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年的轨迹

从二战结束至今，日本精英对美国的认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从二战结束到1960年“安保斗争”，以“吉田主义”为代表的亲美路线与以“和平主义”为旗帜的反美路线尖锐对立；第二阶段是从“安保斗争”之后到冷战结束，随着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者在日本知识界、舆论界的崛起，肯定日美同盟的主张逐渐成为主流；第三阶段是从冷战结束至今，要求强化日美同盟、扩大日本军事角色的声音日渐凸显，对日本当前的战略转型起了关键作用。^[4]从演变的趋势看，亲美一直是日本官方的基本路线；而反美在日本的知识精英中曾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但逐渐被支持日美同盟的声音所取代。

不论是亲美还是反美，都并非铁板一块。亲美的思想中始终包含了对美国的不满和失望，而反美的思想中也不乏对美国的尊崇和期待。亲美路线和反美路线虽曾激烈对抗，但两者之间也存在共存甚至融合的情况。以下按照上述三个阶段的划分对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对美国的认知作简要的梳理和分析。

众所周知，以重经济、轻武装、对美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吉田路线在二战以后长期主导了日本的国家战略。这一路线并非二战后首创，而是延续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经济外交思想。日本学者井上寿一从外务省特别调查委员会1946年整理的《日本经济重建的基本问题》报告书和外务省调查局对美国的调查研究等史料中发现：日本对战后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是，20年代形成的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网络将全面展开，30年代开始兴起的经济区域主义也将重新建设；基于这一判断，战后日本的外交应以日美经济关系为基础，同时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网络中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参与构筑亚洲区域主义。这一构想体现了与战前的连续性，所不同的是美国的重要性显著提升了。外务省经过调查认为，美国经济对战后日本的生存至关重要，优先于亚洲区域主义；但战后美国对亚洲经济的参与和援助力度有限，令日本感到不安。可见，当时的日本是从经济逻辑出发对战后国际秩序作了构想，正是这种经济理性主义奠定了亲美路线的思想基础。^[5]

然而，即便是像吉田茂那样的亲美派，对美国的认识也包含两重性。一方面，屈辱的被占领体验是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不甘于战败者的身份，始终对美国抱有反抗的情绪。另一方面，美国在战后虽然大力扶持日本经济，还让日本从朝鲜战争的“特需”中受益，但美国主导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阻断了日本的经济外交构想。在冷战的背景下，日本仍然希望超越政治体制的差异构筑自身的对外经济网络，却一直受到美国的压制。因此，在亲美派的心中，也长期郁积了对美国的不满和自主外交的意向。

当然，吉田的亲美路线毕竟造成了日本在安全和经济上都依附于美国的事实，这自然会刺激日本人的民族情绪。在战后日本，与吉田的亲美路线并存的是分别来自右派和左派的反美主义。^[6]右派的反美主义建基于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不满于日本对美国的屈从，认为日本应该修改宪法，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乃至大国推行自主外交，其极端表现是主张日本拥有核武器，实现自主防卫，被称为日本版的“戴高乐主义”。这种主张虽然在日本长期存在，还不时发出一些引人注意的刺耳声音，但是由于在日本国内外都很不受欢迎，特别是受到日本民意的拒斥，因而未能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政策选择，一直处于边缘地位。

与右派反美主义不同的是，左派的反美主义在战后日本的精英舆论中曾长期占有主流地位，作为在野思想的代表与在朝的吉田路线相对抗，在政治上表现为革新阵营和保守阵营之间的对立。革新派站在“和平主义”的立场上对美国的冷战政策及日本政府的亲美立场展开严厉批判，主张用非武装中立路线取代日美同盟。这一派思想之所以在日本民众中拥有广泛影响力，原因在于日本民众自身的战争体验，在他们心中，对以往战争的极端厌恶转化为对美国军事政策的激烈反对。他们感到，美军基地和日美同盟的存在会把日本卷入危险的战争，这比起苏联、中国和朝鲜的军事力量来，是更切实的威胁。这种反美主义虽然从未成功地变为日本官方的政策，但在战后日本掀起了反基地、反核、反越战等一轮又一轮的社会政治运动，直到反对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构成了日本人反对好战的美国的思想底色。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派主张的出发点是日本宪法中的和平、民主思想，而这一宪法正是在占领时期由美国主导制定的。所以，战后日本的革新派虽然一方面激烈批判美国的冷战战略，但另一方面又对美国的理想主义心怀景仰。

上述保守派的亲美路线和革新派的反美路线在战后初期尖锐对立，到1960年“安保斗争”时达到顶点。但是，两者之间并非没有共通之处。吉田茂虽然坚持日美安保体制，但不愿意让日本卷入美苏之间的对抗，而革新派反对日美安保的理由也是拒绝被美国卷入冷战。在现实中，吉田茂恰恰是利用了宪法第九条作为挡箭牌，抵制来自美国的再军备压力。因此，在与美国的冷战战略保持距离这一点上，吉田茂和革新派实际上站在了同一立场上，这为两者日后的融合埋下了伏笔。

1960年“安保斗争”后，日本从政治的季节转入经济的季节。池田勇人任首相后，在政治上采取低姿态，回避宪法论争，转而提出收入倍增计划。佐藤荣作在上台后不久就否定了修宪的可能，使保守阵营中的修宪主张沉寂下去。对于日美安保，保守派开始强调其经济效用，即美国的安全保护让日本得以坚持轻武装、重经济的路线；对于宪法第九条，保守派感到既可用其抵挡美国的再军备压力，又可用其争取国内舆论的支持。在民意层面，60年代中期以后，宪法第九条和日美安保也同时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其国际背景是，美苏关系转入和平共存以及缓和的时期，这使得日美安保的军事色彩暂时淡化了。由此，在政治精英的经济理性主义和普通民众的反战和平主义之间形成了某种默契，吉田路线不仅成为政界、也成为民间的共识。有学者将宪法第九条和日美安保之间形成的这种“融合”称为“九条=安保体制”。^[7]

在此背景下，作为吉田路线理论支持的现实主义开始在日本舆论界崭露头角。以高坂正尧、永井阳之助等国际政治学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理论家既批评左派的和平主义过于理想化，又对右派的“戴高乐主义”保持警惕。他们不再拘泥于亲美与反美的路线之争，而是一方面主张把日美同盟作为日本外交的基轴；另一方面指出美国的行为可能损及日本的国家利益，而且长久依赖美国会导致日本人自立心的消退，因而提出逐渐变革日美同盟的倡议。^[8]

现实主义者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维持日美合作的前提下追求日本自身的行动自由。为此，他们提出了促进东亚局势缓和、在此基础上让美军基地撤出日本、探索日美同盟之外的安保体制以及推动日美安保向有事驻留转变等一系列政策建议。针对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高坂正尧强烈要求日本政府作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决断。他认为这么做虽然会多少伤及日美合作，但日本还是可以通过努力确保日美关系免受严重的破坏。面对美苏缓和的新形势，永井阳之助指出，以往日本因被纳入西方阵营而在外交上受到约束，但也能利用自身的战略位置从美国获得不少让步；然而，这种策略将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美苏走向缓和而逐渐失效。面对中美和解这一外交冲击，高坂正尧提出，必须摆脱日本对美国的依赖，走“外交多边化”的道路。^[9]

在冷战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形势下，现实主义者认为，日本一方面要应对美国从亚洲撤退可能带来的对日军事要求的增加，另一方面要防止伴随核武装论的自主防卫论在日本国内抬头。他们的担忧和思考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日本政府的政策，具体包括：日本在冲绳返还问题上的立场，无核三原则和武器出口三原则的提出，1976年《防卫大纲》的制定，以及把防卫开支限制在国民生产总值1%以内等。^[10]

然而，正当现实主义在日本知识界和舆论界获得广泛支持，并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主流理论的时候，其内部却开始出现分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苏关系由缓和转入新冷战，日美安保的军事色彩再次凸显出来。在这一背景下，以永井阳之助为代表的政治现实主义与以冈崎久彦为代表的军事现实主义展开了争论。前者主张继续抵制美国的军事要求，坚持吉田主义的轻武装路线；后者主张配合美国的新冷战战略，用军事手段对抗苏联威胁。^[11]现实主义的这一变化同样也反映在这一时期日本政府的部分政策中，如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制定，日本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决定向美国提供武器，参加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战略防务倡议，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简称SDI）的研究，防卫预算一度突破国民生产总值1%的上限等。^[12]

值得注意的是，军事现实主义的兴起改变了现实主义的对美态度。^[13]本来现实主义者对美国的政策是既有追随又有批评的。但军事现实主义却明显淡化了对美批评的一面，他们几乎不质疑美国政策的正确性，而是专注于如何强化日美军事合作，以此追求他们想象中的所谓日美同盟的“对称性”。如日本学者丰下樽彦所指出的，即便如高坂正尧那样对美国的冷战战略持有疑问的现实主义者，最终也越来越倾向军事现实主义的逻辑。在丰下看来，由于日本一直未能推进高坂主张的“外交多边化”，特别是一直未能与亚洲国家建立起信任关系，因而难以确立真正自主的外交，最终陷入对美国的“无止境的依存关系”。^[14]

冷战的结束从根本上动摇了吉田路线的政治和战略基础。在苏联解体、日美贸易摩擦、海湾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下，日美同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陷入“漂流”状态。在日本国内，随着“五五年体制”的终结，也出现了重新思考日本外交安全政策的动向。1994年，首相咨询机构“防卫问题恳谈会”提交了题为《日本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的应循状态》的报告（又称“樋口报告”）。该报告在讨论次序上将多边安全合作置于强化日美安全关系之前，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担忧。美国政府很快启动了调整东亚战略的进程，并通过1996年的《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和1997年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完成了美日同盟的重新定义，明确了美日在“周边事态”下实施安全合作的具体项目。^[15]“9·11”以后，日美之间进一步加强了军事合作，日本自卫队先是赴印度洋参与阿富汗战争的供油活动，后又赴伊拉克参加战后重建。近年来，日本政府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制定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扩展和加强了日本在同盟中的军事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日美同盟的实施范围从冷战时期的主要限于日本，逐渐扩大到日本周边乃至全球。对此，日本的政治和知识精英在总体上采取了支持和配合的态度。这使得日本在同盟中的角色从不情愿变成积极主动。日本一方面加速了迈向正常国家的步伐；另一方面也满足了“9·11”以后美国对同盟互惠性的要求。但也有一些日本人担心，美国会因为实力相对下降或倾向孤立主义而减弱对日本的安全承诺。^[16]

对于这一变化，美国学者理查德·萨缪尔斯（Richard Samuels）用是否支持日美同盟和是否支持使用武力两个基准，将日本政治和知识精英的战略思想分成四大类型，分别是自主防卫论、正常国家论、和平主义和中等强国论。在他看来，既支持日美同盟，又支持使用武力的正常国家论已经成为主流。而在正常国家论中，近年来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试图摆脱战后体制的修正主义者正通过对政权的掌控，竭力把他们的主张变成日本的国家战略。^[17]《日本经济新闻》的编辑局长春原刚也曾认为，日本的上述变化一方面可以归因于朝鲜核危机和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冲击等外部因素，另一方面也来源于日本国内新民族主义的崛起和日本人希望成为美国平等伙伴的愿望。他用对待民族主义和日美同盟的态度为标准，将这一时期日本的战略思想分成六大类，分别是：亲美现实主义、激进的亲美民族主义、温和的亲美民族主义、温和的反美民族主义、激进的反美民族主义和反美自由主义。他发现，新一代政治精英中的大多数都来自四种民族主义之一，主要的路线之争是在亲美民族主义和反美民族主义之间，而坚持吉田路线的亲美现实主义和继承和平主义的反美自由主义已经式微。^[18]

从现实政治的发展看，以鸠山由纪夫、小泽一郎为代表的温和的反美民族主义曾一度掌权，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激进的反美民族主义也曾掀起政治风浪，但实际主导日本政策的是以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麻生太郎为代表的激进的亲美民族主义。

对这种基于民族主义的战略倾向，《朝日新闻》的主笔船桥洋一曾提出过警告，认为其民族主义的矛头也会指向美国，或者为了避免指向美国而转向中国。^[19]还有提倡现实主义的日本学者指出，对美一边倒让日本的外交变得狭隘，让现实主义蜕变为“与强者为伍”（bandwagon），造成对中、韩、朝等亚洲邻国的态度强硬，这反而会让日本失去自主选择的空间。^[20]然而，这些批评意见都未能有效地影响日本政府的政策。

总的来说，二战后日本对美国的态度，从基于意识形态的争论，转变为围绕政策的争论，近来又转变为包含民族情绪的争论。具体表现为：和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政治现实主义与军事现实主义之争，以及亲美民族主义与反美民族主义之争。在这一过程中，能否与民族主义思潮相结合，是各种主张能否得到广泛支持的决定性因素。回顾上述三个历史阶段可以发现，正是反战和平、经济增长以及正常国家，分别构成了战后至50年代、60—80年代以及冷战结束以来的20多年里日本民族主义的主旋律。

当前，尽管在日本民众中仍然存在维持现状的心理和对吉田路线的潜在支持，但日本的精英正朝着亲美民族主义的军事路线一步步推进，并寻找机会改变民意。下文将聚焦于近年来日本对美国认知的变化，以日本专家学者的观点为主要关注对象，对日本战略转型的动因和走向作更进一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