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方”叙事的发明

“民族”“地方”叙事的发明

孟悦在分析歌剧《白毛女》时，曾这样论及其中的革命主题与乡村再现的关系：“政治运作是通过非政治运作而在歌剧剧情中获得合法性的。政治力量最初不过是民间伦理逻辑的一个功能。民间伦理逻辑乃是政治主题合法化的基础、批准者和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倒像是民间秩序塑造了政治话语的性质。”^[105]显然，这里所谓的“政治话语”也就是阶级斗争和革命话语，而所谓“民间秩序”则是乡村中国的传统意义秩序。当它们被描述为“政治”与“民间”的对立时，事实上就隐含了“强制”和“自然”这样的价值判断，似乎是现代的也是人为的阶级斗争政治话语，压制了传统的也是自然的乡村意义话语。这种评价方式最有意味的地方，其实不在于它发现了“民间”这一范畴，而在于它将“民间”视为充分自然化的和非建构性的。在这一点上，政治/民间的评价模式其实并没有摆脱现代/传统评价模式那样的二元对立，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革命话语运作的意义轨迹的同时，又造成了另一种遮蔽，即认为“民间伦理秩序”是非政治的和自然发生的，它扮演的是功能性角色，使得革命这样的政治话语借助它的自然性而得以实施。

将传统乡村的意义秩序和话语空间指认为是与“现代”或“政治”相对的“传统”或“民间”，透露出的实则是民族主义话语运作有多么成功，因为将这一建构的空间视为充分自然的，恰恰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话语运作的结果。如前述及，nation包含着公民权和文化共同体这样的两个面向，如果说阶级斗争与革命涉及的是前者，那么民族形式则关涉后者。民族形式通过确立特定的文化认同，而将前者（即阶级斗争主题）表现为基于地缘和血缘这样的情感共同体的自然而合法的行为。在很长的时间中，当人们把“民族形式”（梁斌将其表述为“民族气魄”）视为辅助性的“形式”问题时，其实就是将它看作是“自然”的因素。当梁斌在他的创作谈中提出，阶级斗争的主题只有依靠“加强生活的部分”，只有借助写故乡的人民风貌、民俗、地方风光和方言土语，才能“让读者从头到尾读下去”时，很大程度上，他在触及与孟悦所论的同样问题，并且分享着同样的思路。政治/非政治、不可读/可读、不自然/自然、现代/非现代等，构成了这种理解背后的“革命”与“民族形式”的二元对立基本思路。而事实上，如果说革命与阶级斗争这种政治话语是一种现代发明的话，那么无论是《红旗谱》还是《白毛女》所呈现的“民间”伦理和乡村意义秩序，也都并不是如其给人的感觉那样是亘古及今的自然的田园诗，相反，它们都是特定的书写效果，而这种书写方式自身则同样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发明。问题只在于，这项“发明”是如此的成功和精巧，以至人们很长时间都无法意识到它是被发明的。或许正因为此，可以说构成《红旗谱》叙事关键的，其实并不是所谓“阶级斗争”主题，而是那个被作家视为辅助性的、处在第二位的，但却是如此自然的“民族形式”。

锁井镇这一叙事空间（这也是作家所追求的“民族气魄”建构的结果）的民族性如何被建构出来，其实是梁斌在创作谈中反复提及的问题。不过，他的这些议论常被人当作“写作技巧”，而没有意识到这正好显示出民族形式的书写/建构性。这主要是因为，关于如何表现“民族形式”，已经形成了一套既定的自然化的思路和模式。如梁斌所言，它包含着人物性格、人民风貌、民俗、地方风光和特定地域的语言即“方言土语”这样几个关键因素。这事实上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经典在构造“民族形式”时所遵循的一个普遍的叙事模式。不过人们并不将其视为“叙事”，而视为对“真实”与“自然”的呈现。

就人物性格方面而言，《红旗谱》为人称道的，就是它成功地赋予了人物以民间英雄传奇的色彩，尤其和冀中平原自古被称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地方传奇性格关联在一起。小说甚至因此被称为具有“新时代的‘燕赵风骨’”^[106]。为构造出这一特点，小说颇为自觉地借重了传统中国小说的经典文本，尤其是《水浒传》中的人物性格和叙述方法。而在小说整体风格上所追求的“比西方小说粗一点，比中国小说细一点”的写法，特别是借鉴中国古典小说主要依靠行为和语言来表现人物性格这一点，《红旗谱》显得格外成功。有关小说中的民俗描写，既包括乡村日常生活中的信仰与禁忌，包括传统节日，也包括乡村日常生活的具体样式，如饮食起居，尤其是因运涛和春兰的爱情而涉及的乡村日常欲望的书写和性别关系的呈现等。关于捕鸟、看瓜等民俗，则直接构成了小说情节的内容。正是对这些民俗和日常生活细节的叙述，使得小说具有人类学式的风俗画情调。民族形式构成的另一重要构成因素，是关于地方风光的描写。这几乎是《红旗谱》表现得最为着力的地方。千里堤的春风杨柳和四时变换以及北方平原的风光景物，都始终在小说叙事者的捕捉范围之内，并与人物的情绪变换、与情节的展开、与人物关系的发展等，发生了或隐或显的呼应关联。尤其在表现春兰与运涛的情感时，这一特点几乎达到了极致。与地方性关联的另一关键，则是小说所使用的北方农民的方言土语与古典小说语言的融会，由此形成了颇为雅致而具有乡土气息的语言。梁斌强调自己所尝试的语言，是“以群众语言为主，书本上的典型性的语言为辅，尽可能地用群众语言，而加以提炼加工”^[107]。方言、俚语、古典白话、书本语言的融合，所造就的乃是一种相对新颖的书面语书写形态。

上述四个层面，大致构成了“民族形式”的具体内容。很显然地，这些被用来建构“民族性”的因素，都是特定地域的文化构成。也就是说，在这里，地域文化和民族形式之间构成了一种明显有差异而又看似自然的转换关系。这其实也是作家在构思时明确意识到的问题：“想要完成一部有民族气魄的小说，我首先想到的是要做到深入地反映一个地区的人民的生活。地方色彩浓厚，就会透露出民族气魄。”他也意识到这中间存在差异，以及跨越这种差异的方式——“拿中华民族来说，分布的地区这样广，每个地方的民俗和生活方式、生活习惯都不一样，作家只好尽可能的概括，而不可能全部概括”^[108]。显然，梁斌在这里触及了“中华民族”内部构成的地区差异，他将由特定地域到达民族整体性的方式称为“概括”，似乎是通过“概括”所有差异性的区域特性即可提升为民族性整体。不过，就小说的具体构成而言，明显不是这样。小说只写了冀中平原的地域文化和民情风俗，却被人们直接视为“民族气魄”的呈现。事实上，这也是整个当代文学建构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人们常常将它语焉不详地表述为“越是地方的就越是民族的”，进而推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在80年代的寻根思潮中，甚至变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论调。而很少有人去追问：从地域到民族，这种跳跃是如何和因何发生的？

或许关键在于意识到，地方性格、民俗、地方风光和语言这四个因素在小说中的呈现，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呈现”，而是一种关于“民族性”的叙事结果。如果把人物性格和民间传奇的书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国民性”问题关联起来，这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作为一种“民族—国民”建构的特性。至于“民俗”，则根本就是文化民族主义在创造nation时的发明。民俗和方言所标示的，不过是民族—国家所发明的中华民族历史有机体的存在方式而已。同样，《红旗谱》对冀中平原的日常生活、民间风情、带有古朴气息的方言土语描绘，其实并不是对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真实存在样式的记录，而应该颠倒过来说，乃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视野中，对这些生活形态的叙事和发明。因为将何者指认和叙述为特定地域的标志，正是一种选择和建构的结果。

事实上，用四大因素来叙述特定的地域文化，进而建构其与现代国族认同之间的关联，这种叙事模式并不是从来就有的。程美宝在她的研究中提出，由族群（或种群）、方言、民俗、学术等四个因素来展开关于地域文化的描述，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发展成为一套成熟的“论述地方文化的模式”。她认为这套模式的出现，乃是中国读书人（知识群体）在从“天下”观转换至“国家”认同时的关键所在，并且“恰恰由于中国读书人这种特性，使得中国的国家观念和地域文化观的论述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辩证关系，研究者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观来视之”^[109]。这种基于文化建构主义思路而对地域文化叙事与民族—国家建构之关系的讨论，是极富洞见的。而当代文学的民族形式叙事，显然还关联着更为复杂的因素，比如斯大林的民族属性四要素说（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尤其是“民族形式”论争确立的民族自觉意识等。不过这里讨论的关键在于，只有当文学中的“民族气魄”、“地方形式”、“方言土语”等，被视为一种历史性选择与建构的结果，而非自然因素时，“民族形式”问题的复杂性才能真正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