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国家与欧共体的关系

加入欧盟

二、加入欧盟

与加入北约相比，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过程更为漫长，但遇到的阻力不是来自俄罗斯，而是来自欧盟和它们自己。

东欧国家剧变之后很快就提出了加入欧共体的要求。比如，匈牙利总理安托尔（Antall József，1932—1993年）说：“对于我们来说，欧共体是最重要的目标。我们要尽快加入。”^[53]瓦文萨在欧共体委员会发表的演说中称：“对于波兰来说，今天和明天没有什么问题比成为欧共体成员更重要。”^[54]东欧国家表现出的迫切心情，欧共体并没有作出直接的回应，而是提出了向东欧国家提供无偿援助的“法尔计划”（PH ARE）。在1989年12月召开的斯特拉斯堡会议上，欧共体委员会认为应当同东欧国家缔结某种联系国协定，并在1990年1月起草了一份关于同东欧国家签订联系国协定的文件，东欧国家对此十分欢迎。从1990年9月到1991年12月，经过八轮的艰苦谈判，波、捷、匈三国与欧共体签署了《欧洲协定》（Europe Agreement），获得欧共体联系国的地位。此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分别在1993年2月、3月和1995年6月与欧共体签订了联系国协定。

《欧洲协定》包括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多方面的合作内容，规定欧共体与东欧联系国在1992—2002年的合作进程分为两个阶段进行，五年为一个阶段。具体做法是：第一，在贸易领域，东欧国家在第一阶段逐渐取消大约20%—30%的农产品、钢铁等敏感产品的关税，然后根据一般普惠制原则逐渐减少其余敏感产品的关税。欧共体则逐渐取消联系国70%商品的进口数额限制并降低关税，到1997年底完全取消进口的数额限制。在这过程中，欧共体和东欧联系国都不得实施新的对贸易产生消极影响的关税和其他限制性措施。在第二阶段，东欧联系国逐渐减少关税和限制进口措施，对欧共体成员国的商品大幅度开放市场，欧共体取消东欧联系国其余出口产品的关税和配额。第二，在投资领域，第一个五年结束时，东欧国家实现绝大多数投资领域的开放，逐步创造条件向欧共体有关资本流动的法律靠拢。第二阶段后，各国将全面实行欧共体的有关法律。第三，防止国家不正当干预。在第一个阶段里，各国在实行欧共体竞争法规时，在国家补贴方面可以有一定灵活性，但必须坚持公开和透明的原则。从第二阶段起，各国开始全面实行欧共体的竞争法。第四，各国法律体系必须逐步与欧共体的法律法规体系相接，为今后一体化奠定基础等等。^[55]《欧洲协定》标志着东欧国家与欧共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从接受援助为主转向以贸易和投资为主，为东欧国家与欧共体的关系构建了新的发展框架。

为了进一步促进东欧国家加入欧共体的进程，1993年6月，欧共体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制定了针对东欧国家加入欧共体的标准，即“哥本哈根标准”。根据这个标准，“成员国关系要求候选国家做到稳定的制度保障对民主、法制、人权和主权的尊重与捍卫，发挥功能性的市场经济机制，以及能够克服联盟内竞争的压力和市场波动。申请成员国要预先保证作为候选成员国要有能力承担作为成员国关系的义务，包括遵守政治、经济和货币联盟的目标。”^[56]

1993年11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后，欧洲联盟诞生。东欧国家继续为加入欧洲而努力。哥本哈根首脑会议之后，匈牙利和波兰正式向欧共体递交了入盟申请。随后，其他国家也向欧共体递交了申请。1994年12月，欧盟埃森首脑会议讨论了欧盟同东欧联系国关系的最新发展情况，提出欧盟将在物力和制度建设上帮助东欧国家达到标准，制定了“入盟前战略”，即深化联系国与欧盟成员国和欧盟机构的关系，执行《欧洲协定》，通过“法尔计划”实施财政援助。^[57]1995年6月，欧盟戛纳首脑会议通过了《中东欧联系国纳入联盟内部市场的准备工作》的白皮书，规定了联系国最终与欧盟一体化的框架，提出采用欧盟共同体法作为入盟谈判的重要内容。^[58]

到了1997年，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国在政治经济转轨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市场经济基本建立，多党议会民主制度的根基也已牢固，因而，要求欧盟把它们正式入盟谈判提到日程上来。

同年7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了《2000年议程》。在《2000年议程》中，欧盟委员会认为，依据“哥本哈根标准”，欧盟应首先批准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和塞浦路斯等六国入盟。1997年12月，欧盟卢森堡首脑会议批准了欧盟委员会的建议，决定首先同上述六国进行入盟谈判，对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五国的入盟问题视其进展而定。^[59]1998年初，欧盟与入盟候选国开始谈判之前，欧盟首先制定了“加入伙伴关系”文件，确定了欧盟与候选国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候选国未来的优先任务和欧盟对这些国家在实现其优先任务中可以提供的财政、技术援助和条件。该文件规定，候选国在为入盟谈判作准备的过程中，应制定“采用共同成果的国家计划”^[60]。

1998年3月，波兰等六国正式与欧盟开始入盟谈判。2000年2月，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马耳他也开始进入入盟谈判阶段。入盟谈判采取欧盟和每一个申请国开展政府间会谈的形式进行，内容覆盖共同体法的31个章节，涉及货物的自由流动、人员的自由流动等方面。

为了尽快加入欧盟，谈判开始后不久，东欧候选国便提出了希望欧盟给出一个谈判最后截止日期的要求，以便它们可以根据这个期限进行国内的改革。此后，随着谈判日期的无限期延长，东欧国家的呼声越来越高。2000年6月，东欧国家开始抱怨欧盟在谈判中采取了拖延战术，呼吁欧盟在同年12月举行的尼斯会议上确定完成谈判的日期，声称不接受否定答复。波兰表示准备在2003年加入欧盟；捷克提出候选国将尽力说服欧盟中持怀疑态度的国家以确立它们加入欧盟的时间，希望捷克在2003年入盟。^[61]第二批谈判的候选国也表达了尽快结束谈判的强烈意愿。斯洛伐克要求加快谈判的步伐，争取赶上捷克。罗马尼亚认为，现阶段欧盟与罗马尼亚的谈判并没有进入实质阶段，延误了谈判进程。^[62]

在东欧国家的强烈要求下，欧盟在2000年11月通过谈判时间表，确定具备条件的候选国于2002年年底结束谈判。2001年10月，欧盟表示将尽一切可能以确保其与12个候选国中的10个国家在2002年底前达成协议，以保证新成员能够参加将于2004年6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2002年12月，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宣布，欧盟与波兰等10个候选国的入盟谈判已完成。2003年4月16日，10个候选国在希腊首都雅典签署了入盟条约。2004年5月1日，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以及马耳他、塞浦路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10国正式加入欧盟。2007年1月1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正式加入欧盟。

从1989年到2007年，东欧这些国家加入欧盟前后历经了近20年之久。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有两方面的阻力。

从东欧方面看，它们达到“哥本哈根标准”需要一个过程。东欧各国通过转轨在实现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但与西欧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本国法律与欧盟共同法律接轨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欧盟法律的范围领域多，法律数量巨大，东欧国家国内法律的调整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各国的转轨进程并不一致，转轨较为成功的波兰等国比转轨较慢的阿尔巴尼亚、黑山等国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程度要高得多。因而，东欧各国加入欧盟的进程也就不可能一致。另一方面，历史的记忆使得这些中小国家对其“冷战”后在欧洲的地位十分敏感，小国心态往往将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在谈判中，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欧盟财政补贴固然重要，但是，东欧国家看中的更是能否取得与老成员国一样的补贴水平，入盟后是否会成为欧盟内的“二等公民”。例如，当欧盟委员会最初根据《2000年议程》的建议对候选国的农业生产不提供直接补贴，即“在中东欧国家加入的背景下和过渡期间，不是将直接支付体制应用到农民身上，而是将更具建设性地大量增加用于结构改革和农业”^[63]的时候，东欧的候选国就表示，如果不向新加入的10个国家给予补贴，会造成与欧盟老成员国竞争不平等，因此，表示强烈反对。与此同时，在加入欧盟的过程中，一些东欧国家的民众担心本国同西欧国家的巨大差距，入盟后会丧失剧变后获得的独立空间，再次沦为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和经济的附庸。因此，他们或是对欧盟和欧洲一体化持根本反对态度，或是对某个或某几个方面持反对态度，形成了一种与“返回欧洲”相逆的“欧洲怀疑主义”，成为东欧各国入盟的主要反对力量。^[64]

从欧盟方面看，欧盟内部对新成员国给欧盟经济造成的冲击的评估不同，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同。最突出的反映在共同农业政策和农业补贴问题上。共同农业政策是一种价格保护机制，欧盟为农产品设定了“目标价格”和“干预价格”。当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下跌到干预价格以下，共同农业政策机构即按照干预价格进行购买。当农产品价格高于目标价格，共同农业政策机构即抛售储存的农产品，促使农产品价格回落到目标价格以下。欧盟同时为进口到欧盟的农产品设定“门槛价格”，进口谷物到达价格低于门槛价格的部分要缴税。当东欧候选国加入欧盟后，欧盟将要为新入盟的东欧国家支付巨额的补贴，据中东欧农业发展研究所（IA MO）和哥廷根大学农业经济研究所预测，东扩所带来的农业支出增加将达到99亿—110亿欧元。^[65]因此，德国、荷兰、英国和瑞典反对向新成员国提供任何农业补助，因为欧盟在2000—2006年预算中没有相应的项目。这些国家希望共同农业政策的补助大大减少，甚至在东扩之后淘汰这种补助。法国、爱尔兰、西班牙和比利时认为，在支付体制上无须进行根本改变，但必须同新的成员国制定好规则。他们不希望在2006年，即通过2007—2013年预算之前讨论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问题，希望直接补贴原则至少在共同农业政策中再保持10年。另一方面，新成员国的到来将会给欧盟决策机制带来何种挑战，前景并不明朗。在一些意义重大的问题上，如外交与安全、内政司法、税收、宪法事务、社会保障机制、能源、文化、工业和与发达国家签署协议等问题上，欧盟理事会采用了“一致通过”表决机制。在普通问题上，欧盟理事会采用“有效多数”的表决制。新成员国在“一致通过”的表决中如何使用这一权利，在“有效多数”分得多少票数，这实际上是欧盟内部利益的一个重新分配的过程。

加入北约和欧盟后，多数东欧国家最终实现了“返回欧洲”的目标。然而，东欧国家与西欧发达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距，要赶上西欧国家，东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没有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都是转轨步伐较慢的国家，它们只有加快本国政治经济转轨的步伐，才有可能尽早符合“哥本哈根标准”，加入欧盟。

【注释】

[1]“后社会主义”的概念最早由法国学者阿兰·杜汉纳（Alain Touraine）在1980年提出。苏东剧变后，这一概念通常用来指原来采取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或放弃苏联模式后，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学者们把转型作为“后社会主义”的研究重点，内容涉及“民主的发展和巩固”、“市场的发展及其决定力量”、“一系列脱离政府的自治机构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四个问题，“后社会主义”转型被认为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进程”。也有学者称“后社会主义”为“后共产主义”（post‐communism），两者基本上是通用的。参见苑洁主编：《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页。

[2]对于不同的东欧国家来说，“返回欧洲”具有不同的含义：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等信奉天主教或新教的国家的“返回欧洲”，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回归过程，特别是文化层面的认同；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波黑、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信奉东正教或伊斯兰教国家的“返回欧洲”则主要是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角度，文化层面的加入欧洲对它们来说是融入另一种文化。参见John Van Oudenaren，“EU Enlargement：The Return to Europe”，in Ronald Tiersky，ed．，Europe Today：National Pol‐itics，European Integration，and European Security，Lanham：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9，pp．119—144；Milada Vachudova，Europe Undivided：Democracy，Leverage and Integration after Commun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3]Jeffrey Sachs，“Eastern European Economies：What is to be Done？”The Economist，13—19 Jan，1990，pp．23—28．

[4]苑洁主编：《后社会主义》，第332页。

[5]David Lipton，Jeffrey Sachs，“Creating a Market Economy in Eastern Europe：The Case of Poland”，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Vol．1990，No．1，1990，pp．75—147．

[6]Guillermo A．Calvo，Fabrizio Coricelli，“Stabilizing a Previously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Poland 1990”，Economic Policy，Vol．7，No．14，Eastern Europe，（Apr．，1992），pp．176—226．

[7]Leszek Balcerowicz，“Transition to the Market Economy：Poland，1989—93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Economic Policy，Vol．9，No．19，1994，pp．72—97．

[8]参见赵乃斌等主编：《东欧中亚国家私有化问题》，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版，第394—422页。

[9]Peter Murrell，“Evolutionary and Radical Approaches to Economic Reform”，Economicsof Planning，vol．25，Issue 1，1992，pp．79—95．

[10]Paul Hare，Tamas Revesz，“Hungary’s Transition to the Market：The Case against a‘Big‐Bang’”，Economic Policy，Vol．7，No．14，1992，pp．228—264．

[11]World Bank，Hungary：Poverty and Social Transfer，Report No．14658‐HU，March 14，1996．

[12]Kozminski，Andrzej K．，“Transition from Planned to Market Economy：Hungary and Poland Com‐pared”，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No．4，1992，pp．315—333．

[13]TomasBauer，“Experiences and prospects：The case of Hungary”，In Giersch，H．Ed．，Towards a Market Econom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Berlin：Springer‐Verlag，1991，pp．109—123．

[14]转引自王志连著：《波匈捷经济转轨比较研究》，中国言实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15]Cf．，Zhen Quan Wang，“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ivatization in Hungary，Poland and Czechoslovakia”，Working Paper No．8 General Series，Center for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December 1991．

[16]参见赵乃斌、姜士林主编：《东欧中亚国家私有化问题》，第482—545页。

[17]Martha de Melo，Cevdet Denizer，and Alan Gelb，“Patterns of Transition from Plan to Market”，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Vol．10，No．3，1996，pp．403—404．

[18]Deutsche Bank Research，“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he growth engin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EU Monitor，July 13，2005．

[19]驻波兰使馆经商参处：《波兰公司腐败程度比西欧国家高出一倍》，中国驻波兰经济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http://pl.mofcom.gov.cn（2008．07．05）。

[20]参见Lynn Tesser，“East‐Central Europe’s New Security Concern：Foreign Land Ownership”，Paper presented at theannual meeting of“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Palmer House Hilton，Chicago，Illinois，Apr 15，2004。

[21]Milada Anna Vachudova，Tim Snyder，“Are Transitions Transitory？Two Type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Eastern Europe Since 1989”，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Societies，Vol．11，No．1，1997，pp．1—35．

[22]S．Berglund，J．A．Dellenbrandt，eds．，The New Democracies in Eastern Europe：Party Systems and Political Cleavages，Aldershot：Edward Elgar Publishing，1991，p．7．

[23]“Walesa Declares Presidential Candidacy”，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8，1990．

[24]David Ost，The Defeat of Solidarity：Anger and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Itbaca，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pp．35—60．

[25]“Party Backs Romanian Premier”，New York Times，March 29，1992．

[26]Lubomír Kopeek，Pavel Pšeja，“Czech Social Democracy and its‘cohabitation’with the Communist Party：The Story of a Neglected Affair”，This text has been written as part of the research project“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Interests in Contemporary European Democracies”（code MSM0021622407）and was also supported by the research project Political Actorsin the Processof Europe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Area of the Czech Republic，sponsored by the Czech Ministry of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code1J 002／04‐DP1）．http://www.sciencespo.site.ulb.ac.be/dossierssupports/pavel2.doc（2008．08．05）．

[27]http://www.sds.bg/en/about/history（2008．07．30）．

[28]Charles Bukowski，Barnabas Racz，Edward Elgar，The Return of the Left in Postcommunist States，Edward Elgar Publishing，Inc．，1999．

[29]Sikorski R．，“How We Lost Poland．Heroes Do Not Make Good Politicians”，Foreign Affairs，Vol．75，No．5，1996，pp．15—22．

[30]Daniel Kunštt，“Public Support to the KSM after 1989：Historical Grounds，Political and Social Context，Perspectives”，http://www.cvvm.cas.cz/upl/nasespolecnost/100033seKunstatkscm%20EN.pdf（2007．09．20）．

[31]Sen Hanley，“The Communist Party of Bohemia and Moravia after 1989”，in Andrs Bozóki，John T．Ishiyama，eds．，The Communist Successor Part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New York，London：M．E．Sharpe，Inc．，2002，pp．148—150．

[32]http://www.kscm.cz/index.asp?thema=3245＆category=（2007．08．11）．

[33]Paul Taggart，Populism，Philadelphia：open University Press，2000，pp．1—22．

[34]Ivan Krastev，“The populist moment”，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07-09-18-krastev-en.html（2008．07．06）．

[35]Ralf Dahrendorf，“Acht Anmerkung zum Populismus”，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07-09-18-dahrendorf-de.html（2008．06．23）．

[36]特拉扬·伯塞斯库，1951年出生，从海洋学院航行系毕业后一直在远洋货轮或油轮上工作，其中任船长长达11年。1989年走上政坛之后，伯塞斯库先后任过海洋局局长和副部长级的国务秘书，1996年任运输部长，2000年当选为布加勒斯特市市长。2001年，伯塞斯库被推举为罗马尼亚民主党主席，2004年底当选为罗马尼亚总统。

[37]“PNL‐PSD negotiations resumed behind the curtains”，http://www.nineoclock.ro.sixxs.org/index.php（2007．10．23）．

[38]Grigorij Mese6nikov，Ol’ga Gyrfšov，Daniel Smilov，Eds，Populist Politics and Liberal Democracy in Eastern Europe，Bratislava：Public Affairs，2008，p．8．

[39]相关内容参见余建华著：《民族主义、国家结构与国际化——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研究》，博士论文，2003年5月，第158—160页。

[40]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生于波黑北部的一个穆斯林贵族家庭，20世纪70—80年代因主张在波黑建立一个像伊朗那样的伊斯兰教国家而两次被捕入狱，1988年获得大赦。1989年，他创建了波黑穆斯林民主行动党（SDA）。该党在1990年波黑议会大选中获得33%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伊泽特贝戈维奇也成了波黑首任总统。1996年，伊泽特贝戈维奇作为穆斯林的代表进入了根据代顿协议重建的波黑三人主席团，继续担任总统，2000年因病退出主席团，2003年去世。

[41]Srbobran Brankovié，“The Yugoslav‘left’Parties”，in Andrs Bozóki，John T．Ishiyama，eds．，The Communist Successor Part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pp．206—223．

[42]Bill Vann，“The Holbrooke‐Milosevic agreement on Kosovo”，http://www.wsws.org/news/1998/oct1998/koso-o20.shtml（2008．06．25）．

[43]Robert Bowman，“Chronology of the Conflict in Kosovo”，Institute for Space and Security Studies，Vol．16，No．2，http://www.rmbowman.com/isss/kosovo.htm（2008．08．10）．

[44]参见Diana Johnstone，“Humanitarian War：Making the Crime Fit the Punishment，”in Tariq Ali，ed．，Mastersof the Universe？，London：Verso，2000。

[45]《参考消息》1999年6月1日。

[46]《参考消息》1999年6月7日。

[47]薛君度主编：《转轨中的中东欧》，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页。

[48]［波］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刘晓勇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页。

[49]转引自樊春菊、沈碧莲：《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进程》，载《国际资料信息》2004年第5期，第1页。

[50]转引自薛君度主编：《转轨中的中东欧》，第378—379页。

[51]“Partnership for Peace：Framework Document”，http://www.nato.int/docu/comm/49-95/c940110b.htm（2008．08．15）．

[52]转引自薛君度主编：《转轨中的中东欧》，第384页。

[53]转引自Peter van Ham，The EC，Eastern Europe and European Unity：Discord，Collaboration and Integration since 1947，London：Pinter Publishers，1993，p．190。

[54]转引自The EC，Eastern Europe and European Unity：Discord，Collaboration and Integration since 1947，p．191。

[55]波兰部分参见：http://www.sei.gov.mk/TU/EN/21994A0129（01）．doc（2008．07．28）；匈牙利部分参见：http://www.sei.gov.mk/TU/EN/21994A0129（02）.doc（2008．07．28）；捷克部分参见：http://www.sei.gov.mk/TU/EN/21994A0129（03）．doc（2008．07．28）。

[56]European Council，“Conclusions of the Presidency‐Copenhagen，June 21—22 1993”，ue.eu.int/ue‐Docs/cms Data/docs/pressdata/en/ec/72921.pdf（2008．06．25）；16“Accession criteria（Copenhagen criteria）”http://europa.eu.int/scadplus/leg/en/cig/g4000a.htm＃a10（2008．06．25）．

[57]“Preaccession strategy”，http://www.babylon.com/definition/Pre-accession%20strategy/Chinese%20（S）（2008．05．23）．

[58]［英］乔治·维萨拉：《欧盟与东欧的关系及向东扩大》，载《欧洲》1995年第4期，第26页。

[59]“Agenda 2000：for a stronger and wider Union”，http://europa.eu.sixxs.org/scadplus/leg/en/lvb/l60001.htm（2008．05．23）．

[60]Herther Grebbe，“A Partnership for Accession？The Implications of EU Conditionality for the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Applicants”，http://www.cer.org.uk/pdf/grabbeconditionality99/pdf（2008．05．23）．

[61]Simon Araloff，“The Visegrad Group：Alliance Against Russia and Germany”，http://www.visegr-adgroup.eu/main.php?folderID=1＆articleID=3933＆ctag=articlelist＆iid=1（2008．05．30）．

[62]参见薛君度主编：《转轨中的中东欧》，第411—412页。

[63]“Agenda 2000：for a stronger and wider Union”，http://europa.eu.sixxs.org/scadplus/leg/en/lvb/l60001.htm（2008．05．23）．

[64]Jack Bielasiak，“Party Systems and EU Accession：Euroscepticismin East Europe”，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Public Opinion about the EU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IN，April 2—3，2004；Paul Taggart，Aleks Szczerbiak，“The Party Politics of Euroscepticism in EU Member and Candidate States”，OERN Working Paper No．6，April 2002．

[65]参见胡荣花主编：《走向新世纪的欧洲联盟》，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版2003年版，第375—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