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门户以偕大道

融门户以偕大道

第二节　融门户以偕大道

高攀龙讲学东林，诸友请教：“先生在京讲学，与邹、冯两先生以何者为教？”高攀龙回答说：“邹先生要人见性，冯先生只教人务学，余只言存心。”^[33]此可见首善三主盟的学术宗旨并不完全相同。邹元标、冯从吾、高攀龙是首善书院讲学的核心和领袖，但是他们的讲学宗旨却有差别。

邹元标在家居时就非常热衷于讲学，所谓“江阳、龙华聚会无虚日”^[34]。邹元标之学，最尚自得。他曾说：“大都不肖之学，务在自信自得。”^[35]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他还说：“吾兄直当摆脱诸陈言旧见，直求自得。苟能自得，刍荛可采，矧先正乎？未能自得，孔孟且不信，矧阳明乎？”^[36]从其不迷信阳明而言，他不是典型的阳明学者；从其不迷信权威而言，他又可说是典型的阳明学者。从师承来看，他是阳明的四传弟子——他的老师胡直师从欧阳德与罗念庵。他的学问还受到罗近溪弟子杨复所的影响。万历丁丑（1577年），年轻的邹元标从学于杨复所月余，“先生行，乃草书呈先生曰：‘学有宗旨，有功夫，有入门，有结果，先生卒详教我。’先生折简曰：‘本体即工夫，工夫即本体，入门处即结果，结果处即入门。功夫宗旨可一言而尽也。’”^[37]邹元标学主圆融的学问风格，也许正是从杨复所那里获得的。罗近溪、杨复所是典型的泰州学派学者，故邹元标亦沾染了泰州学派的风格——“洒扫应对，罔非精义；出处进退，人道大端。”^[38]

邹元标其学最重一个“悟”字。他说：“学在得悟。终日讲说，还是画饼；终日躬行，还是添足。然欲入悟，须从收敛退藏入。”^[39]又曾说：“道贵超悟，学贵真修。”^[40]他的《仁文会约语》，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为学思想：

一先悟。以悟为入门犹适远者以问道为先务……有由言语触发而入者，有由练磨熏习而入者。由言语入未必徹根，由练习入则恒久不已，而居安资深逢原之妙因之矣。一重修。夫学以修为实际……修在淳伦，伦不淳是室而可无栋梁也……故修又在崇礼视听言动而可……慎辞受取予之节者，是修之急务也。一贵证。证者，证吾所谓悟且修者也。夫吾所谓悟而修者，非他，即吾之心也。所谓修者，非他，亦吾之心也，非轫自我也……悟者，即悟其所谓修者，以悟而证修则不沮于他岐之惑。修者，修其所谓悟者，以修而证悟则不涉于玄虚之弊，而实合内外之道。^[41]

故曾与东林讲学的学者吴达可说他“不出儒者矩矱，而亦不着儒者事理之障”^[42]。其《泷江讲义》内有言：“规矩方圆之至，圣人人伦之至。吾道外人伦更无规矩。”因此，刘元卿说邹元标“悟无上妙道，而语语不离孝友”^[43]，评价极高。

邹元标最重气节。他曾说：“维持正学与充塞正气，原无分别，夫学而无益于世，则玄虚之谈也。气而不本之学，则血气之刚也。”^[44]这种理学与节义相统一的原则，也正是邹元标与东林学者交好的基础。吴达可说他“节义、文章、道德、性命，浑融合一”^[45]。但他的气节，并非一味的刚勇。他对于当时官场中的君子小人之争，有着更深的感慨：“窃观士君子在仕途。君子有君子病，小人有小人病。小人病在卑污，或秉机而射利，或与时而竞进……君子之病，病在高明，如澡躬自持，过于刻厉，则污者忌；中立不倚，过于激昂，则懦者惭。”^[46]这一点，也切合他圆融的学术风格。邹元标对于佛教的溺爱，也常为晚明学者诟病。据说他在刑部为官时，每见狱囚则遥宣佛号，其于无善无恶之论，也不甚疑，故与周海门交好。

冯从吾之学，倡言“性善”与“敬”。他尝说：“吾儒论学，只有一个善字。”^[47]他师从许孚远（1535—1604年）^[48]，是湛学的门人。《四库全书总目》言：“（许孚远之学）虽出于唐枢，然史称其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故与罗汝芳、杨起元、周汝登相争，在姚江末派中最为笃实。冯从吾、刘宗周、丁元荐传其所学，皆能有所树立。”^[49]许孚远曾对朱子与王阳明都有过述评：“朱紫阳先生力攻著述以开来学，其精神力量可谓收儒者之大全，然而议论训释稍有矛盾于孔氏。我朝王文成先生揭致良知三字，直透本心，厥旨弘畅矣。乃其末流侈虚谈而尠实行，世之君子犹惑焉。”^[50]这一段话，清楚地表明许孚远虽然出身于湛门，然信从致良知三字，而于朱子也不持攻击之态度，而于王门后学甚表忧虑。这种态度，深深地影响到冯从吾。此外，据说冯从吾在京师时，曾问学于东林学者顾宪成。因此，冯从吾与东林学术有一定的渊源。吴觐华撰《真儒一脉》，以冯从吾与顾、高并称，系于东林——“其一时并兴，声气同而道脉合者，则有关中冯恭定少墟先生云。”^[51]对此，严瑴在《东林或问》中进一步解释道：

或曰：东林属吴地，而素衣乃以关中冯少墟系之东林，何也？曰：讲坛有领袖之人，因有某地之目。自万历甲辰顾、高倡学梁溪，于是前乎此而讲学者以东林为应求，后乎此者以东林为宗主，盖不啻濂洛关闽之齐一众心矣。况冯公师事泾阳，尤所谓声气同而道脉合者，不系之东林而谁系。^[52]

可见，冯从吾系于东林在这些东林讲学者看来是很自然的事情。冯从吾非常热衷于讲学，当其家居之时，与王之士、张舜典、周传诵等人讲学。宝庆寺、关中书院、正学书院，皆其讲学之地。他认为当晚明之世，尤须讲学：“国家无事，士大夫不知节义，唤起亲上死长之心，非讲学不可。”^[53]他的学问，“以性善为头脑，尽善为工夫”^[54]。其讲学家法是“当讲学之日，不得议及他事，论及他人”^[55]。他的性善之学、主敬、排佛，与东林学者甚为合拍。

高攀龙之学，倡言“复性”。他尝对祝可久言：“学以复性为主，入门最直截者莫若敬。”^[56]吴桂森说：“其（高攀龙）用功从小学入手，而宗旨从大学得力。修则实修，证则实证。……其教专以存养为主，每对学者则言复性，而以为必从静坐入。”在吴桂森看来，东林之学，“得高先生为之集其成”^[57]。钱穆先生认为，高攀龙与顾宪成相比，大同小异，然顾宪成不喜树门户，而高攀龙更喜辨是非，又更重“教”^[58]。故高攀龙教人，率以朱子《小学》、《近思录》为入门。熊赐履说：“攀龙之学，以程朱为的，以复性为主，以知本为宗，以居敬穷理相须并进为终身之定业。四方从游者至，先令读《小学》、《近思录》等书，次即令静坐，以养深厚之气。”^[59]

大概高、冯、邹三人之中，高攀龙最崇尚朱子，而冯从吾则于朱子之敬、阳明之良知，皆笃信不疑，而邹元标则最信良知，功夫则专以悟为主。他们之间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但是，这似乎并不妨碍他们同堂讲学。

攀龙之外，首善讲学中还有大儒如刘宗周、出身儒学世家的方大镇^[60]。刘宗周在万历三十二年（1504年）结识东林学者刘永澄，因此而知东林之学。《东林书院志》卷二十二杂记曰：“梁溪、山阴学脉，静之（永澄字）实联合之。”万历四十年，他曾与高攀龙论学。首善书院的讲学，算是给了刘宗周又一次直接与东林讲学者对话的机会，据说刘宗周慎独思想的提出，就是在首善书院讲学时期^[61]。其实，高攀龙、邹元标、冯从吾之间，还是早有一些渊源的。万历二十年（1592年）高攀龙在南京拜见过邹元标等人，时邹元标等人即“各倾吐底里，互相质证，以存之为海内有数人物，定交而别”^[62]。当时的学者都认为邹元标与东林有其相契之处。王宣说：“邹南皋公证明一，实合拍东林，与方君静廷尉公会于首善，申无我有事之旨。”^[63]三人之间，渊源亦颇深。冯从吾被东林学者视为同道，且问学于顾宪成。高攀龙极推崇冯从吾，曾对弟子韩参夫称冯少墟“是吾儒之极纯者”^[64]。邹元标曾为东林书院写《依庸堂记》，并曾在给冯从吾的信中深切地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不佞于门下应求非一日矣。……此生如有晤时，则道缘未了，刳心有期；此生如竟无晤期乎，则数语订盟，亦永千秋。”^[65]其倾慕之情可见一斑。

晚明讲学重视“同调”意识，东林讲学已然如此。高攀龙说：“东林人行辈不一，如逯確斋中立、陈思岗嘉川、丁慎所元荐、刘本孺元珍与公（洪平仲）为一辈。此六人者，绝不相类，而相欢何也？朋友同于道也！”^[66]关中的讲学中，冯从吾“恪守伊川、晦庵矩矱”，而张舜典“学主明道，以为学圣人之学而不知以本体为工夫，最易蹈义袭支离之弊，与冯先生意见微别”，“然先生（张舜典）心重冯先生之规严矩方而非同执吝意见，冯先生亦重先生之透体通彻而不类剖藩决篱。故自此冯先生有述作，多先生为之序首焉”^[67]。首善书院中，高攀龙言复性，邹元标重解悟，冯从吾重躬行。三人学问宗旨虽异，然却亦不失为同调之人。其所同者，道德意识而已。高、冯二人，在明末学界自是最为躬行的，而主张解悟的邹元标，其实也是很重视规矩的。《四库全书总目》说邹元标“规矩准绳持之甚严，不堕二王流弊”^[68]。包遵信认为整个17世纪社会思潮的一个总的趋势是“以振兴儒家为旗帜的文化运动”，“当时各家观点、倾向不一，但是‘卫道从容’的气氛各家是一致的”^[69]。这种一致性，即与王学末流对伦理的冲击引起了学者“卫道”的愿望有关。清初学者张夏说：

愚按万历诸贤之倡学也，大抵严程品而宽于辨脉。方东林初建，顾、高为倡，宗朱辟王乃其大指，然《依庸堂记》及泾阳志文皆出南皋手笔，岂其计道之不同哉？不唯是也，首善书院之役，邹、冯共事一堂，亦各讲所学，其为说不相狥亦不相犄。岂当日以同调寥寥，不欲于同中立异耶？抑和而不同，正欲以此徐求并一耶？^[70]

也许这样的融合，正是冯从吾讲学的理想状态。他曾说：“人性皆善，而不学则不能明善而复其初。……性复则诸说皆筌蹄矣……又何门户之可言乎？公（龙遇奇）书院以复性名堂，正所以融门户以偕大道。”^[71]

作为晚明诸儒的一大聚会，首善讲会更多地强调了学术之兼容和道德之感召，学术上的门户观念并不深。文翔凤在《冯恭定公祠碑》中论及当时讲学情形说：“邹公颇捐崖示易，冯公独峻德容……特布帛颛紫阳。二君子巷分姚江河津之脉，然不为鹅湖之角唇。”^[72]然同调之寥寥，终不足以成讲学之气候。天启四年（1624年），高攀龙解职归无锡，华认庵问道：“都人士有识先生者否？”高攀龙答曰：“未也。”^[73]非但无人解高攀龙之学，抑且因高攀龙之参与而引起首善书院之禁，实在是令人遗憾。然而，在遗憾的背后，我们或者能见着一种潜行的政治偏见与讲学风气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