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股文”到“文字狱”

从“八股文”到“文字狱”

从“八股文”到“文字狱”

明、清两代君主看到元代军事专制维持不了百年统治的现实，从中汲取了历史教训，从而采取了文化专制的策略。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就亲自裁酌制定了《明律》，于洪武十八年(1385)又颁发了解释《明律》的《大诰》，用以约束和恐吓人民。律法第一次提出“十恶”大罪，用凌迟处死等酷刑来镇压人民的反抗。如果说明律是杀气腾腾的大棒，那么明代还有束缚民智的胡萝卜，那就是学校与科举制度。明代兴办的学校分三级：国学(国子监)、县学和社学(乡镇和民间学校)。学校的课程有《四书》、《五经》、《御制大诏》、《大明律令》等，并学习以课程为内容的“八股文”。所谓八股，分破题、承题、起讲、题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每股都有固定的格式，甚至字数的限制。科举制度就是用八股文取仕。学校毕业才具备应考资格，科举成为知识分子做官发财的唯一出路。洪武四年(1371)开科取士，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乡试及格的叫做秀才，会试及格的叫举人，殿试及格的叫进士，其一、二、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只有举人和进士才能分别等级授以官职。这种以八股取士的制度，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只能培养出封建统治的奴才。为了迫使文人就范，明初兴起了并不文质彬彬的“文字狱”。如浙江府学教授，替长官写了一篇《谢增俸表》，文中有“作则垂宪”一句，“则”与“贼”同音，朱元璋认为是骂他做过“贼”;尉元县教谕为府官作了《万寿贺表》，内有“休乾法坤”句，“法坤”与“发髠”同音，是光头之意，这个当过和尚的朱皇帝怀疑是讽刺他。两个学八股、教八股、写八股的教书先生，本意歌功颂德，谁知马屁拍到马腿上，都糊里糊涂地被入狱处死了。

清代帝王并不很懂汉文和汉人，却把“八股文”视为加强统治的至宝，不仅沿袭明代八股取士的传统，而且规定得更加细密，只是为了便于记忆，八股名称有一些改变，如有前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通过八股文，使文人像小足女人走路一样，不敢越雷池半步。不知是哪些文人的突发联想，竟把这样的束缚强加到妇女身上，使清代妇女缠脚成风，认为只有小足伶仃、一步一摇的女子才婀娜多姿，未缠过的天足反被视为怪异，难以找到婆家。清代对文人的控制比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兴文字狱达数十起之多，其中牵连最广的如：

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龙《明史》狱”。因为庄刊印明人朱国祯编写的《明史》，其中有不少不利于清廷的字句，所有庄氏家族16岁以上人丁一律被处死，还牵连到为《明史》作序、校对、刻印、卖书甚至有牵连的地方官都无一幸免。当然，这时康熙大帝还是10岁的小皇帝，政权还掌握在朝臣手中，不能归咎于他。

康熙五十年(1711)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戴名世因集子中多处引用方孝标《滇黔纪闻》中南明抗清史实，并采用南明年号，被认定犯下了“国法不宥，天理难容”的大罪，将戴名世处斩，将已故方孝标“戮尸”，戴家和方家的弟子、族人以及作序，刊印的人一律被问罪。

雍正四年(1726)的“查嗣庭之狱”。当年，查嗣庭担任江西主考官，出了一个作文题目：《维民所止》，这本是四书《大学》中的一句，却犯了清世宗胤祯忌讳，因为他当政的年号为“雍正”，题目前后二字“维”、“止”，被指为暗含“雍正去头之意”。查嗣庭因此犯了“滔天大罪”，冤死狱中，还被戳尸枭首示众，查子被连坐处死，家属被流放，朝廷还下令停止了浙江的会试、乡试。

清高宗弘历这位到处留诗，以汉文通自居的皇帝，表面文质彬彬，大兴文字狱却毫不手软。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方国泰之狱”。因方在《涛浣亭诗》中有这样几句：“征衣旧积燕云泪，泉林不共马蹄新。”“乱剩有自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被认为不满现实，“足澄清”有推翻清廷之意，被处以廷杖三百、流放三年的重刑。

清代的文字狱不胜枚举，处罚惨无人道，死者被开棺戮尸，活人被凌迟、斩首或绞死，亲属被流放，妇女被没为奴婢甚至卖为官妓，遭受连坐的更不计其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明清时期的“八股文”和“文字狱”，像一软一硬的绳索和枷锁，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扼杀了人们的聪明才智，阻碍了中华文化的健康发展，其深远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中国这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为什么今不如昔?有领先世界的文化传统为什么不能发扬光大?“四大发明”产地的中国为什么反而处于落后挨打的可悲境地?这些，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