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人口净迁移与城镇化发展

第一节　区域人口净迁移与城镇化发展

一、2010年各省净迁移状况与城镇化水平的线性关系

图6-1　2010年我国各省份净迁移率与城镇化率的线性关系

从2010年基本状况来看，人口迁移流动不仅对我国整体的城镇化率有积极的影响，是城镇化发展的活性剂和动力之一，人口迁移流动也与各个省份的城镇化水平也呈现出一定的正向线性相关关系。图6-1中，利用2010年分省份横截面数据拟合了净迁移率（NMR）^[1]与城镇化率（UR）的OLS（Ordinary Least Square）曲线，结果显示净迁移率对城镇化率变动的解释程度达到了59.47%；边际影响系数为0.92，显著水平小于0.000。

在该线性关系所代表的平均水平下，上海、北京、天津、江苏等省份位于曲线上方，即实际值高于估计值，也就是说，对于这些地区，给定人口跨省净迁移水平所带动的城镇化水平较平均水平更高；而西藏、河南、贵州、云南等省份实际值低于线性估计值，也就是说，这些地区人口迁移流动所撬动的城镇化水平要比平均水平低。

以（0，50%）为坐标原点将31个省份的数据点分到四个象限中，其中50%代表中国2010年城镇化率的近似水平。图6-1中可以看到：第一象限中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辽宁、江苏、福建、内蒙古、海南等省份，这些地区城镇化水平普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处于人口净导入状态；第二象限中包括黑龙江、重庆、吉林、湖北、山东等省份，这些地区城镇化水平略高于全国水平，处于人口净导出状态，并且“人口导出”水平相对不高，可以推测这些地区城镇化率的提高可能与大量农村人口迁出有关；第三象限中包括安徽、江西、湖南、四川、河南、贵州、广西、河北、山西、云南、甘肃、陕西等省份，这些地区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处于较高的净导出状态，这些地区普遍是中西部偏远省份或位于第一象限中北京、上海、广东这样的“强人口引力区”附近，因此可以推测这些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与其中有较多的中小城镇人口迁移到第一象限中的沿海省份有关；位于第四象限的省份有新疆、西藏、青海、宁夏，这些地区处于人口净导入状态但跨省净迁移率较低，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就是说这些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与其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导入活动并不频繁有关。

二、2000年与2010年各省净迁移状况与城镇化水平线性关系的变化与解释

（一）2000年各省净迁移状况与城镇化水平线性关系

2000年在各个省份间，人口跨省净迁移率与城镇化水平已表现出非常强的相关关系，根据二者的OLS拟合曲线，净迁移率对城镇化率变动的解释程度为56.13%，与2010年差别不大；边际影响系数为1.87，显著水平小于0.000。

以（0，37%）为坐标原点将31个省份的数据点分到四个象限中，其中37%代表中国2000年城镇化率近似水平。图6-2显示：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辽宁、江苏、福建、内蒙古、海南等省份位于第一象限，处于人口净导入的高城镇化水平状态；黑龙江、吉林、湖北、山东等省份位于第二象限，处于人口净导出的中等城镇化水平状态；重庆、安徽、江西、湖南、四川、河南、贵州、广西、河北、甘肃、陕西等省份位于第三象限，处于人口净导出的低城镇化水平状态；第四象限的省份山西、云南、新疆、西藏、青海、宁夏等，处于人口净导入的低城镇化水平状态。

图6-2　2000年我国各省份净迁移率与城镇化率的线性关系

（二）2000年与2010年各省净迁移状况与城镇化水平线性关系的变化与解释

通过图6-1和图6-2的对比可以看到，2000年净迁移率对城镇化率的边际影响系数大于2010年的边际影响系数，这并不意味着人口迁移流动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减小了，而是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发展的关系越来越表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例如，尽管对于人口净导入地区，人口净迁移率增加城镇化水平会升高，但对于人口净导出地而言，随着更多的农村人口的迁出，迁出地的城镇化水平也会得到提高，从而表现为人口净迁移率减少、城镇化水平升高。

表6-1　2000—2010年间我国地区间净迁移状况的分布

从净迁移率的变动中我们可以发现，2000年到2010年间，各省的迁移状况发生了明显改变，所有迁移活动大大增强了，表现在坐标轴上就是各省迁移率的极差^[2]变大。在人口净迁出地中，十年间迁出趋势大大增强的前五位地区是安徽、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和河南；而在人口净迁入地中，十年间迁入趋势大大增强的前五位地区是上海、北京、浙江、天津和江苏。表6-1显示了2000—2010年之间迁移状况的一些大的变动趋势，特别是上海在人口迁移上不仅处于领先的人口净导入地位，并且人口导入的增长速度也最快；安徽、江西则在这十年间一直维持高水平、高速度的人口输出状态；另外，山西和云南在这十年间人口迁移的方向性发生了逆转，从2000年的低水平的人口净导入状态转变为低水平的人口净导出状态。

就人口迁移流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来看，发生较大改变的地区如下：山西从第四象限移位到第三象限，即从低水平人口导入、中低水平城镇化率的状态转变为低水平人口导出、中低水平城镇化率状态；云南从第四象限移位至第三象限，即从低水平人口导入、低水平城镇化状态转变为低水平人口导出、低水平城镇化率状态；重庆从第三象限移位到第二象限，其人口导出程度有所增强，而城镇化水平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可以看到重庆市恢复直辖市以来城镇化发展得到了明显增强。

综上所述，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性较大使我国各地区人口迁移流动和城镇化发展的联系表现出异常丰富和复杂的联系，特别是2000年以来快速的经济发展、人口迁移的各种硬性障碍逐步拆除，进一步增强了人口迁移流动和城镇化发展之间的联系而两者之间联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不断增强。因此，深入挖掘这两者联系中体现出的内涵，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过程和人口过程的联系，丰富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城镇化的内容，更有助于为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提出适应人口增长过程的政策建议。

【注释】

[1] 这里“净迁移率”为净跨省流动人口占当年常住人口平均规模的比重，这主要是考虑到数据对应关系，当年常住人口平均规模以2010年“六普”时点常住人口规模代替，跨省流动人口为离开户籍地半年以上户籍地在省外的迁移流动人口。即：净迁移率＝（跨省流入人口数－跨省流出人口数）*100％/ 地区时点常住人口数。

[2]极差是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