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概念与语言形式

在探讨词汇(语言形式)和概念之间的关系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 语符学和专门学。Baldinger(1980)将两种方法分别描述为: “语符学关照的是词的独立性和词义彰显的方式，而专名学关注的是一个特殊概念，即形成一个整体的多样的表达。”也就是说，语符学所关注的是词汇，所探求的是概念(概念意义)是怎样和词汇相适切的，因此该视角以多义词和词的多样性应用为目标; 比较而言，专名学方法将概念作为出发点，并研究什么样的词才能表达特定的概念，该视角以同义词、取名和从多种可能当中选取一个表达作为其研究目标(C．F． Geeraerts 1997)。简而言之，语符学指向意义的过程而专名学指向命名。

探讨语言形式与概念知识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就是探讨“意义”问题，与语符学和专门学一样，语言学理论对于“意义”也存在着两种明显对立的观点，即认知观和生成观。可以说认知语言学是极为关注“意义”的。主要认知语言学家(C．F． Geeraerts 1997; Langacker1987; Lakoff1987)否认语言知识和现实世界(百科)知识之间存在任何界限，认为语言是一个世界知识的存储器和有意义分类的集合，人们可以用来存储旧经验和处理新经验(Geeraerts1997)。而生成派(Chomskians)认为语法是词汇驱动的，词汇是个体内部语法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实质是语形－语义的，由此语言知识组成了一个内涵性的思维模型，且该模型是独立于其他的技巧和知识的(C．F． Kecskes2003)。

在批判地继承认知意义观和生成意义观的基础上，SCA认为在语言的即时生成过程中，思维(thought)和词汇经历了一个互动的过程，思维在转变为话语的过程中也遭受了很多改变。概念是被映射到词汇上来的，问题是概念和词汇并没有一一对应关系，因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动获取词语尚存争议。由此衍生的突出问题是: 词语是否只是反应概念的一个形式，且当它们是否在实际的使用时才有意义? 或者词汇本身也有一些自动性，使其能够在和概念和语句两个层面的语义互动关系中保持自身的一定的稳定性? 从概念层面来讲，概念是否是恒定不变的还是临时的和依靠语境的一种思维表征?

对于上面的问题，我们认为Vygotsky的观点比较可取，即“思维和词汇通过它们互动产生意义，从而彼此形成一种独特的共栖(symbiosis)的关系”。Vygotsky想要表达的是，概念化和词语形式化的过程是联合在一起的，思维和词语是通过意义融合的。他(1962) 强调: “词语和思维的关系是一个过程，一个相互联系的在词语和思维之间来回的过程，思维并不仅仅通过词汇来表达，而是通过词汇而存在。”既然词语和思维的关系看起来要复杂得多，说话者就不能将他们直接地一一对应起来，如同Vygotsky(1962)所说的那样，“话语的结构并不能简单地镜像地反映思维结构”。另外，认知－生成语言学者Jackendoff(2007)也提出了要区分“思维结构”(mentalstructure)和“思维表征”(mentalrepresentation)。他(2007)认为: “思维并不像认知语言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存在着事物的符号或者表征……人们觉察话语是通过储存在其大脑中的思维结构来实现的。”可见，概念层面和语言形式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一个概念可以对应多个语言形式，反之亦然(Jackendoff2002a)。

毫无疑问，意义是基于人们的生活经验的，而从某种程度来说，语言又是一种使其使用者追溯他们的概念经验的方式(Slobin 1991)。对于语言和概念，SCA理论的提出者Kecskes认为不能过分估计他们中任何一方的作用，他(2003)提出: “语言是人类生活经验的结果但是同时语言自身也创造出一个‘魔鬼’ (monster)，即语言形式本身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语言的独立性体现在语言并不能完全反映人们的生活经验。认知语言学对于语言的这一特性也有很好的认识和研究，他们将其称之为“语言意义的视角本质”(the perspective nature of linguistic meaning)，其含义我们可以借用Geeraerts(1997)的话来阐述，“语言的分类功能给世界套上了一个结构而不仅仅是对于客观现实的一种复制或者映射。具体来说，语言是一种用来组织反映个体和文化的需求、兴趣、经历的知识的一种途径”。在很多语言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出一些事实错误表征和概念错误表征，比如在法语中，“Professeur”(教授)一词是用来指男性的，这就是一种事实错误表征，因为现实中也有女教授，同时这也是一种概念错误表征，因为法国人并不相信只有男性才可以做教授。该例从反面说明，人们的观念可能由于某种历史原因而被错误地表征在语言形式当中，并且这种表征形式依然为现代人们所采用。这种同一个能指在异质语言中具有思维差异的现象是很普遍的，如英语中的dog和汉语中的/gǒu/(狗)表示相同的动物，构成相同的心理实体，但是它们所产生的心理实体表现出了不同的文化思维。在英语文化思维中，dog给人以“忠实、可以信赖”的内涵，而在汉语文化思维中狗具有“狡猾、令人讨厌的”含义，于是在这两种语言中就出现了像“luckydog”、“狗腿子”等含有思维差异的心理实体。同样，相同表示色彩的词在心理实体上的差异也反映出异质语言文化的思维差异。在英语文化中，在婚礼上新娘穿戴白色象征着纯洁，在葬礼上人们穿着黑色象征着悲哀，而在汉语文化思维中，人们结婚时穿红衣戴红花，红色表示喜庆，在葬礼上人们才穿戴白色，白色象征不吉利和悲痛。

语言形式看起来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且其中必然有一些相关的恒定因素在对这种独立性起支持的作用，因此语言不但反映还影响和过滤人们的生活经验(Slobin1997)。语言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个是语言系统内或者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的意义; 另外一个是语言使用中的意义。由此，意义与形式表现为一种“双向道”(bi－way)关系，这也是一种语言和思维结合的问题。毋庸置疑，人的大脑有足够的能力为概念创造出相应的词汇，这也意味着这些概念的存在并不是以其词汇表征的存在为前提的，比如说英语当中的“software”就是为新出现的概念进行的词汇创造。这些概念的出现可以解释为社会的需要，即这些新的概念已经出现，从而需要用新的词汇来给它们做标记，以便同一个语言社团的人们都可以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同一个概念。这些词汇是和具体的语言结合在一起的，当别的语言的使用者发现该词汇表达很贴切，他们会将其借用到自己的语言表达中来，而不是从他们自己的语言系统中再创造一个。词语不仅用来表征概念，同时也起到稳固概念的作用，这也就是说词语意义的构成要素当中有一些是相对稳定的，正如Leibniz(1903)所说的“假如(词汇)本身不能被理解，则没有什么可以被理解的了”。

总之，人类的交际取决于词汇意义中的一些恒定的因素，但是整个意义的产生却是一种即时的、综合的过程。词语当中存在恒定因素的观点也对认知语言学的“没有认知结构和机制支持的词汇意义根本就不被采用”的观点提出了质疑。SCA认为概念和语言形式之间是一种“双向道”的关系，这肯定了语言形式具有一定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