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社会学
齐美尔（Simmel，1858—1918）是社会学史上一个气象万千的人物。早期他曾倾向于实证主义，随后一个时期追随康德主义，后期沉浸于生命哲学。他的学术兴趣极其广泛，哲学、历史学、艺术、音乐、伦理学、宗教、文学、文化理论、社会学等领域都留下了他深深的印迹。他一生写了几百篇论文，近三十部著作，有十五部是重要著作，如《社会分化：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1890）、《历史哲学问题》（1892）、《伦理学导论》（两卷，1892—1893）、《货币哲学》（1900）、《社会学：关于社会交往形式的研究》（1908）、《哲学的主要问题》（1910）、《哲学的文化》（1911）、《社会学的根本问题：个人与社会》（1917）、《现代文化的冲突：一种阐述》（1918）等。他以重视小团体的互动的微观社会学的研究著称于世，又以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总体批判的宏观巨制卓尔不群；他是他的时代最优秀的演讲家之一，他同时为学术圈与公众工作，在课堂上和学院外的广大听众中同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可称罕见的天才，并且是现代思想的中心人物，但却是其所处时代的边际人；他是个犹太人，生长于德国反犹主义盛行的时代；他的学术成就受到那个时代著名的学者如李凯尔特、韦伯、胡塞尔等人的赞赏，但他却一生为大学学术当局所排斥，直到晚年才获得正式教师聘职；无论是大学的文化圈，还是柏林的反主流文化圈，齐美尔在两个范围内都是边际人；这种边际的色彩在他生平时代深深挫伤了他，但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从旁观的角度更卓越地洞悉社会生活的内蕴。
齐美尔反对关于社会学是受其内容所决定的观点。社会学不能通过特殊的、为其他科学所未曾研究过的对象来建立，因为如果把人理解为社会的存在，社会就是所有历史事件的体现者，既然社会学以这样一些事实为基础，那么它所包含的一切对象，都已为现存的学科研究过，“就其他科学的成果构成其题材而言，社会学似是一门折中的学科”(25)。但那些希望社会学能够成为一门包揽人类一切事务的总科学的想法是徒劳无益的。认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的科学的主张也是十分可疑的。如果社会指的是发生于社会中的一切事物的总和，莫非社会学要承担全部社会科学才能完成的任务？齐美尔认为“社会”一词还有另一种含义，它指各种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个人通过这些交往形式组成了第一种含义上的“社会”。社会学就是以各种社会交往的纯粹形式为对象，其方法“是从各种现象中分出社会交往的要素……如同语法之把纯粹的语言形式与这些形式赖以存在的内容分开一样”。“一门真正的社会学只能处理特定的社会形式及社会交往（Vergesellschaftung）本身的各种形式，而不同于社会交往借以实现的种种特殊的兴趣与内容。”(26)这样，社会学至少涉及两类领域：对社会交往的纯粹形式的描述与系统化构成为纯粹社会学或形式社会学；运用纯粹社会学的方法在各门社会科学的传统对象的范围内揭示各自特殊的规律构成为一般社会学。在这两个方面，社会学都不把一个整体的社会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是对迄今为止占主导的社会有机理论（孔德、斯宾塞、涂尔干是其主要代表）的一次重要超越。
另一方面，对社会学中的心理主义观点，即把一切社会现象完全归结为个体、个体的性质和感受，视社会仅为一种名义存在的原子主义观点，形式社会学所作的处理是独特的，既非反人本主义的和唯科学主义的决定论，也非心理主义的还原论。首先我们要记住，在涉及社会生活根本性质的本体论问题上，齐美尔继承的是德国历史主义人文主义的传统，坚持社会归根到底是人们行动的产物。他在《历史哲学问题》中坦言：
政治的与社会的、经济的与宗教的、法律的与工艺的等一切外部事件，如果不是出于或产生于心理的途径，那么对我们来说它们就既乏味又不可理解。如果历史不是一出木偶戏，那就必定是心路的历程史，精神所描述的一切外部事件不过是些连接物，一头接着意志的冲力与活动，另一头接着由这些外部事件所激起的各种情绪的反应。(27)
在《社会学》一书中，在讨论“社会如何可能”的问题时，他将个体性视为三个先天条件之一（另两个是角色与结构）。这意味着“生活并不完全是社会的”，个人绝不完全等同于一个或一群社会角色。个人有反社会角色化的一面，“这是基于个人自发自主的机能，使人能以自己为中心并为了自己看待其生活”(28)。
尽管齐美尔认为考虑心理现象是必要的，并把心理生活视为社会生活的最微观的基础，但他却未尝试去发掘和解释心理本身运作的内涵，也不认为仅仅通过个体心理便足以解释全部社会生活。社会学感兴趣的不是心理过程本身，而是社会的互动。心理还原论的错误在于忽视了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即：社会互动形式的变化、互动人数的变化，都会引起新的属性的发展，而这种新的属性从研究孤立的个人中是推演不出来的，但是互动过程仍是一个心理现象。因为行动者不是社会交往结构中的被动角色，社会交往及文化的形式一经产生固然拥有自己的生命（详见本章第3节），但另一方面这些形式、结构只有概念化、内心化才能影响个人，只有经过行动者的解释、评价后才能“活动”起来。因此，齐美尔社会学的特点是强调微观（心理层）的互动与交往（社会层）。
综上所述，齐美尔社会学存在着三个基本层次的主题：第一层次，是他对社会生活本体论的心理成分的微观假设（哲学社会学的一部分）；第二层次，是他对于人际交往关系形式的社会学成分的兴趣（纯粹社会学与一般社会学）；第三层次为宏观层次，是他对于所处时代的社会与文化精神的结构与变迁的学说（文化社会学）。
齐美尔对当代社会学的贡献，最为人熟知的是他对社会交往的模式与形式的阐述。我们择其要点予以介绍。
齐美尔首先确定了社会学以社会交往为其主题，并且着重研究社会交往的形式。这是因为，第一，作为社会生活内容、材料的各种动机和行为如饥饿、爱、劳动、宗教信仰等本身并不是社会的，只有将它们纳入交往关系中，它们才是社会交往中的因素。第二，社会交往的因素只有通过确定的交往形式，如合作、统治、竞争等，才能实现自身而从个人的属性转变为社会现象。社会既不存在于个人之外，仿佛其本身是一个有生命的独立自存的实体，也不是一种名义的存在，仿佛除了个人的心理现实外不再有任何超越于独立个人的客观现实。社会就在人们具一定形式的交往、互动中产生着、维持着、延续着。交往及其形式概念使齐美尔既能保留能动的人主体的概念，又能对更大的制度和社会过程作客观的分析。
形式概念为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组范畴，使我们能在一向被认为是主观任意的、一次性的历史事件领域与人类活动领域中发现事件及活动的潜在的同一性结构，从而使历史、社会的研究获得客观性普遍性的品格。齐美尔说明，尽管历史上的君主的个人遭遇与性格特征彼此相去甚远，但社会学家可以抛开所有历史的特殊性，证明所有君主的活动都受到君主制的限制。如果再作深入的剖析，他甚至不必涉及君主制，而只去研究冲突与合作、统治与服从、集中与分散这样一些结构。同样，虽然不同的价值、利益与目的使人类社会产生出各种不同的团体，但它们实现这些目的与利益的社会互动形式是相同的，例如战争与经济都含有合作这一形式。当然，不同的形式也可服务于相同的目的。为了经济利益，既可通过竞争，也可借助联合。通过形式的范畴，经验世界被转化为一个分类体系，一个兼有认识论和本体论性质的概念图式。形式为多样而散乱的客观世界提供统一性。齐美尔力图建立一门社会生活的几何学。
社会几何学的一个主题是数学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他对于人员数量所引起的互动性质的变化，在对两人群体与三人群体的差异讨论中有精彩的分析。据齐美尔的分析，两人群体不存在独立的社会结构，没有比独立的两个个体更多的事物与意义。群体的存在依赖于双方，任何一方的撤出都会导致群体的解体。而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具有高度的个性，因为其中的个体并不低于团体的层次。团体加入第三者后，其性质便发生重大变化。首先，三人团体构成了一个最简单的独立结构，具有可以支配、约束其成员、追求并不属于每个个体的目的的超个体的力量与动机。许多新的社会过程与社会角色开始出现于三人团体中。例如，一个第三者可以充当团体内纠纷的仲裁者或调解人；或者借团体内其他两人的争执而得渔翁之利；或者蓄意怂恿其他两人发生冲突，从而获得优势。团体若超过三人时，成员增加所造成的影响则无异于第三者。
社会几何学的另一个主题是距离在社会互动中的意义。在《货币哲学》一书中，齐美尔指出，事物的价值是由它与行动者之间的距离所决定的。如果一事物距离太近又太容易获得，或者它太遥远又极难获得，那么它的价值就不高了。最有价值的事物，是那些有可能获取但必须付出最大努力代价的事物。在《陌生人》一文中，距离概念是一核心概念。“陌生人”就是一种与我们的关系不近不远的类型。与我们太接近，那他就不是陌生人了；如果距离太远，则他与团体间的接触就告终止。这种特殊的距离，使得陌生人与团体成员之间发生一些不寻常的互动模式。例如，陌生人可以与团体成员维持一种较客观的关系，团体成员也能较平和地表现对他的信任等(29)。
齐美尔并不想要编制一张社会交往形式的详尽的目录表，他只是试图从社会互动模式、社会过程、社会类型等不同角度，从社会生活的生动现实中挑选出可视之为交往构架的问题和方面来。他把统治、服从、竞争、分工、交换、时尚、穷人、娼妓等都视为互动的形式或社会类型。齐美尔常被批评为追求形式而牺牲了内容。例如，他把军事冲突与夫妻间的口角、士兵对军官的服从与工人对企业主的服从等极不相同的现象混为一谈，并按形式特征将它们归在一起。这种批评当然是对的。齐美尔本人也十分清楚，把社会生活仅仅归结为它的形式要素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看一下齐美尔所作的大量交往形式的分析，其中真正有价值的倒是他的极富辩证精神的交往内容的分析。例如，他批评了一味地否定社会生活中的冲突因素和一味否定肯定一致因素的观点的幼稚，正确指出了不满情绪的发泄具有安全阀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安全阀，很多社会关系就不能持久，指出社会总是冲突和协调这两种形式互动的结果。他更辩证地将社会冲突视为一种社会交往，“如果人与人之间的每一次互动都是社会交往的话，那冲突必然被认为是社会交往。毕竟冲突是人类最活跃的互动行为之一，而且不可能由单个人进行”(30)。再如，关于时尚，它既是模仿，又体现个性化，因为在追求最大限度的同一性社会及由寡头控制的社会中，不存在出风头赶时髦的动机和条件。而当任何一种现象一旦成了时尚，它就会立刻开始变得不再时髦。时尚的魅力就在于，它既是新的，同时又是过时的。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社会化的个人与社会总是保持一种双重的关系：他被结合在社会里，又和社会相对立；他为社会而存在，也为了自己而存在；他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一方面，我们面对（社会的）这个非人格命令唯有服从；但另一反面，它并非外在的控制力量，只有依赖我们个人的内在的激励力量才能为我们所遵循。”(31)个人的心智可以保持行动者免受外部环境的控制，而心智同样也会将社会实在物化，创造一些事物，最后反过来奴役行动者，等等。在这些充满理趣的分析中，齐美尔处处追求的是社会内容具体的、真实的、矛盾的及多维度的曲折往复的过程，如此丰富生动的内涵，绝非唯形式的社会关系语法学与几何学所能范围。他揭示出同一交往形式所包含的对立统一的方面（时尚既新亦旧）；刻画了不同的甚至对立的交往形式的相互转化（如冲突具有整合功能，社会内在于个人）；他敏锐地意识到人类文化的深刻的二律背反。所有这些都是齐美尔思想最具创见处。他的形式社会学固然聚焦于社会互动的抽象而恒定的形式以及微观的小团体的相互作用，但如果忽视了他的大气象的理论旨趣、洞见及成果，那对他是很不公平的。
齐美尔历史与文化社会学的焦点是现代历史的发展趋势及社会客体的文化层次，即他的“客观文化”。
齐美尔创造性地重新阐述了现代历史发展的自由主义观点，即由圣西门、孔德、涂尔干、梅因、斯宾塞等人所阐述的近代工业社会取代传统社会的历史进步观。“根据这种观点，演变就是从同质向异质、从共性向个性的转变，是从个人由传统的小范围的可预见行动向多重关系和开放性机遇的大范围的活动的转变。西方历史的潮流导致了从地位关系发展到契约关系；从机械的团结发展到有机的团结；从阻碍个性发展的封闭社会发展到由有着多重复杂联系和契约而产生的个性和个人自治的社会。”(32)
这是齐美尔历史与文化社会学的自由主义进步观的一面。他的理论还有文化悲观主义的一面。这一面阐述了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创造与文化的创造物之间的深刻的二律背反。这一观点不是来自英法的进步思想，而是起源于德国哲学的异化观点与马克思的传统。其直接的社会背景当然是欧洲工业文明正在经历的变化，但似乎德国哲人的唯美的浪漫主义气质更敏感于现代文明进步中的退步因素及个人日趋无奈的命运。
齐美尔文化理论的出发点是文化乃人类的创制，但一方面人类对自己的创造物有物化的能力或倾向（宗教是人之所创，到头来人却膜拜宗教）；另一方面，文化一经被创造，其存在就独立于创造者，于是文化世界与社会世界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成为一种人不得不面对的巨大的、现实的客观实体，此即齐美尔客观文化的基本含义。
关于客观文化的构成，齐美尔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这样一些成分：工具、科学成果、艺术、宗教体系、法律制度、抽象理念、语言、伦理规范、逻辑规则、信用制度、交易规则等。近代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扩张呈指数形式，结构更趋复杂、独立与自足。它逐渐超越了创造者、行动者的控制，并反过来支配人、奴役人；这样，客观文化变得既脱离它的产生原因，又脱离它的服务于人的目的，变成一种异己的与人对立的力量。客观文化的成长导致人的主观文化的失落，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的鸿沟的日益加宽等，正是齐美尔真正忧虑的文化问题。
在最能表达其思想的巨著《货币哲学》中，齐美尔提供了将微观的互动分析（以货币形式的交换为例）与宏观的客观文化概括结合起来、将过程分析（互动）与结构分析（社会制度）结合起来作出一种文化批判的范例。
齐美尔是把货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交往形式来讨论的，即不只视货币为一种特殊的价值形式，而且还注重货币与行动者的关系，以及货币对于整个文化中各类现象的影响，这些现象包括交换、占有、个人自由、思维方式、生活样式、人格价值、内心感受、文化等。简言之，齐美尔试图从货币分析中抽象出时代的精神和文化的发展趋势。
《货币哲学》的思想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许多共通之处，这一点毫不奇怪。马克思对《货币哲学》的作者的深刻影响：第一是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和商品拜物教概念的方法论启发；第二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的批判的社会学的影响。但马克思的理论是特定的历史分析，他把异化与拜物教归于商品生产的范畴，是与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与社会经济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消灭了异化产生的社会条件也就超越和消灭了异化。齐美尔则把它视为人与文化关系的永恒的悖论，在这方面，齐美尔更接近于韦伯，后者用工具理性与实质理性、职责伦理与信念伦理、目标合理与价值合理等一系列对立概念来阐述这一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悲喜二重奏。
首先，货币创造了一个物化的世界。货币把我们与所需物品隔离开，如果我们没有钱的话；货币又消灭这种距离限制，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钱的话。货币成为一种无所不能的力量。货币还为市场与现代经济的发展提供基础，最后使一切具有市场价值（与货币价格联系在一起）的事物都成为外在于人并强制人的实体。以物易物的交易并未导致物化的世界，而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便是物化的世界。货币促成了这一切。货币为“大规模的企业”、“信用投资体系”等提供了条件。货币不仅创造了物化世界，而且还发展出以货币为轴心的象征结构，这两种结构都对行动者产生控制的作用。
货币原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深广，有助于增进社会世界的理性化。齐美尔认为理性主义与货币经济原则本质上是相同的，任何情况都不予考虑的理性不接受主观的因素，任何人原则上都可使用。这一切既是现代货币经济的特征，也是唯智论的特征。化质为量，使一切事物和性质丧失其质的特征而都变成可量化的对象，这是智力与货币共同的特征。货币本身是物的价值关系的纯粹反映，它是任何一方都可以同样享用的，所有的人在货币关系上都是等价的。“化质为量的趋势，在货币中达到了最高最纯粹的表现。”(33)此外，货币交换把一切关系都转变成计算关系，这又要求具有复杂的心智过程，这一切加剧了“文化的智性化”；也就是说，部分因为货币经济缘故，智力被视为最有价值的品质。
货币在现代社会里扮演的这种核心角色，使货币这样一种极端的手段最终变成目的本身。货币的这种异化导致许多负面影响。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方面，不论是最高层次的还是最低层次的，都能出售和化约为共同的分母金钱的话，就会产生犬儒主义与玩世不恭的态度，因为每件事物都可以在市场上随意交易买卖，不论是一片面包还是美德与智慧。货币交易消除了一切事物的性质差异，也消除了个性的差异。计算理性的发展保证着极不同的出身和精神气质的人们彼此之间理解的容易程度，而其反面则是过去时代所特有的内心感受的质量的下降以及精神生活的平均化。
货币还导致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与其劳动手段的异化，管理也失去一种主观的个性成分，服从成为工艺的一部分，这是个体在生产过程中的异化。
在这普遍的异化过程中，人们丧失了自己的主观性和独特性。一个吊诡的情景是，我们的生存日益依赖处在其他社会地位上的他人，但我们却对占有这一位置的人知道得越来越少；填塞在特定位置的具体个人变得不重要，人格消失在这个位置之后。人的价值被用金钱来计算，人变成交易的一部分。
齐美尔甚至拿卖淫与货币的本性相类比：“货币在听任对其作任何一种用途时的那种冷漠，抛弃任何一个主体时的那种轻率——因其与任何一个主体都没有真正关系，它们作为纯粹工具所固有的那没有任何情绪活动的物性，这一切使货币与卖淫有某种相似。”(34)
总之，通过分析货币关系这种现代社会最基本最普遍也是最纯粹的交换形式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齐美尔揭示了理性文化客观文化成长的过程，也是文化的主观性、个体性、特殊性、差异性趋于丧失的过程。客观文化的财富在不断增加，主观文化却日渐贫乏。劳动分工的发展带来个人独立性创造性的发展，促成人类以更精良的能力去创造文化世界的各种成分；但同时，高度专业化的个人也丧失了整体文化的意义，丧失了控制它的能力。例如，语言本身在大量扩展，但既定人群的语言能力却衰退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个人所需的技能却大大退步；知识总量在急剧扩张，而越来越少的人可被称为知识分子；客观文化在使人丰富（数量上）的同时，又在使人单一化（性质上）；文化的创造物越多，个人的创造力似乎越枯竭；人需要文化使自己受到教育，但人创造和吸收文化的能力却越来越衰退。这种趋势的结果使现代人感到自己深深处在一个不可知的世界中。人们从绝对主义的概念中解放出来，又陷入了一个失去价值、意义、内心敏感性的相对主义的困境中。客观文化使我们的所得低于所失。齐美尔警告人们，小心现代客观文化与货币经济对人类的不良影响。对于未来，他的态度是悲观的，他预言铁笼将把人们禁锢在社会功能里，客观世界的完善将以人的心灵的衰退为代价。齐美尔的文化批评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在文化领域内的深刻矛盾，他的著作开了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精神”的无数尝试的先河，他的后来人写下的同类的著作中，声名遐迩的有桑巴特（W. Sombart，1863—1941）的《现代资本主义》、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斯宾格勒（O. Spengler，1880—1936）的《西方的没落》等。批判理论的工作也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齐美尔的传统。
齐美尔对社会学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但并没有什么齐美尔学派，这是因为他的著作缺少连贯统一的体系，也因为他一生处在大学学术圈的边缘。齐美尔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第一，他的哲学观点与宏观的社会学观点有助于摧毁支配19世纪的社会思想模式，传播一种新的互动的、人文主义的社会思想。齐美尔用关于社会互动的科学取代关于社会的科学，用人文主义观点取代自然主义观点，从而对超越有机论与进化论的遗产有重要贡献。
第二，齐美尔的纯粹社会学对一些社会学家有较大影响。一种形式主义的社会学，将社会理论转变为术语及分类体系，后者将普遍适用于对社会事实的描述。形式主义就是将社会交往的观点扩展为一个详尽的体系，其主要代表是维泽（L. von Wiese，1876—1969）、古尔维奇（Gurvitch，1894—1965）等。但他们并非一个什么学派，他们的引人注目的成就也与形式主义理论假设没有什么关系。作为一种学说，形式主义的不结果的教条主义对正在挣脱哲学思辨传统的社会学弊多利少。
最后，齐美尔的交往互动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在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中间很受欢迎。斯莫尔、帕克、伯吉斯等人出版了齐美尔著作的译本，并对那些对他们影响最大的齐美尔著作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齐美尔还被认为是冲突理论的思想先驱之一。科塞认为，虽然我们今天的社会学拥有比齐美尔时代优越得多的技术手段和理论工具，但只有傻瓜才会因此认为齐美尔的思想过时了。“齐美尔永远和涂尔干、韦伯一样有力地激发着社会学的想象力。”(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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