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梁启超年前后思想变化轨迹及其原因的研究

在当今对梁启超思想综合研究成果如此之多的背景下，对于1900年前后梁启超思想演变轨迹的专门研究却显得十分单薄，特别是其思想变化的成因，大部分研究者仅一笔带过，或者稍作简单分析。在现有研究成果中，对梁启超学术或政治思想中某一个或几个变化，分析成因的成果是有的，但总体来看，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成因的分析不够细致，仅注意到其中的个别影响因素；二是对1900年前后梁启超思想变化的表现，总结得不够全面。

接下来，对涉及到1900年前后梁启超思想变化的研究成果稍作介绍分析。

学者张朋园长期致力于梁启超的研究，他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成书于1964年，此书目的在于“说明任公在清末18年间的行谊，由求变的思想以至于与革命运动的合离，并在合离的运动中检讨其对于清季革命的影响与得失”，^[7]通过对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之后流亡日本前期思想的考察，得出结论：梁启超是“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张朋园先生的这部著作，是目前为止，对梁启超“改良——革命——回归改良”这个思想变化历程研究得最为详尽的一部专著，全书共九章，引用材料大多为《饮冰室合集》以及在合集中未收录梁启超发表于报刊杂志的著作，史料详实可信。尽管这本书距初版已近四十年，但可以说，张朋园先生以极为开阔的视野对梁启超的革命言行作如此细致的研究，为学界对梁启超思想的深入研究树立了新风，更为本文的写作起到了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吴廷嘉、沈大德合著的《梁启超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中认为，梁启超性格的善变，有某种投机色彩，但他却不是一个善变分子，梁启超善变中始终不变的东西，是他的爱国主义和维新立宪思想。因此，从人格的角度攻击和否定梁启超的理由是不成立的，更不能因此否定他的学术成果。同时梁启超的善变还与时局的变化和他本人超乎寻常的敏锐性有关。以往研究者们对梁启超思想的肯定，只限于戊戌变法的短暂时期，对流亡日本之后的学术和思想评价都未能全面地剖析，作者从肯定的角度对梁启超的学术生涯进行系统地研究，并进行深入的阐发，是十分值得借鉴的。

一些研究者在探讨梁启超多变的原因时，往往从梁启超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和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去寻找答案，李喜所、元青于2010年完成的《梁启超传》这部著作认为，梁启超思想多变的原因是和他追求的改良主义始终不变有因果关系的。梁启超一生追求的政治目标是：“通过改良的方法，设议院，开国会，建立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8]在实现这个目标前他认为需要经历开明专制。作为改良主义者，梁启超一方面要突破旧制度、建立新的体制，另一方面又要保留传统、维护旧政权，因而在对政体的选择上梁启超表现得摇摆不定。与李喜所、元青观点相近的学者还有耿云志、崔志海，他们在2008年出版的《梁启超》这本书中，认为梁启超即使在思想最激烈的时期，在他所宣传的自由、民权、独立、自尊这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中，都蕴含着思想根柢里的保守主义倾向，因而他在对待中西文化时，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调和的立场，既不全盘排斥传统文化，也不是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而是对两者的一个综合选择。这一评价是十分客观的。

除了上述几部著作，能够将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思想的发展轨迹置于日本东学影响背景下进行研究的专著是非常少的，由郑匡民著、上海书店于2009年出版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倍受关注。郑匡民曾经留学日本八年，这本书是他博士后研究的成果，其学术根柢正如耿云志在为其写的序言中所说，既要对“梁启超及其所依托的中国思想学术背景有较深入的了解”，又要对“明治时期的日本思想学术背景有较深入的了解”。在该书中，郑匡民围绕梁启超启蒙思想这一主题，不仅对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的启蒙思想、中江兆民的日本民权思想、高田早苗与浮田和民的日本国家主义思潮、平田东助与平塚定二郎的国家有机体论等，对梁启超产生的影响作了各种角度的检验和说明，还清晰地分析了梁启超从这些思想中“接受了什么而又拒绝了什么”，^[9]因而不可不说，这本书是目前关于此课题研究比较具体也是比较可信的研究成果。

从日本启蒙思想这个视角阐述梁启超思想形成，在一些相关著作中，也有所涉及。如蒋广学，何卫东著的《梁启超评传》，于2005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书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可以说是一部梁启超的思想史，书中从梁启超青少年时代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到主张“政体进化”与革命派发生冲突再到要求人们以“吾先哲”的人生哲学来拯求被科学“异化”了的世界，从其思想的变化透视梁启超学术思想的本质，反映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缩影。书中第三章“梁启超对西方近代自由观的认同”，将日本维新学者对梁启超的影响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作者认为，梁启超到达日本后，福泽谕吉、中村正直、加藤弘之、中江兆民、深山虎太郎等人介绍的西学给了他全新的眼界，思想发生急速的变化，最终形成了“以养成个人自由意志为起点，以推动强国意志的形成和国家民主制度的发展为中介，最后归于每一个公民的自由思想发展”的全新自由观。^[10]同大多数研究者一样，《梁启超评传》注意到自由观念的形成是梁启超新民思想产生的重要原因，但从日本维新思想家的角度来论证梁启超自由观念的形成过程，却恰恰是其他著作中忽略的一个方面。在袁咏红于2011出版的《梁启超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中，以“梁启超对日本启蒙思想家的认识”为目，也以福泽谕吉和加藤弘之为例，约略论述了日本启蒙思想家对梁启超产生的影响，不同的是，袁咏红注重从梁启超对这些启蒙思想的接受过程来论证，如介绍加藤弘之时，作者认为梁启超最初对加藤弘之的学说是有所保留的，担心其理论与中国的国情不合，但1903年访美归来后完全抛弃了卢梭学说，转而“大力提倡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并以伯伦知理为桥梁，完全接受了加藤弘之”。^[11]

尽管关于1900年前后梁启超善变思想及成因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很少或几乎没有，但学界不乏此类论文成果相继出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近二十年来，以此为主题的相关论文120余篇，现将主要成果进行简要梳理。

近年来，学术界对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宪政思想的关注较多，主要围绕梁启超与革命派的交往、康梁的第一次争论以及1903年后梁启超重新回归立宪政营的成因等问题，进行论述。有学者认为，在梁启超不断转变的宪政思想中，始终坚持三条不变的原则：反对封建专制、坚持民主宪政；始终坚持渐进、改良的变革道路；对国民性改造的不懈追求。治学态度和理论源流是其宪政思想改变的主观原因，清末风云变幻的政治环境和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是这种改变的客观原因，变与不变“反映了梁启超在寻求救亡图存之路上的因时循势，折射出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宪政问题的理性思考，恰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梁启超。”^[12]还有学者认为，1903年前后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的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1903年初梁启超对美洲进行考察时，对美国的政治制度作了认真的观察和思考，他对美国政党分赃式的选举制十分失望，同时认识到美国的政治特色是共和政体能够持久的原因，中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而民主共和制不适合中国。二是梁启超的政治信仰和政体主张前后发生变化，由维新变法时期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主权在民说，转变为伯伦知理的国家理论，新的国家理论的形成使他放弃了革命与共和。三是流亡日本后，梁启超逐渐加深了对国民改造艰巨性的认识，意识到中国人尚不具备实行民主制度的资格；四是来自康有为的压力使他最终放弃了革命思想。^[13]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特别是戊戌维新运动后思想的转变，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值得关注的问题，两位作者能够在一篇文章中将如此复杂的问题作了相对全面的分析，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针对研究者多把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梁合作归结为政见上的统一，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康梁早期政见上的统一，只是改良主张上的统一，他们对改良的途径事实上存在不同的选择，康有为认为改良必须在保持君主政体的前提下进行，梁启超则认为只要能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采用何种政体并不重要。^[14]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不久，康有为和梁启超围绕是否尊孔保教的问题产生了分歧，从而导致康梁学术上的分途。

《梁启超与康有为的第一次论争》中认为，梁启超反对尊孔保教从甲午战争后就已经开始，直至1902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公开与康有为在学术上的分歧，他“不遗余力地反对尊孔保教，表明他与正统儒学的决裂”，标志着“他在政治和学术方面，都很清楚地指出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新方向：破除迷信，崇尚科学”。^[15]《梁启超对康有为的师从与叛逆》认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前，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都受到康有为的很大影响，二人仅在对封建专制的看法上、对大同小康的态度上存在少许非原则性分歧，但变法失败后，由于梁启超能够虚心学习西方文化，思想上的进步已经超过了康有为，故而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16]两篇文章的作者都长期致力于梁启超的研究，二人均以学术为切入点，着眼于梁启超对康有为学术的师承和批判，相对于康有为的思想停滞保守，肯定了梁启超对西方启蒙思想的接受了选择。还有学者认为，放弃保教思想是梁启超在思想上对康有为的第二次突破，从而确立了他作为本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但在肯定梁启超思想进步的同时，二人却认为梁启超不像康有为那样具有一套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因此容易接受新思想，但也容易发生动摇。^[17]

从阳明学的角度对梁启超从公德向私德的转变作出解释的文章也在逐渐增多，在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陆王心学在梁启超从公德到私德的转化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其转变过程是这样的：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从进化论的思路出发，认为中国旧有的道德不足以范围人心，急需发明一种新道德，故而提出公德说。1903年游美归来后他开始对革命失望，从道德的本原出于良心之自由出发，重新回到中国的传统道德中重拾陆王心学，转为提倡与公德相反的私德。同时作者认为，从《论公德》到《论私德》，梁启超已经偏离了国家国民的议题，国家主义所期待的国民道德，是对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道德要求，接近于儒家对“庶民”的要求，《论公德》的初衷接近于此，当转而以王学为“新民”的诉求时，就在无形中提高了道德的尺度。^[18]

新民思想是梁启超启蒙思想中的重要组成，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其并未产生足够的重视，专题研究极少，研究成果多散见于各种传记中。80年代以后，随着对梁启超研究的深入，围绕新民思想的来源、内容、历史意义等方面，有价值的成果层出不穷，研究者们的基本观点已经普遍取得了共识。尽管如此，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长期存在争论，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一是关于新民思想的来源主体，二是关于《论公德》和《论私德》的关系。三是对于新民说的历史定位问题。总体来说，学术界对于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研究还是比较充分的。

关于梁启超思想变化成因的研究，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外，一些学者也对梁启超思想中的其他某一方面或某一问题做了针对性的研究或有所涉及，在此本书不再一一展开论述。

通过对梁启超思想特别是戊戌维新变法后思想演变轨迹研究的回顾与梳理，笔者发现，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地位极高，学界对其在戊戌维新思潮中的启蒙作用评价高度肯定，然而，对于他在变法失败后、特别是1898—1906年间思想演变的研究却相对忽略，评价也否定多于肯定，尚属研究薄弱之处。若究其原因，至少应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提及：

1．中国近代思想史以启蒙、进步、救世为主要特色，梁启超思想中最为光辉且被世人皆知的成就集中于戊戌维新时期，故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

2．1899年以后随着梁启超流亡日本，他的活动重心也随之迁移，其所办学校、报刊、文章以及保皇事业，虽然影响可以波及国内，但与其之前在国内的影响力相比，已经不再具有普遍性；

3．梁启超的思想过于庞杂，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哲学、教育、宗教等诸多方面，并多有成绩，导致学术界对其思想的研究相对分散；

4．梁启超到达日本后，眼界的开阔、阅历的增长、学术的深化、接触人群的复杂、政治环境的改变以及他本人性格中的“流质善变”的特色，这些方方面面的因素，使其思想的状态始终处于极其复杂并难以把握的境况，易于感受却不易成文。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使这项研究进行起来相对不易，因而对其在1898—1906年间思想中的“善变”情况及其成因，鲜少有专而论者。

1900年前后是梁启超思想急剧变动的典型阶段，不仅对宪政道路的选择一再反覆，在革命和改良之间摇摆不定，在学术上也开始摆脱康有为的藩篱走向独立发展的方向，先后提出了新民思想和新史学的理念，故而对这些变化中的思想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对梁启超思想的全面了解和把握；同时，由于这些思想上的波折和变化，几乎全部出现在1898—1906年之间，也奠定了他以后政治、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方向，因此，对这一时间段内梁启超思想演变的轨迹及其成因的研究，一方面可以深化梁启超思想研究的发展，有助于对梁启超思想评价的重新定位；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开始置身于世界历史进程中，通过梁启超看20世纪初期的中国，在了解梁启超思想变化的过程中，反思近代中国在社会大转型中近代化运动的历史机遇和和政治环境，可以为今日中国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学术资源。

将思想史与社会史和学术史分别结合，是本书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当把思想史的发展介于社会结构变动的过程中来审视时，社会就会成为思想得以发生、发展的依托，20世纪的中国是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故而在对梁启超的思想进行研究时，中国近代社会的内部矛盾、外部冲击就不可避免地作为客观存在，成为隐含在梁启超思想中的一条主线，因而从社会史的视角观察梁启超的思想，他一直在革命共和与改革立宪之间矛盾徘徊。同时，任何思想命题都是具体学术背景下的产物，都是在学术研究中酝酿出来的，梁启超所有思想的关注中心和逻辑起点都离不开学术文化，因而从学术史的视角观察梁启超的思想时，他又始终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选择融合。社会思想史和学术思想史这两种研究方法，因为关注点不同，因而各有利弊得失，然而将二者的结合，却可以互补辉映。因此，本书采取社会·思想史和学术·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理念，既对1898—1906年间梁启超的思想形成及变化作出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又对1898—1906年间梁启超思想多变、善变的成因进行理论探讨，从而构建出相对完整的梁启超思想在20世纪初期的发展脉络。

【注释】

[1]丁守和，郑大华，任菁：《中国近代启蒙思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5—66页。

[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5页。

[4]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7页。

[5]陈鹏鸣考察的师友包括：康有为、严复、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和胡适。

[6]董方奎：《新论梁启超》，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第319—321页。

[7]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3页。

[8]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页。

[9]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2009年，野村浩一《序》。

[10]蒋广学，何卫东：《梁启超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9页。

[11]袁咏红：《梁启超对日本的认识与态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21页。

[12]吴爱萍：《论梁启超的“变”与“不变”——梁启超宪政思想再评说》，《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13]邓杰：《1903年前后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原因探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14]齐春风：《论戊戌变法后的康有为与梁启超》，《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6期。

[15]董方奎：《梁启超与康有为的第一次论争》，《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16]陈鹏鸣：《梁启超对康有为的师从与叛逆》，《河北学刊》，2000年第6期。

[17]刘福祥，赵矢元：《论梁启超戊戌后思想上的两次反覆》，《学术月刊》，1983年第10期。

[18]袁一丹：《梁启超对于“善变”的解释》，《云梦学刊》，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