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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科技异化

时间:2022-05-0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反对科技异化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深刻揭示了技术与政治统治的关系,从而对晚期资本社会中的技术异化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因而,解决技术化统治问题,是马尔库塞的夙愿,对此,他力图通过倡导一种“新科学技术理论”来促使科学技术走出异化的困境。(一)何谓“新科学技术”尽管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科学技术持一种强烈批判的态度,但他认为,在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美学和人道的

反对科技异化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深刻揭示了技术与政治统治的关系,从而对晚期资本社会中的技术异化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他看来,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进步已经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利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一切反对现存制度的势力,并把政治上的反对降低为在维持现状的范围内的商讨和促进替代性政策的选择,从而成功地实现了政治对立面的一体化,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封闭的政治世界。[25]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统治的直接表现就是技术异化。因为,现代技术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而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的生存结构向合理的方向发展,这本应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和科学技术存在的终极目的。但是恰恰相反,实际上却是统治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的人和社会。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异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技术理性和政治理性融为一体

马尔库塞认为,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技术进步不依赖于所有制。技术进步不仅成为广大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发动机,而且也越来越多地从行政上或措施上决定着人民的生活水平。技术丧失了纯生产力的纯洁性,因为它不是首先平息和调和人类的生存斗争,给人类带来幸福,而是加强了压制。行政当局用各种规章制度来规定劳动和自由时间的情况日益增加,核武器的自我毁灭的危险也日益扩大。科学、生产、管理、交通、军事和大众自由中前进的技术系统成了一部独立的机器。一方面,这部机器按照技术标准不断改善自己,使自身越发理性;另一方面,它又越来越多地脱离社会主体的监督,不再有益于社会主体的自主决断,因此又变得越来越非理性。也正是由于技术的非理性变化,政治统治和社会权力的实体才被包含在技术手段的必然规律中,从而政治统治具有了技术支配力的形式。人对人的长期统治,在前进的技术系统中成了对自然过程的目的理性的控制,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技术理性已经同政治理性融合在一起了。正像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政治意图已经渗透进处于不断进步中的技术,技术逻各斯被转变为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技术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26]

(二)技术成为遏制离心力量的新的控制形式

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由于采用各种自动化因素而增加的技术装备不是作为脱离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的单纯工具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一个系统来发挥作用的。这个系统不仅先验地决定着装备的产品,而且决定着为产品服务和扩大产品的实施过程。这样,技术装备趋向于变成极权性的,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因此,它消除了私人与公众、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27]同时,技术通过提供生活必需品,为人们创造了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民主的不自由的发达工业社会,在此社会中,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对现存制度而言,技术变成了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的新的、更为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形式。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的,发达工业社会的突出之处就是“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28]

(三)技术合理性变成政治合理性

马尔库塞认为,作为技术世界的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实现一项特殊历史谋划的最后阶段,在这一阶段上,对自然的实验、改造和组织都只作为统治的材料。“随着这项‘谋划’的展现,它就形成为话语和行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范围。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并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制度,这一制度吞没或拒斥所有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一制度的生产效率和增长潜力稳定了社会,并把技术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29]这样,技术的合理性就使它的政治特性得以展现,它变成了更为有效统治的工具,并创造了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社会和自然、精神和肉体为保卫这一领域而保持着持久动员的状态。在这里,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及与他人的关系,都是由客观性质和客观规律决定的;而这些性质和规律却已经丧失了自身的神秘性和不可控制性,变成了技术理性可计算的表现,从而使技术理性执行着它作为发达工业社会控制新形式的所有功能。

(四)技术使“潜化”变成“僵化”

“潜化”可以理解成汉语的潜移默化,是指自我把外部的强制性要求转化为内在的自觉要求的一整套相对自动的过程。因此,“潜化意味着存在一种区别于甚至敌对于外部要求的内心向度,即能把公众舆论和行为撇在一边的个人意识和无意识。”[30]“内心自由”的观念在这里有它的现实性,是人们可以借以变成和保存他自己的私人空间。然而,这样的私人空间已经被技术占据和削弱了。大量生产和分配占据了个人的全部身心,工业心理学已经不再限于工厂范围内,它已通过科学技术渗透进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和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以至于从人们的私人生活、闲暇时间等方面对人进行控制,改变人们的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在此过程中,反对现状的思想能够深植于其中的‘内心’向度被削弱了。这种内心向度本是否定性思考的力量也即理性的批判力量的家园,它的丧失是发达工业社会压制和调和对立面物质过程在思想意识上的反应。”[31]“在几乎机械式的反应中,潜化的各种不同过程都好像僵化了。结果,不是调整而是模仿:即个人同他的社会、进而同整个社会所达到的直接一致化。”[32]

马尔库塞认为,这种一致化,意味着技术统治下的政治领域的单向度化,即一体化。

三、倡导“新科学技术理论”

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批判的核心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化统治问题,正是因为技术异化为统治的工具,才导致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思想的出现。因而,解决技术化统治问题,是马尔库塞的夙愿,对此,他力图通过倡导一种“新科学技术理论”来促使科学技术走出异化的困境。

(一)何谓“新科学技术”

尽管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科学技术持一种强烈批判的态度,但他认为,在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美学和人道的条件下,一种替代现有科学技术的新的科学与技术是可能的,它们将打破现有的科学技术的统治逻辑,成为拯救人类和自然的新生力量。

马尔库塞认为,虽然科学技术在发达工业社会已然成为统治工具,要拯救这种危机,就需要一种全新的科学方法和技术。他指出:“依靠其自身的方法和概念,科学已经规划和创立起这样一个领域,即对自然的统治依然同对人的统治相联结的领域——它们的联结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领域而言是必不可免的。……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在也许有助于上述必然联结的进步方向上的变化就会影响到科学的结构——科学的谋划。它那没有丧失合理特征的假说,将在一种根本不同的经验环境(一个和平的世界)中得到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科学将获得根本不同的自然概念,并确认根本不同的事实。这一合理的社会推翻了理性的观念。”[33]这里,马尔库塞实际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即发达工业社会的制度框架并不能决定科技进步的速度、方向和功能,反之,在独立的科技进步过程中,制度框架是可以替代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认为当科学技术进步到一定程度,社会制度的变革是可能的。因此,马尔库塞认为,这种新科学技术是为革命的理论服务的。同样,革命的理论应承担起这种新科学技术的纲领。他指出:“技术转变同时就是政治转变,但政治的变化只是到了将改变技术进步方向即发展一种新技术时,才会转化为社会的质的变化。因为已确立的技术已经变成破坏性政治的工具。”[34]

(二)“新科学技术”的产生途径

新科学技术该如何产生呢?在马尔库塞看来,新科学技术的产生是和理性的变革密切相关的,因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异化是与理性的工具化有必然联系的。所以,新科学技术的产生首先必须使理性摆脱工具理性而恢复否定性和批判性,他指出:“技术进步的这种新方向将是既定方向的突变,即不仅是流行(科学和技术)合理性的量的渐进,而且更确切地说是流行合理性的突变,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新观念的突现。”[35]

马尔库塞将新科学技术的确立寄托在科学、技术、形而上学(哲学)和艺术的结合上。在他看来,首先,科学、艺术和哲学之间存在着原始的联系。科学曾包含审美理性、自由、想象和幻想。科学曾沉迷于各种可能性的合理化,它玩弄过这些可能性,即解放——一种更高真理——的可能性。其次,技术与艺术具有姻亲关系,像技术一样,艺术也通过反对现存领域,并在现存领域中创造了一种思想和实践的领域。但是,由于后来科学技术理性取得了统治地位,科学、技术、哲学和艺术便被分离了。[36]“统治的合理性不是使科学理性和艺术理性分离开来,就是把艺术结合进统治领域从而否证艺术理性。”[37]

那么,科学技术、艺术和哲学该如何结合呢?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已经将技术理性推向了极端,达到了它的终点,进一步的发展将导致一个质的飞跃,即呈现出一种本质上新的人类现实的可能性,那时,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的特征不存了,科学技术将对“生活艺术”开放,科学、技术、艺术和哲学便会结合到一起。他这样论述道:“在有步骤地将自己规定为政治事业的过程中,科学和技术将超过它们曾因其中立而从属于政治的那个阶段,并反对它们作为政治工具的专门功用。因为,对终极因的技术再规定和技术控制,是摆脱了妨碍满足人的需要并发展人的才能的特殊利益之后对(物质和精神)资源的建设、开发和利用。换言之,它是人作为人的合理事业,是人类的合理事业。因此,技术可以对理性和自由的不成熟状况提供历史的矫正,据此,人在以压迫为基础的自我持续的生产能力的进步中,可以成为自由的并保留自由。就技术在此基础上获得的发展程度而言,矫正决非技术进步本身的结果。它牵涉到政治的变革。”[38]在这段话中,还隐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即马尔库塞不认为技术自身的发展存在内在的逻辑,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根据政治需要提出的。这个观点在这段话中表露得更加明显:“摆脱剥削特征后的技术合理性愈是对社会生产起决定作用,它就愈是依赖于政治方向——依赖于集体的努力以争取和平生存并实现自由的个人为自己设立的目标。”[39]

(三)“新科学技术理论”的悖论

马尔库塞对于新科学技术将带给人类和自然的解放坚信不疑。他认为,新科学技术除了带给人类物质上的满足以外,还将带给人类自由发展的前景,正义、自由和人性的观念都将在新科学技术下获得它们本真的真理性和道德心。同时,艺术与技术联姻后,艺术的技术合理性将具有美学的还原特征,到那时,征服自然意味着减少人对自然的暴行。土壤的耕作不同于浪费性的开发,开辟森林本质上也不同于大规模地砍伐森林。总之,科学、技术、艺术和哲学的结合一旦产生了新的科学技术,“技术的逻各斯就将开放出一个根本不同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40]

从马尔库塞对“新科学技术理论”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对科学技术态度的根本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已经异化为统治工具,执行意识形态功能,因此,科学技术的中立性不再适用;另一方面,在他的新科学技术理论中,他则认为科学技术可以不受社会制度的限制,科学技术进步到一定程度,制度框架可以替代,技术可以成为解放人类的新力量。这种“摇摆不定”受到了哈贝马斯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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