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专权两兴党祸

铲除梁冀，单超等人立了大功，桓帝将单超、左悺、具瑗、徐璜、唐衡五人一天内都封为侯爵。依汉朝旧例，只有立过大功的人或皇家宗族子孙才可以封侯的。

单超等人帮助桓帝铲除梁冀，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少祛邪扶正的好思想，而是多多少少地和梁冀有着这样那样的怨恨。当了宦官，生理上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机能，成了一种特殊的人，心理上难免有一些自卑感。因此，当他们上台之后，出于一种特殊的心态，也是作威作福、耀武扬威，其胡作非为的程度一点也不比梁冀差。有这么几个小故事：

太常杨秉为官正直，多次得罪单超，单超总想找找杨秉的茬。单超的弟弟单匡是济阴太守，因为有哥哥单超在朝中撑腰，便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兖州刺史第五种（第五是姓）派从事卫羽将单匡的罪行查清，便上书弹劾。单匡见自己的罪证被别人抓住，怕告到朝廷中被皇帝怪罪，便派了一个名叫任方的武艺高强的刺客去刺杀卫羽。哪知道卫羽不光干练，而且还足智多谋、身怀武功，他知道单匡对自己会怀恨在心的，便加强了防备。当刺客任方半夜到他家中行刺的时候，卫羽早已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在等候了。刺客受伤被捉，经过拷问，供出了是单匡派来行刺的，这一下单匡的罪名就更大了。可是单匡还是有办法，他买通了狱卒，让任方越狱逃走。尚书向太常杨秉询问罪犯潜逃的事情，杨秉说：“任方只是一个普通的刺客，他逃走不逃走没什么关系，只要将单匡逮到狱中加以审问就行了。”

杨秉的话被单超听到，他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向皇帝说，是杨秉私自将刺客任方放走了的，杨秉和单匡不和，故意放走任方后再嫁祸于单匡。现在任方已经逃走，是死是活，没有对证，但是杨秉陷害忠良的罪名却不可恕。桓帝因为单超帮助自己除却梁氏兄弟有功，也不管单超说的话对不对，胡乱地将单匡的案子草草了断，杨秉被免官，直到很久后才被重新任命为河南尹。而第五种却到后来被单超找了个罪名，发配到朔方，暗中嘱咐押送的人在途中将第五种杀掉。单超的阴谋被第五种从前的一个叫孙斌的下属知道了，他不顾风险，亲自率领了一批侠客，星夜追赶，在太原与押送第五种的队伍相遇。孙斌率领的一帮快客们个个武功高强，将押送第五种的兵勇们杀得落花流水，一个也没活着回去。然后将第五种带回民间偷偷地藏了起来，直到单超死后才敢向朝廷请求赦罪还乡。

已退休的汝南太守有一个女儿，生得相貌端庄。宦官徐璜的侄子徐宣爱她长得漂亮，非要娶她为妻不可。汝南太守不愿意，徐宣就派人去抢了过来，逼迫成亲。女孩不从，徐宣竟然将女孩的外衣脱去，绑在树上做活靶子，用箭活活射死。女孩的父亲告到东海相黄浮处，黄浮痛恨宦官专权，按事实查验，判徐宣死罪并亲自监斩。徐璜得到侄子的死信后，便在汉桓帝面前捏造黄浮的罪名，将黄浮革职问罪。

左悺的哥哥左胜被派任为河东太守。皮氏县县长赵岐不愿意在宦官的亲属管辖下做官，在左胜到任的时候，就挂官归去，回到老家京兆种田。他以为这样就可图个眼中清净了，可谁知道离开了虎穴却进入了狼窝。赵岐刚回到老家，京兆尹就换了新官，这个新官却是宦官唐衡的哥哥唐玄。唐玄与赵岐虽是同乡，但二人早年不和。听说赵岐从皮氏县回了老家，便与左胜串通一气，诬赖赵岐在任上偷了府库中的官钱回到家来的，要将赵岐捉拿报官。有人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赵岐，赵岐躲到了别处，官兵没抓到，唐玄便将赵岐的家属和亲戚几十口人一起杀掉。赵岐在外面东躲西藏了十几年，直到宦官失势时才敢复出。

延嘉四年（公元161年），西南少数民族的羌人不服地方官员的欺压，起来造反。桓帝派了几次大兵去平讨都没有平定，形势越来越严峻。泰山太守皇甫规自荐去平定羌人叛乱，汉桓帝任皇甫规为中郎将，监领关中军事。皇甫规出兵后，旗开得胜，遏止了羌人的攻势。为了彻底平定羌人的叛乱，皇甫规对羌人实行剿抚并行的政策：向羌人发出公文，告诉他们，只要归降汉朝不再作乱就可不予追究；还告诉他们，如果有地方官不法，可以进行揭发。同时，皇甫规加强了对军队内部的治理。安定太守孙隽、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等人对前来投降的羌人残酷屠杀，皇甫规给以严厉的处罚；凉州刺史郭闳、汉阳太守赵熹又都依靠宦官权贵贪赃枉法，皇甫规将这些情况或予以处罚，或向朝廷奏明。羌人见汉朝对他们还是宽容的，便不再动乱。可是因为皇甫规处罚了这么多的太守，这些太守们的亲戚、部下、朋友等都要向皇甫规报仇。这些报仇者们通过京城中把持朝政的宦官，向皇帝奏本说：皇甫规平定西羌，并不是因为他会作战、会安抚，而是因为他把国家的利益出卖给了羌人，用大量的钱财买通了羌人，羌人才不造反了。羌人也只是假装投降，一旦他们的钱花光了，他们又要造反。汉桓帝信以为真，下诏责问皇甫规。皇甫规接到皇帝的诏书后，愤然写了一封奏章，奏章上说：“前朝的时候，国家为了平定羌人，曾经用嫁公主的办法求和。我现在用惩处贪官污吏办法使羌人心服，使国家一举两得，既处罚了贪官，又安定了边疆。要说我是用钱财买通了羌人的话，我哪里有那么多的钱？我自己的家里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粮食和布帛。如果要说是我用军费或国家的钱财去买通的话，请皇帝派人来查我的账目。这些人诬陷我，还能得到某些大官们的赞同，原因是因为我从来不去向权贵们行贿。过去，大将们在边疆立了功，回到京城就要给达官贵人们行贿，以求在皇帝那里为他们评功摆好，这是对朝政的蛀蚀。我现在不会这么做，将来也永远不做，请皇帝体察我的一片苦心。”

汉桓帝接到了皇甫规的上书后，派人进行了调查，果然和皇甫规自己说的一样。马上下诏，表彰皇甫规的功劳，并将皇甫规调进京城，要廷尉们讨论应该给皇甫规怎样的加封才是合适的。

皇甫规回到京城后，还是信奉他早就立下的信条，坚决不与权势来往，坚决不去向宦官们讨好。单超、徐璜等人几次派人向皇甫规暗示，是他们为皇甫规在朝中说的话，皇帝才体察了皇甫规的情况，及时将他调回了京城。他们派人问皇甫规在平定西域时有什么特产，皇甫规从来就很厌恶这些宦官们，对他们派来的人不予理睬，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这一来，算是把宦官们给全部得罪了。徐璜等人见皇甫规竟然不买自己的账，便将诬告皇甫规的旧案重又提起，说是所告属实，已有证据掌握。并且又暗中派人从西域来向朝廷报告说羌人再次造反，恰好和诬告者所说的羌人钱用完了还要造反的相吻合。汉桓帝大怒，下诏将皇甫规逮进狱中，重新对他的案子进行审理。这次审理皇甫规，由宦官们出头主办。皇甫规的亲属们都劝他去向宦官疏通一下，并且大家人人拿出了一部分钱物来，让他去向宦官行贿。皇甫规表示：人生难免一死，只要死得其所，在所不惜！结果，皇甫规被复查，认为其平羌不力，余寇未息，皇甫规虚报平羌功绩，罚去服苦役。听说了这件事，大家都愤愤不平，三百多太学生向皇帝请愿，三公府又从中调停，这才算是免了皇甫规的苦役。但仍将他罚回家乡，永不起用。

宦官集团的胡作非为，引起了广大民众和各级官僚们的极大不满。当时就出现了一大批敢于和宦官进行斗争的官员，朝中著名的大臣如陈蕃、李膺、杨秉，议郎王畅以及太学生郭泰、贾彪等人联合起来与宦官做斗争。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任野王令时，贪残无道，李膺下令将张朔逮捕归案。张朔听说以后，赶快向其哥哥求情，要他在朝中代自己做工作。张让听说是李膺要治他的罪，无可奈何，只好叫弟弟先躲起来再说，张朔只好躲在张让的家中不敢出头露面。巫士张成的儿子杀人被捕，李膺将其逮捕下狱，正好碰到朝廷大赦天下。张成便引此为据，要李膺将自己的儿子放出来，宦官们也来为张成做工作。可是李膺说：“杀人偿命，这不是朝廷大赦的范围。”坚持将张成的儿子杀掉抵命。宦官侯览的弟弟侯参靠哥哥侯览的推举，当了个益州刺史。他倚仗自己的哥哥在朝中是个红人，在地方上无法无天，抢人钱财，占人妇女，全州人都对他痛恨无比。太尉杨秉将他的犯罪事实据实上奏，将侯参逮住送往朝廷问罪。侯参知道自己的罪行已经暴露，在途中服毒自杀。杨秉命人搜查他的住所，查出的各种金银珠宝共装了三百多车。杨秉取得了这个证据，便向皇帝上书，连侯览也一同贬斥。

这些朝中的名臣们对宦官的坚决斗争，打击了宦官们的嚣张气焰。宦官们对这些敢说真话的大臣恨之入骨，便在汉桓帝面前说坏话，找机会进行报复。

正好李膺不听皇帝的大赦令，强行杀了巫士张成的儿子，张成和宦官们都有交情，连皇帝也经常请他占卜。宦官们向汉桓帝告状说，李膺不服皇帝的大赦令，在大赦期间杀人，这是对皇帝的大不尊，应该下狱判罪。张成又叫自己的门人牢修串通一伙人向桓帝告状说：李膺等人与太学生们串通一气，诽谤朝廷政治，扰乱社会秩序，图谋不轨。

当时在京城洛阳，有周福和房植两大族。周福和房植都是当时的名士，各自有许多学生和门客，他们的学生和门客们又互相攻击，各帮一方，人们以两“党”称呼他们。宦官们在告发李膺等人时就说他们是联结党人，于涉朝政，与国家不利，并且列出了二百多人的名单。汉桓帝见有这么多人在扰乱朝政，便下诏书要将这些人都抓起来。诏书到了太尉陈蕃那里会签，陈蕃一看，要抓的都是天下的名士，便向桓帝上书说：“皇帝诏书中所列的名单都是天下的名士，是忧国忧民的忠臣，在海内外享有盛名。这些人即使有错，也应该给以宽恕，不能轻易地进行处罚。过去，秦始皇曾经焚书坑儒，令天下人都不敢说话，好像是天下太平了，可是不多久就导致了天下大乱，这是沉痛的历史教训。现在皇帝您对那些敢讲真话的大臣们也采用捕杀的办法，这与秦始皇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我担心汉朝的天下不久就要出现危机。”

陈蕃的这一封上书，写得言辞激烈，令桓帝看得身上冒汗。可他没有去认真地考虑陈蕃的话是不是有道理，而是一怒之下，强行将名单上所列的人全部逮捕，还将陈蕃的太尉官职也免了。

太尉陈蕃的官职一免，宦官们更加肆无忌惮地对那些反对自己的人进行报复，在全国大搜捕，抓进狱中的大臣有二百多人，全国牵连几千人，朝中无人敢于再为被捕进狱中的大臣们说话。已退职的贾彪从家乡颍川来到洛阳，说服了窦皇后的父亲窦武和尚书霍谞，向皇帝上书，营救党人。桓帝见自己的老丈人也来说情，便派中常侍王甫到狱中去提审党人。王甫到了狱中，见到党人们都被沉重的锁链锁着，全身上下都是被苦刑折磨的血迹，心里已经不忍，便问：“你们为什么要结党？你们互相提拔，究竟想干什么？”范滂回答道：“我们遵奉孔子的话，为善只怕落后，为恶只怕躲避不及。我们大家在一起，互相推举，是要大家在一起共同为朝廷出力，使朝政清明起来，不被几个奸臣们把持朝政。没想到这就叫结党，却被扣上了个谋反的罪名。如果一心为朝廷尽忠而不得善终的话，我们情愿死去。但求死后，保持自己清白的名声就行了。”

王甫很感动，当时就叫看管的人把党人们的刑具给解除了，并且向桓帝奏报了真实的情况。桓帝又叫廷尉们去提审党人，党人们又故意将与宦官们的亲戚朋友和有关系的人都牵连进去。宦官们觉得这样下去，自己也受到了牵连，便向桓帝请求停止对党人进行追究。于是汉桓帝下令，放出党人，但将终身受到禁锢，永远不准再做官。这就是东汉历史上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汉桓帝刘志去世，又面临着选立新君的问题。窦皇后的意思当然是想选立一个年幼的小皇帝，好让她自己主持朝政。她与其父亲窦武共同商定，由原河间王刘开的曾孙刘宏继位，这就是汉灵帝。窦皇后为太后，主持朝政，由窦太后的哥哥窦武辅政。窦太后当初被选为皇后时是陈蕃等人出了大力，想到陈蕃还被封锢在家，便下了一道诏书，恢复陈蕃的原职，加封陈蕃为高阳侯。陈蕃与窦武同心协力，重新起用了李膺、杜密等一班名人管理国家大事，东汉的朝政在这时候出现了短暂的清明气象。这时候，原来宫廷中的宦官和汉桓帝留下来的一班女尚书们仍然在太后身边活动，经常对朝政进行干预。陈蕃觉得这些宦官和宫中的女官们如果不早一点赶出后宫，对国家总是个祸害。于是，请太后将宦官曹节、王甫、管霸、苏康等人全部除掉。但是窦太后只同意将部分有罪的宦官杀掉，而曹节等人则继续留用。

陈蕃和窦武又共同起草了一份文书，请窦太后将宫中其他的宦官也逮起来杀掉。不料这份奏章被一个叫朱禹的总管拆阅，他便于当天夜里召集了自己的亲信和宦官共普、张亮等十七人，计划诛杀陈蕃和窦武。宦官曹节把汉灵帝转移到德阳殿，收起皇帝的大印，又将全体尚书召集到一起，叫他们代皇帝下诏书，捕杀一切与陈蕃合谋的官员，并将窦太后幽禁起来，夺了太后的印信。窦武和陈蕃闻讯起兵与宦官们对抗，宦官曹节利用掌管御林军的权力，打败了窦武，逮捕了陈蕃并立即将陈蕃杀害，窦武和他的侄儿窦绍兵败自杀。宦官曹节、王甫等人利用这一机会，向汉灵帝上书，要将陈蕃和窦武解救出来的李膺等一批大臣部重新抓起来，罪名还是“党人”。汉灵帝不懂什么叫“党人”，问：“什么叫党人，他们都干了些什么？”曹节回答说：“党人们相互勾结，图谋不轨。”汉灵帝又问：“什么叫图谋不轨？”曹节说：“图谋不轨就是要把您的皇帝位子夺过来，他们自己当皇帝。”汉灵帝听这么说，就同意了宦官们的请求，批准了这个奏章。诏书一下，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又重新被抓进狱中，绝大部分人都死在狱中。

公元176年，汉灵帝再次下诏，凡是党人的门生和过去的同事以及亲戚朋友等一律免官，终生禁锢，不得再任命为任何官职。这一规定持续了十几年，这就是东汉历史上的第二次“党锢之祸”，直到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朝廷为了镇压大起义，才赦免了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