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发展的复杂性与多样化

第二节　我国人口迁移流动与城镇化发展的复杂性与多样化

对我国而言，最初带动和极大地促进了人口的乡城迁移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劳动力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李玉江，1999）。但即使这样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政策对于人口迁移的影响远比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大（蔡建明，1990）。

就现阶段发展而言，朱宝树（1995）指出如果把人口迁移流动促使城镇人口比重提高视为迁移流动对城镇化的正效应，那么全国大多数地区都正体现出这样的正效应。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人口流动使各省的城镇化率均有所提高”，人口流入省通过吸纳其他省份的农村人口直接提高了本地城镇化率，而人口输出省则通过输出农村人口也提高了本地城镇化率（何宇鹏、张同升，2007）。

另外，由于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福利分割安排，中国特色的乡城人口转移被拆分为两个子过程，刘传江等（2008）称之为人口乡城迁移的“两步转移理论”，第一步是从农民转变为城市农民工，该步骤已基本可以顺利实现，第二步是从城市农民工转变为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该步骤正是现在提出是市民化发展的意义所在。

我国城镇化发展与人口迁移流动带有阶段性特征，与国际上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略有不同的是，我国的人口迁移流动受到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等多重因素制约，而城镇化进程则是在城乡二元体制和跨地区地方行政力量作用的背景下发展的（杨子慧等，1996）。因此我国城镇化发展模式具有多样性和独特性，如“本地农村人口城市化模式”、“跨地区迁移流动带动城市化模式”等。朱宝树（2002）指出我国城镇化率化率在1949—1978年的上升水平仅为从12.5%到17.9%，平均每年增长0.2%，而这种缓慢的城市化主要由于严格的户口登记条例限制了人口迁移。80年代起我国城镇化进入了“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伴随着乡镇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发展起来，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非农转移就业模式产生了“人口就地城镇化”模式。90年代以来，我国东南沿海的诸多地区户籍人口出现了负自然增长，这些地区常住人口规模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迁移流动人口的贡献。大量（约80%）的外出农村劳动力进入了城镇地区（蔡建明，1990；王德、叶晖，2004），带来了加速城镇化。就地区而言，农业迁移人口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城镇化率都有积极的贡献。

另一方面，王向明（1988）指出虽然“人口迁移与人口城镇化是同步进行的”，而在我国两者关系曾表现得并不那么密切，这主要是由于：一是城乡人口处于高速自然增长阶段，二是非经济型人口迁移影响了人口城镇化的正常进程。另外，在乡镇企业繁荣发展和农民“离土不离乡”的背景下，我国一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完成了工作和生活的非农化的转变，但户籍尚未变更，从而形成了“隐性城镇人口”和“隐形城市化”，也即是说我国人口迁移和行业转化对城市化的影响往往是“隐性”的（杨子慧等，1996）。

总之，人口迁移流动和集聚是城镇化发展的源泉，迁移流动也是加速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当采取严格的迁移控制手段时，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也近乎停滞。当大量迁移成为主要人口过程的时候，城镇化水平也高速前进。另一方面，城镇化发展也通过“亮光假说”与迁移者对于生活方式的转变相联系，进一步吸引和反过来促进了人口乡城迁移，城镇建设和发展也更多地鼓励外来人口的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