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中激情的两面

2-2.两难中激情的两面

就知识分子的形象重塑而言，科技知识分子向来比较少的受到争议，而且科技领域的贡献比较容易超越意识形态的范畴，所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只顾低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的“白专典型”会受到批判，但是正常的科研还是可以进行下去的，类似于陈景润的数学研究就受到毛泽东等人的关注而可以继续进行。

而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邓小平随之也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这样，科学家已经由受怀疑的群体而转变成为社会的榜样群体。当时，诗人徐迟笔下一篇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使陈景润那种只有少数人才能了解的数学工作成为社会谈论的热点。

一篇关于陈景润的传记是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况的。

《哥德巴赫猜想》凝聚了徐迟满腔的激情，他第一个向全国的读者报告了陈景润冲击哥德巴赫猜想这一世界数论名题的史诗式的事迹，活灵活现地勾画了陈景润献身科学的形象，在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陈景润因而走到人民的心中，成为一代人学习的楷模。“学习陈景润，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攀登科学高峰”，成为亿万青年的心声，它产生的激励和鼓舞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徐迟是一个诗人，他的《哥德巴赫猜想》洋溢着浩浩荡荡如江河横溢的诗情画意，堪称是雄奇壮阔的丰碑式的作品，或许是采访的时间过于仓促，徐迟在数学所仅一个多星期，或许，是诗人过分痴迷于想象的伟力，或许，是徐迟坚持他昔日的错误主张：报告文学在坚持基本事实属实的情况下，可以容许在细节上进行虚构，因此，在陈景润这一人物的定位上，徐迟的界定是：数学上是巨人，生活上是怪人。而实际的陈景润，数学上是巨人，其他方面都是孩子。人物定位上的某些失之偏颇，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不可苛求于值得人们永远尊敬和怀念的徐迟的。

陈景润和徐迟，科学界和文学界的双璧。“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们的情谊，将伴着《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风采，装点着祖国大踏步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壮阔的风景线。

《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发表，恰好借全国科学大会的浩荡春风，神州尽说陈景润，成为举国一大盛景。“陈景润旋风”，迅速扫尽“四人帮”强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诬蔑之词，中国的科学家以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崭新姿态，出现在迅速崛起的中华大地上。

旋风的中心却是平静的。荣誉、地位、名利，伴随着鲜花、掌声一起向他涌来的时候，陈景润表现出非凡的冷静。在这些世俗所瞩目的领域，他，恰似不谙世事的孩子，只有偶尔带着惊奇的目光，打量着繁花一样的特殊世界。

每天，都有雪片一般的信件，从四面八方飞来，多数是慰问信，其中，不乏姑娘的求爱信。不少好心人才发现，陈景润已经四十多岁了，应当有个家了。尤其是要好的同事、同学，更是希望盛名之下的陈景润，能够找个好伴侣，于是，极力劝说他考虑这一重要的人生问题。陈景润仍是按照老习惯，笑吟吟地给你鞠个躬，或者敬个礼，连声地说：“谢谢，谢谢！”然后转身就走。以至有个别人产生狐疑：这个陈景润，莫非是有什么生理障碍吗？他并不当一回事。每天仍是出没在图书馆，或者，一头钻进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出于好奇的人们，看了徐迟的报告文学，特地到数学所来看他，尤其是记者，更是络绎不绝，真亏了好心书记李尚杰，为了不至于过分干扰陈景润，能挡驾的他尽量挡了，有时，没有办法，只好让人们去看陈景润那间“刀把形”的房间。一架单人床，四片暖气片，靠墙一张小方桌，屋子里，最多的是草稿纸，如此而已。

陈景润的全部心思，仍然扑在哥德巴赫猜想上，他要进一步完善(1+2)。外行人不甚清楚，一直猜测，陈景润为什么不用电子计算机，数论的研究，有些地方确实可以用电子计算机，有不少地方，却完全须靠人工的逻辑推理。这道世界难题，瑰丽无比之处，即在这里，它要求数学家充分展示思维的才智，去发现、探索数论天地的奇妙和神秘。陈景润的思维与众不同，越是出名，他越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重，仿佛有无数的目光在注视他，那是焦虑的渴望，和殷殷期盼，那朝思暮想的数论皇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1）恰似珠穆朗玛峰巅，无限风光，时时都在呼唤他。他一直盼望能亲手攻克（1+1），完成几代数学家的宿愿。⁽²⁰⁾

除了陈景润之外，蒋筑英等也成为当时的典型人物，特别是他们的英年早逝，同时也引发了对于科技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的极大关注。还有一部《人到中年》的电影，同样描述的是知识分子在工作和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在“科学的春天”这样诗意的描述下，知识分子逐渐取代了“文化大革命”中所树立的“高大全”的革命英雄形象，而成为建设时期的偶像。

不过人文知识分子的“春天”似乎要晚一些，因为即使到今天，我们还需要为人文社会科学是否是“科学”的一部分进行论证，关键在于长期的意识形态环境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难以脱离意识形态的范畴，同时人文知识分子所关注的问题也同样是十分政治化的。这种政治化的倾向在历次思想改造运动中得以强化而成为人文知识分子的潜意识。

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知识界而言，冰雪似乎已经消融，一种反思意识可以看作是对于过去的“伤痕”的反思。小说《伤痕》之所以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文学繁荣的先声，更主要的是它传达了对于人的尊重和对于自由的向往，而“无意”中成为当时人们思想的按钮。而西方的思想不断地为这种对于人性、自由、选择的思考提供花样翻新的思想上的武器。

就整个20世纪80年代而言，最为玄虚的“哲学”成为显学，我们几乎流行过西方过去一百多年所产生的种种哲学或社会思想流派，如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行为主义、自然主义、实用主义、精神分析论、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逻辑分析主义、阐释学。影响最为深入的则要算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和具有批判精神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些思潮经过形形色色的有意无意的误读和重组之后，使我们逐渐抛弃了那种严密的带有黑格尔式辩证法的决定论哲学，而转向康德，转向主体性。李泽厚自认为是“圈外人”作品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成为主体性讨论的经典性作品。

深潜在这些问题背后的则是知识精英们对于中国的发展方向的思考，当一直以来所坚信的理想被现实所解构，特别是国门开放以后中国落后的真实性呈现在人们的面前的时候，人们疑惑的不仅仅是“人生的路越走越窄”⁽²¹⁾而是中国该如何发展的迷惘。

对于中国发展方向的迷惑必然引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这也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必然延伸。既然“文化大革命”是如此违背人性，如此导致了我们国家的灾难，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也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讨论的关键词是“异化”和“人道主义”。

在当时引起广泛争论的周扬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中指出：“承认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反对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社会主义社会比之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的优越性。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任何异化了。……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在我们的体制上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就是克服思想上的异化。现在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变，以及不久将进行的整党，就是为了克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²²⁾

其实，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思想，即将思想统一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但是思想解放本身并不是一个边界确定的活动，当对于思想解放转变为对于制度选择的反思的时候，未免不会影响经济建设本身。而正是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方式上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因为政治精英之间的思想不统一而强化了知识这种差异。即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群体中对于改革的目标在手段上也有着不同的选择。整个80年代，政治精英始终处于冲破状态，存在着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

80年代的知识分子，对改革充满幻想，认为改革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可以带来一个自由、富裕、民主的中国。有人甚至主张以强化领导者的权力的方式使思想统一，所以在80年代中期就有人提出了“新权威主义”，但是国内学术界主流并不接受。

我们知道中国的现代化一直是一个国家推动的过程，而这种国家推动需要强有力的政治稳定的基础，这也就是邓小平在1978年就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图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政治能够保持稳定。而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之所以成为“清除精神污染”的内容，同样是因为80年代的理论讨论往往会被人转化为直接的政治活动的依据。

随着改革的深入，原有的制度体系和思想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农村的改革当然使农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物价上升和供需之间的巨大矛盾使人们的情绪并不稳定，由于实现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之间的双轨制，也导致了大量的权力寻租行为，当时的康华公司等的问题就是权力和腐败的标志性事件，这导致了人们对于改革政治体制，使之符合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80年代中期之后，知识精英似乎越来越激进，关注的问题也越来越集中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986年在北京召开的“政治、经济、文化协调改革理论研讨会”上，北京的有影响的理论工作者均参加了这次会议，提出了全方位的改革观点，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应与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改革相一致，从而引起了全社会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关注。不过自由化运动也接踵而至。

1987年1月28日发布的《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表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对广大党员进行正面教育，农村不搞。这场斗争不涉及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使知识界讨论的问题越发集中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反思。

港台新儒家的观点随着1986年杜维明在北京大学开设儒学课程和方克立等学者倡导对港台新儒家的研究而在国内开始传播，对于中国人的反思则主要集中在刘再复和林岗的《传统与中国人》和沙莲香的《中国民族性》研究上。如果说沙莲香的研究更主要的是集中于对于民族性格的客观描述的话，那么刘再复则明确地说主要是要揭示民族性格的负面。他说：“一个民族要认识自己是很不容易的，而要认识自己的弱点和反省自己的黑暗面就更不容易，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庞大的古文明系统的民族，那就加倍的艰难。”⁽²³⁾呼吁要继承鲁迅对于文化的批判态度并确立反传统的价值基础。

而在反传统的同时，一种世界主义或者说普遍主义的立场得到强化，突出的就是对于“球籍”问题的提出，认为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竞赛，比分落后了，这样就在“全世界面前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社会主义到底有没有生命力？能不能在地球上站住脚？”作者认为必须改革僵化的政治体制，但体制的产生和维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统文化、僵化的意识形态和教条、落后的观念所支撑着。”⁽²⁴⁾

总体而言，知识精英从被敌视的“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出来之后，由于特殊的机缘和急于投身于现实政治的心理需求，形成了充满激情和想像力的人格特征。

首先他们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在与政治精英实现了短暂的合作之后，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因为过度的政治热情而热衷于创造众多的“宏伟叙事”。许纪霖认为，80年代的中国，是知识分子的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最活跃的年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和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后来被称作继“五四”以后的一场“新启蒙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社会知名度极高、拥有大量公众读者的知识分子，他们中有作家、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人文学者，乃至体制内部高级的意识形态官员。虽然有这些身份上的区分，但他们所谈论的话题从国家的政治生活到中西文化比较、科学的启蒙等等。这些知识分子在大学发表演讲、在报纸和杂志撰写文章，出版的书籍常常畅销全国，动辄几万、十几万册，成为影响全国公共舆论的重量级公众人物。以这些知识分子为核心，8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个公共的文化空间，它由若干个著名的杂志，如北京的《读书》、《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上海的《文汇月刊》、《书林》，武汉的《青年论坛》等作为舆论空间，还有若干个著名的知识分子群体作为网络的纽带，如以“走向未来”为代表的科学派知识分子、以“文化：中国与世界”为代表的人文派知识分子和以中国文化书院为代表的文化融合派知识分子。以思想领袖、杂志和群体作为核心，以全国数以千百万的知识公众作为基础，造就了80年代空前活跃的文化生活，并形成了一个有公共讨论话题、共同知识背景和密切交往网络的统一文化场域。而且，这一场域类似于哈贝马斯（Juergrn Habermas）所描绘的公共领域，具有公共批判的性质。⁽²⁵⁾

其次，他们具有很浓厚的政治情结，尽管知识分子与政治精英之间对于现代化的目标上没有实质的差异，但由于其启蒙的立场，所以经常呈现出与政府政策之间的批评性。依据着启蒙的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态度，与政治精英展开了几个轮次的博弈。而这种热情因为政治精英之间对于改革的步骤和立场的差异而深深地卷入政治活动本身。汪晖认为,中国“新启蒙”思想的基本立场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是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意识形态的基础的。中国“新启蒙知识分子”与国家目标的分歧是在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中逐渐展现出来的。当代启蒙思想从西方的（主要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其他知识领域获得思想的灵感，并以之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对抗，是因为由国家推动的社会变革正在经由市场化过程向全球化的历史迈进。在这个意义上，“新启蒙知识分子”与正统派的对抗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民间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对抗，恰恰相反，从总的方面看，他们的思想努力与国家目标大体一致。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的活跃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在1989年之后流亡国外），大多是深受重用的国家研究机构或大学的领导者，其中的一部分在90年代成为中国国家立法机构的重要的高级官员。问题的复杂性更在于，变革的过程不仅改造了社会，也改造了国家，并在国家内部形成了结构性的裂痕，进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集团。某些知识分子集团与国家的对抗实际上反应了国家意志内部的冲突。⁽²⁶⁾

第三，80年代的知识分子，如果从负面的角度看，也存在着一些心理和人格上的问题，较易于被偏激情绪和外来宣传驱动，渴望权威的指导并热衷于维护或再造权威，缺乏政治平等意识。其实知识精英存在着“先知先觉”的误区，有时候在缺乏实际的考察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主张，有时候甚至会为了追求与众不同的立场而故意标新立异，对于外来的文化缺乏足够的分析。所以有时候，知识分子群体利益与民族社会的公共利益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随着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国政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因为“不争论”的政策而趋于平和，而知识精英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则开始转向，这种转向被称为由“思想”转向“学术”，但如果追究起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当然随着中国的国际国内的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实力的增强，知识的版图也越来越多元化。想象开始退化，激情开始消逝，知识精英开始了新的自我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