第一章第一節、東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
[64] 参见丸山真男『日本近代のディレンマ』、『丸山真男集』第13巻、岩波書店、1996年、第54—55頁。
[65] 参见丸山真男『戦争責任について』、『丸山真男集』第16巻、岩波書店、1996年、第323—333頁。
[66] 加藤周一说：“在十五年战争中，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参见加藤周一『日本社会·文化の基本的特徴』、『日本文化のかくれた形』、岩波書店（岩波現代文庫）、2004年、第26—27頁。
[67] 参见刘晓峰《“平成日本学”初探》，《日本学刊》2015年第2期。
[68] 参见毛里和子《重建中日关系》，《日本学刊》2013年第4期。
[69] 直到1945年9月2日，日本的兵力还有“六百九十三万八千人，是由一百五十四个陆军师、一百三十六个旅和二十个重要的海军部队单位组成的”。“一些盟国特别是俄国人和英国人颇为强烈地要求把他（指天皇——引者注）列为战犯”，“我由于认识到这种不公正的行动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就对这种做法加以坚决的抵制。当华盛顿有点转向英国的观点时，我就提出要采取这一行动至少需要一百万人的援军。我认为如果天皇作为战犯受到控告或被绞死，那么整个日本就必须建立军事管制政府，而很可能爆发游击战争。天皇的名字从战犯名单上勾销了”。参见［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麦克阿瑟回忆录》，第180、183页。
[70] 参见约翰·W.道尔（John W.Dower）《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551页。
[71] 参见刘晓峰《“平成日本学”初探》，《日本学刊》2015年第2期。当然，“九条会”所采取的运动方式，起到了或试图起到在日本现有政党政治框架中在野党无法或无力起到的作用。7月16日日本国会众议院强行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案》后，日本东京和全国地方都市，均爆发了规模不等的民众示威游行。全国民调显示，7月17日、18日，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为35%，不支持率达51%，首次超过半数（《每日新闻》）；18日、19日，内阁的支持率为37%，不支持率为46%（《朝日新闻》）；18日、19日，内阁的支持率为39.3%，不支持率为52.6%（《产经新闻》）。安倍内阁的支持率，显然已降至组阁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同“九条会”相互呼应的日本宪法学界及其他领域的上万名学者，还纷纷仗义执言，对安倍内阁强行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案》，明确给予了“违宪”定性。8月7日，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投书日本《文艺春秋》《读卖新闻》等多家媒体，称日本在过去那场大战中的行为是“明白无误的侵略”。对于安倍即将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中曾根强调：“应该带着勇气与谦虚的态度正视自身历史中负面的部分。牢记从中汲取的教训，引领国家是现代政治家的责任和义务。”中曾根将过去的那场战争称为“轻率的战争”，“尤其严重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关于改善与中韩等国的关系，中曾根警告说：“应该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历史问题上的摩擦，在坦率反省过去的同时应该谨言慎行。”他说：“一个民族受到的伤害，即使历经三代人上百年的时间也不会消除。”8月11日，一个由日本老记者组成的团体公开了前首相细川护熙、羽田孜、村山富市、鸠山由纪夫、菅直人反对安倍修改“集体自卫权”的共同意见。日本《每日新闻》8月30日的报道称，5位日本前首相批评安倍无视国民、破坏日本立宪主义，要求立即撤回安保法案。另据8月30日《朝日新闻》报道，当日下午，有12万人围聚日本国会议事堂，坚决反对政府欲强行通过的安保关联法案。参加者包括20世纪的战争体验者、60年代反安保运动人士和各校大学生，抗议浪潮再度席卷了全国各地。日本国内的抗议行动和反对声音，适足令东亚各国特别是被害国人民感动不已。但上述行动能否真正影响到国会参议院的终审意见并最终推翻之，还需要学界的密切关注和审慎观察。
[72] 参见竹内好『中国の近代と日本の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所収、筑摩書房（ちくま学芸文庫）、1993年、第47—48頁。
[73] 参见韩东育《日本对外战争的隐秘逻辑（1592—1945）》，《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74] 参见约翰·W.道尔（John W.Dower）《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550页。
[75] 参见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講義録』第7冊、東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第242—248頁。
[76] 参见黑住真《近代化经验与东亚儒教：以日本为例》，香港：《二十一世纪》2004年12月号。
[77] 参见黒住真『日本思想とその研究：中国認識をめぐって』、『中国—社会と文化』第11号、1996年6月。
[78] 参见毛泽东《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27页。
[79] 参见毛泽东《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56—460页。
[80] 参见毛泽东《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26页。
[81] 同上书，第219—224页。
[82] 毛泽东对日本友人讲：“很高兴看到日本人民进行着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反对垄断资本压迫的斗争。日本人民反美日‘安全条约’和反政治暴力行动法的斗争，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地发展，真令人高兴。……日本人民大胆起来了，不怕鬼了，就是说，不怕美帝国主义这个鬼了，不怕岸信介这个鬼了，不怕池田这个鬼了，日本人民的斗争信心加强了。我们出了一个书叫《不怕鬼的故事》。（面向廖承志）有没有日文的？送他们每人一本。”参见毛泽东《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89页。
[83] 参见人民网—日本频道，http://japan.people.com.cn/n/2015/0305/c35469-26641394.html。
[84] 参见西岡力、島田洋一、江崎道朗『歴史の大転換：戦後70年から100年冷戦へ』、『正論』総力特集『戦後に終止符を』、産経新聞社、2015年5月号、第86—104頁。
[85] 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的变局》，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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