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物学争论的反思

社会生物学争论的反思

《真理的辩护者》详细地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主要发生在美国和英国的社会生物学争论（Socibiology Debate）的过程，争论的双方为社会生物学的支持者和批评者，核心参与者均为顶级的生物学家。争论的触发点为1975年哈佛大学生物学家威尔逊（E. O. Wilson）出版《社会生物学：新综合》（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该书提出了社会生物学的基本框架，威尔逊指出要系统地研究所有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他认为，人类所有行为如性角色、攻击性、道德关注、宗教信仰等均能与人类进化过程及其遗传性征联系起来，即潜在的基因排列为人类何以如此行为的基础。威尔逊的理论立刻就招来了大量的批评，也得到了一些支持，双方展开论战。之后，美国社会生物学争论蔓延到英国。

舍格斯特尔指出，社会生物学争论的焦点不是科学证据、实验操作等具体问题，而是涉及何为科学的基本科学观问题，尤其是：科学与道德的关系如何？社会生物学争论的双方视自己为“真理辩护者”，但“恰巧他们对真理存在于何处有不同的概念”^[44]，导致“这是一场关于科学本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和特定时间中可接受知识的本质的争论——它被看作知识分子之间的冲突”^[45]。因此，这是一场基本局限于自然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争论。社会生物学支持者们认为，科学与道德应分离，意识形态因素不应干涉科学的自由探索，而且科学必然是有利人类福祉的。而批评者们则认为，科学研究应该接受政治和道德的审查，对于错误意识形态观念指导下的“坏科学”要进行批判。

与传统观点不同，舍格斯特尔认为，以道德和政治关注为核心的社会生物学争论推动而不是阻碍了社会生物学的发展。首先，争论澄清了社会生物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某些问题，也促进了社会生物学许多具体科学问题的研究。其次，社会生物学是跨学科研究领域，争论扩大了学科影响，吸引了许多科学家的注意并加入其中。最后，争论让社会生物学和更多其他知识领域相接触，推动了不同领域知识在社会生物学中的综合。因此，舍格斯特尔认为，社会生物学争论说明，道德正确对于科学家的学术成就、新知识被共同体认可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科学家们都希望积累某种“道德资本”(moral capital）；在科学活动中，真理问题与道德问题是纠缠在一起的，社会学对科学的反思是无法将两者截然分开的。

在舍格斯特尔看来，社会生物学争论表明，科学家的真理标准并非是统一的，关于科学与价值关系、好科学与坏科学的标准等，不同科学家理解不同。实际上，在社会生物学领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甚至冲突的研究传统，社会生物学争论同时也是这些传统间相互竞争的表现。

首先，社会生物学支持者属于自然主义传统，而反对者属于实验主义传统，两种传统的实践者信守不同的科学范式。自然主义传统试图按照自然本来面貌来研究和理解自然，这是一种包括达尔文等人在内的进化生物学乃至自然史的悠久传统；而实验主义传统囊括如基因学、分子生物学、物理学和化学等领域，不仅缺少自然主义精神，而且坚持以讲求实际和批判态度来训练实践者，要求精确数据、实验证据，不接受尝试性、假设性的观点，对既有科学文本坚持批判性阅读。

其次，社会生物学支持者属于作为种植者（planter）的科学家，而反对者属于作为铲除者（weeder）的科学家。“种植者”科学家以建设性的态度生产新知识，坚信所有新知识均有用，至于新知识的应用则应交给民主程序处理。种植者是科学界的主流，对追求知识以及科学知识产品的诚实和社会作用带有毫无疑问的信仰。而“铲除者”科学家不相信民主程序能铲除坏科学，因而把自己的责任视为帮助大众在坏科学没有产生社会危害之前清理它们。种植者鼓励公众相信科学家的中立性，铲除者则不相信科学家，认定政治目标会滥用科学，把阻止这种滥用视为必需的政治任务。作为铲除者的批评者对将科学生产置于民主化之外不满，努力推进科学的民主化，即公众要参与整个科学活动。

再次，社会生物学支持者被批评为还原论者，被认为犯了将人类的本性还原为基因的生物决定论错误，而批评者自称坚持进步的环境主义，即强调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影响，将生物学争论视为典型的进步的环境主义者（environmentalist）对抗保守的遗传论者（hereditarian）的自然－教化（naturenurture）争论，是整体论范式对抗还原论范式。

舍格斯特尔认为，社会生物学争论既是科学论战，也是文化对话。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看，社会生物学争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关于人的自由意志的争论有关，是该问题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重要表现之一。二战之后关于人的自由意志的争论，是西方思想中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争论，即自然—教化（nature-nuture）争论的在当时的体现。人性究竟是先天自然遗传决定的，还是后先教育教化形成的，是自然－教化争论的核心问题。二战后该问题集中表现为人是否有自由意志的争论，最著名的就是存在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对立。萨特等人主张的存在主义从自由选择的角度力主人的自由意志，要求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在战后关于纳粹战争罪行的审判以及其他辩解说他们只是“奉命行事”的人的审判中非常重要。社会生物学的批评者相信“完全自由”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基因限制的意志。对此批评，社会生物学认为，由于基因与环境之间互动，预先设定的东西会改变。因而伦理学认知是建立在这些设定之上的，也会改变，因而也为自由意志留下空间。总之，社会生物学争论的双方均认可人有自由意志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