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学家在研究一个时代的道德水准时，更可能受其个人的偏见所误导，除非他同时也研究那个时代宗教信仰衰退的情形。而在上述两种研究中，他可能只注意到少数戏剧性的例外，忽视了多数人未记载的行为。倘若他研究这个问题是用一个尚待证明的假设，例如对宗教的怀疑促成道德的堕落，则其所见可能更形谬误了。任何事情，要证明其好或坏，几乎都可从历史上的记载找到根据，就看你怎么挑选材料了。从阿雷蒂诺著作、切利尼的自传、马基雅维利与维泰利间来往的信札，固可看出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道德堕落的情形，而从伊莎贝拉与贝亚特丽斯，伊丽莎贝塔·贡萨加与阿里桑狄亚·斯特罗齐（Alessandra Strozzi）间来往的书信，亦可看出那时期姐妹间的亲情与理想家庭生活的情景。是以读者不可不注意此点。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知识的勃兴，道德却日趋堕落。促成道德堕落的因素有几个。最基本的因素也许可说是由于意大利财富的增加，而意大利财富增加，一是由于她垄断了西欧与东方的贸易，一是由于各地天主教僧侣向教会缴纳的“什一税”[1]和“第一年年俸”[2]都流入了罗马教廷。既有更多的金钱可供挥霍，于是罪恶更加盛行。[3]财富的传布破坏了修道者的理想。不论男女日渐憎恶从前生活在贫穷与恐惧中所产生的道德观念，如安贫的观念，这种道德观念现在与他们的欲望和财富是互相冲突了。他们日益接受伊壁鸠鲁认为生活里应尽情地享乐，以及所有的享乐除非证明有罪，否则皆是无害的观念。
除了财富的因素以外，道德堕落的次一主因就是当时政治上的不安。派系间的倾轧，战争的频仍，外籍佣兵的拥入，以及不受道德约束的外国军队的侵入，农业及贸易受战争一再的破坏，专制君主的统治抑制了个人的自由，所有这些扰乱了意大利人的生活，破坏了旧有的风俗习惯。人们发现他们生活在一片暴乱和动荡不安之中。不论政府或教会似乎都不能保护他们，他们只好靠着武器或诈术尽可能来保护自己。人们作奸犯科，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专制的君主蔑视法律，醉生梦死，纵情于享乐。而少数富有的人也亦步亦趋，效法君主们的榜样。
在评断宗教上的无所信仰在人类道德堕落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我们应先将少数知识分子的怀疑主义和多数一贯的虔诚加以区别。文艺复兴时期知识上的启蒙运动只限于少数人，解放的是个人，多数人的思想并未得到解放。少数怀疑者可能指斥所谓圣徒遗物、神迹都是假的、伪造的，并反对教会为了敛财所发售的赎罪券，但是一般人却怀着敬畏和希望接受这些。在1462年，学者型教皇庇护二世和一些红衣主教走到密尔维安桥这个地方，迎接从希腊来的使徒圣安德烈的头颅。当这个圣物存放在圣彼得教堂时，学者型红衣主教贝萨里翁还发表了一篇庄严的演说。到洛雷托及阿西西朝圣的人络绎不绝，每逢大赦年则群集罗马，到每个教堂参加礼拜仪式，跑到圣阶，跪在那里默思，据说这是耶稣基督走上彼拉多廷殿的阶梯。权势人物在他们身体还健康时也许会认为这些荒诞可笑，可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很少在临终时不要求神父为其施行临终告解的。维特罗佐·维泰利，这位骁勇的佣兵队长，曾经和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及恺撒·博尔贾作战，在博尔贾手下要绞死他之前却要求派一位信差到罗马请求教皇赦免其罪。
那时的妇女特别敬拜圣母玛利亚，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她显现神迹的画像。那时（1524年）人们喜爱的祈祷方式即是念《玫瑰经》（Rosary，译按：祈祷时拿着一串念珠，念十句“万福玛利亚”，接着念“我们天父上帝”，接着念“荣耀归于天父”）。每个虔诚的家庭都挂有耶稣钉在十字架的受难像和一两幅圣像，许多家庭还点着一盏永不熄灭的灯。村子的广场和城市的街道往往有耶稣或圣母的雕像，或置于个别的教堂中，或置于壁龛中。遇有宗教节日时，总是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使人们平日辛劳之余，得以欢乐轻松一下。大约每10年当教皇举行加冕典礼时，总有各种游行和比赛，使那些好发思古幽情的人回想起古罗马时代各种类似活动的盛况与壮观场面。从没有一个宗教比基督教表现得如此美好过，有艺术家为其建筑教堂，摹绘圣徒的事迹或《圣经》上的故事；而神剧、圣乐、诗歌、焚香更是为其增华，使得各式各样的敬拜上帝的活动显得多彩多姿，生色不少。
但是这些事例仅是事情的一面，纷乱而矛盾，无法一一描述，且看看事情的另一面。那时候就如现在，许多城市里的教堂很少看到男人做礼拜。至于乡间，且听听佛罗伦萨的总主教弗拉·安托尼诺大约在1430年时描述他教区里农民的一段话：
他们有时候就在教堂里和妇女唱起歌跳起舞来。在圣日他们很少花时间做圣礼或望弥撒，大部分时间不是游戏或待在酒店，就是在教堂门口争辩。他们任意亵渎上帝和圣徒，一点也不顾忌。他们时常撒谎、做伪证；他们与女人通奸，甚至犯更大的罪恶，良心一点也不会感觉不安。他们之中许多人一年难得忏悔一次，参与圣餐礼的则少而又少了……他们很少教导家人要忠实待人。他们利用不正当方法来为他们自己和家庭谋利益。他们很少想到上帝或他们自己灵魂是否得救……至于教会里的教士也不关切他们的教徒，只是注意教徒们所奉献的东西（羊毛和牛奶），不论在传道、在听忏悔或私下规劝中，并不开导他们向善，却反而同流合污，和他们一样过着腐化的生活。
从蓬波纳齐及马基雅维利这类不信神的人也寿终正寝这个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1500年代的意大利知识阶级中有一大部分人对罗马天主教已失去了信仰。我们更可以不确定地假定说，即使在那些未受教育的分子间，宗教也失去了控制道德生活的力量。不再相信道德律是来自上帝的人愈来愈多。一旦《圣经》上的戒律被认为是人自创出来的，所谓天堂地狱之说也不复被人相信，道德律也就失掉了令人畏惧的力量和它的功效了。人们行事时权衡利害而不顾禁忌，罪恶感消失了，犯罪时也不再感到良心不安。每个人只要他认为适当的，不管传统认为对不对，就去做。人们希望的不再是做一个好人，而是怎样成为一个强者。许多人早在马基雅维利之前就奉行“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原则，讲求武力和诈术了。后来马基雅维利也许是看到当时一般人的道德观念，才认为统治的国君应该像狮子一样的勇猛，像狐狸一样的狡诈。普拉蒂纳引据教皇庇护二世的话：“基督教的信仰即使不能被神迹所印证，还是应该被接受，因为它是一种道德。”但是人们却不这样玄妙地去推理。他们说：“如果人死后不因在世上的善恶而进入天堂或地狱，那么我们活着时应该尽情享乐，我们可以纵欲而不用害怕死后会受到惩罚。”唯有一种有力而明智的舆论才能取代已丧失的神的惩罚力量，但不论教士、人文学者，乃至大学，却没有一个担任此一创造舆论的工作。
在道德上，人文学者也如他们所批评的教士们一样腐化。当然有明显的例外，像安布罗齐奥·特拉韦萨里、费尔特的维托里诺、菲奇诺、马努蒂乌斯等学者就认为合宜的道德行为与知识的解放并不相悖。但是有不少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的学者，他们的生活就像未受过基督教教化的异教徒一样。他们的好动性使他们居无定所，从这座城市到那座城市，追求名誉与财富，从未想到在任何一个地方落叶生根。他们嗜财如命，就如同放利者或他们的妻子一样。他们沾沾自得于他们的才智、收入、容貌、服饰。可是他们的言语粗鲁，与人争论时刻薄，好侮辱别人，对朋友无信，对爱情不专。如我们所知的，阿廖斯托就不敢请人文学者当他儿子的家庭教师，即因不信任此辈人物的道德，深恐带坏了他儿子；而他也许觉得不需要禁止他的儿子读他所写的带有色情色彩的长诗《奥兰多之怒》（Orlando furioso）。[4]瓦拉、波焦·布拉乔利尼、贝卡代利·安东尼、弗朗西斯科·斐勒佛等人，把他们放荡的生活总结成一个人类文明与道德的基本问题，即道德律。为了有效发生作用，应否有神的制裁力量——到底信仰来生，或信仰道德律来自上帝？
[1]什一税本为古犹太人对于教会所纳的捐款，无论牛羊五谷，收获时皆以十分之一为奉献。
[2]昔日天主教就僧职者第一年所得之收入须献于教皇。
[3]当时罗马教廷除向供职的僧侣征收“什一税”以外，还出售“赎罪券”以敛财，金钱的收入既多，生活难免奢侈腐化。故有人攻击罗马的教廷从日耳曼与英、法各国“善良的信徒”口袋中榨取金钱，以供意大利那些“坏教徒”恣意挥霍于尘世的逸乐中。
[4]先有吉罗拉莫作史诗《奥兰多之恋》（Orlando innamoroto）。叙述奥兰多与东方公主安·卡帕拉拉相恋事，未成而卒。阿廖斯托为续成之，谓此东方公主与他人相爱，而奥兰多因失恋而发狂，故题为“奥兰多之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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