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94），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在纳粹占领奥地利期间他被征召入伍，在苏联战场负伤，落下跛腿的残疾。1945年，进入魏玛音乐学院学习音乐和戏剧。1946年，就读维也纳大学，先是学习历史和社会学，继而学习物理学、数学和天文学，最后转入哲学，1951年以《论基础原则的理论》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去英国向维特根斯坦求教，由于维特根斯坦过世转到伦敦经济学院波普尔门下做博士后研究。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开始在世界各地任教，包括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瑞士苏黎世工业大学等，定居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
费耶阿本德的著作尤其是80年代以后的作品，展示出他在分析哲学传统之外宽阔的哲学视野，包括对克尔凯郭尔、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哈贝马斯等欧洲大陆哲学家的熟悉和尊重，这与传统科学哲学家对欧陆哲学发展状况的隔膜非常不同。费耶阿本德的著作还显示出对艺术、文学、戏剧、人类学等广泛的兴趣，行文简洁直白，富于常识，也表现出异于传统科学哲学的文风。
费耶阿本德的代表作主要有：《反对方法》（1975）、《自由社会中的科学》（1978）、《实在论、理性主义与科学方法》（哲学论文集第一卷，1981）、《经验主义问题》（哲学论文集第二卷，1981）、《告别理性》（1987）、《征服丰富性》（1999）、《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哲学论文集第三卷，1999），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反对方法》。科学哲学家哈金评论道，费耶阿本德用不同的题目写了《反对方法》的三个版本[1]，也就是说他认为《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告别理性》和《反对方法》阐述的都是差不多的观点，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哈金的说法不无道理。由于费耶阿本德观点非常极端和反传统，因而招致了无数的批评，《反对方法》之后他把大量的精力花费在用不同的方式表述自己的观点以及和他人论战之中，没有在新的论题或领域中发挥他的才智，而在原有的论题上由于观点极端而无法再前进，这不能不是费耶阿本德和科学哲学的遗憾。
费耶阿本德与波普尔、拉卡托斯和库恩被欧美哲学界并称“科学哲学四巨头”，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影响极大。他个性鲜明，我行我素，比如会因为看喜欢的侦探剧而突然决定不去参加已经答应他人的学术聚会，其思想的批判性和冲击力更是无与伦比。他早年深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是一位狂热的实证主义者，后来又钟爱维特根斯坦和波普尔的学说，最后却既反对逻辑实证主义，也抨击波普尔。在他的著作中，被批评过的科学哲学家包括卡尔纳普、波普尔、亨普尔、内格尔、库恩、拉卡托斯、普特南、夏佩尔、阿伽西、波兰尼等，他还公然为186个科学家联名声讨的占星术作辩护，是科学哲学领域中有名的反戈一击者，被正统学界看作“一只迷途的羔羊”。1987年《自然》杂志将费耶阿本德称为“科学的最坏敌人”。[2]有人写过以《费耶阿本德：科学最坏的敌人》（Paul K. Feyerabend: The Worst Enemy of Science）为题的文章，有人还编辑了《科学最坏的敌人？——费耶阿本德纪念文集》（The Worst Enemy of Science: Essays in Memory of Paul Feyerabend）。就费耶阿本德对正统科学哲学的冲击来看，他不仅是“科学最坏的敌人”的嫌疑人，还是“标准科学哲学”最危险的敌人。当然，如果不把科学哲学看作是为自然科学优越性辩护的学问，那么费耶阿本德对科学的哲学研究是非常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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