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与盈余管理的实证分析

八、上市公司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与盈余管理的实证分析

《企业会计准则》（2006）颁布之前，有大量的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论证了企业利用资产减值（包括无形资产减值）来进行盈余管理的现实可能性与存在性。他们一致认为，企业通过减值准备的转回来调增当期利润是进行盈余管理的一个主要方式。此处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前提，即上市公司在可转回期里，一直在利用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这不仅包括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还包括其计提。

《企业会计准则》（2006）颁布以来，不少学者阐述了现行的资产减值准则中“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得转回”的规定有利于遏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具体而言，他们普遍认为在《企业会计准则》（2006）的规定下，由于企业无法通过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来调整利润，所以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时也会更加谨慎，因此这条规定将会有效抑制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

基于无形资产减值准则的变迁，笔者认为，由于在可转回期上市公司比较热衷于利用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那么在过渡期和不可转回期上市公司应该会有不同于可转回期的反应并导致一定的动作，不论这些反应是如何做出的，它们都应该体现在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转回和转销上，从而会使得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转回和转销在这三个时间段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在前面的分析中，本书已经发现，在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方面，公司数及其百分比的统计结果与计提额的统计结果不是很统一，但是这两者在不同的时间段均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单独就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转回而言，公司数及其百分比的统计结果与转回额的统计结果也都有比较大的变动；但是结合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转销的分析来看，整个样本期间又有一定的一致性。

特别是鉴于在可转回期和过渡期共4年间，没有一家上市公司进行了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转销。然而在不可转回期1年里，突然就有28家上市公司进行了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转销。所以笔者认为无形资产减值准则的变迁虽然对上市公司的减值行为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变迁并没有改变上市公司继续利用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现状。并且笔者认为，上市公司可能正在逐步采用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转销这种长期以来没有被使用的盈余管理手段来代替长期以来被广泛使用的盈余管理手段——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

基于上述的分析，笔者认为无形资产减值准则的变迁并没有改变上市公司利用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现状。这就意味着，不同的时间段对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转回和转销没有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转回和转销在样本期间的三个时间段之间并没有显著性差异。

因此本书提出如下的三个零假设：

（1）可转回期、过渡期和不可转回期这三组上市公司在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2）可转回期和过渡期这两组上市公司在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3）不可转回期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转销额与可转回期和过渡期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额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一）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盈余管理

本部分将采用方差分析，探讨我国上市公司利用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是否因为无形资产减值准则的变迁而有所改变。即本部分将会对第一个零假设做出检验。

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因和影响因素有很多，但本部分的重点是探讨无形资产减值准则的变迁对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进而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而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看到，盈利企业和亏损企业在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异的。所以，此处在试验设计上，为了防止完全随机化设计带来的由“随机”造成的“不公平”，我们将采用随机化区组设计，以消除盈利状况对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影响。

具体而言，本书将选择盈利状况这个盈余管理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来对样本公司进行一个简单的划分，即按盈利或亏损将样本公司划分为两个同质组，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三个时间段对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影响。所以，本书将采用无交互作用的双因素方差分析。其中因素“时间段”有3个水平，依次为“可转回期”、“过渡期”和“不可转回期”；“盈利状况”有2个区组，即“盈利企业”和“亏损企业”。

本部分是基于前面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行为分析”的研究结果。所以，在样本的选择上，本部分的样本同其中的“计提额分析”的样本是一致的。即，可转回期有117个样本；过渡期有133个样本；不可转回期有44个样本。其中，亏损企业有106个样本；盈利企业有188个样本。

下面，本书将选用“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本期计提额”、“减值比例a”以及“减值对营业利润的影响”这3个变量来分别进行方差分析。

在进行方差分析之前，我们先来探讨方差分析的适用性。方差分析一般需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正态性，作者通过P-P正态概率图，发现上述三个变量都不太符合正态分布，但实际上方差分析对正态性的要求是稳健的，即正态性得不到满足时，方差分析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第二个条件是方差齐性，表6-16分别列示了上述三个变量的方差齐性检验，从表6-16可知“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本期计提额”、“减值比例a”和“减值对营业利润的影响”这三个变量方差齐性的Levene检验的双侧检验概率依次为0.210、0.061和0.286，按0.05的检验水平，接受零假设。也就是说，样本公司的这三个变量均是方差齐性的；第三个条件是独立性，显然这个条件是满足的。所以，方差分析在此处是适用的。

表6-16　与计提有关的变量方差齐性检验

表6-17则分别列示了“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本期计提额”、“减值比例a”和“减值对营业利润的影响”这三个变量的无交互作用的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在此处方差分析的模型设定上，本书选择了自定模型和主效应，并采用第三类平方和。此外模型中含有截距。

表6-17　与计提有关的变量无交互作用的双因素方差分析表

从表6-17中可知，因素“时间段”的检验概率依次为0.535，0.344和0.782，按0.05的检验水平，接受零假设，即可以认为不同时间段对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没有显著的影响。

这表明，无形资产减值准则的变迁并没有对上市公司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造成显著的影响。那么，按照上面的逻辑，如果在“可转回期”上市公司一直都在利用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来进行盈余管理的话，本书就可以进一步得到这样的结论，即上市公司利用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并未受到无形资产减值准则变迁的影响。

此外，上述三个变量的关联强度R2（本书未列出其具体数值）比较接近，但都不到10%。其中变量“减值对营业利润的影响”最高，其次是“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本期计提额”。这表明时间段（无形资产减值准则变迁）对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影响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不到10%，而残差效应（其他因素）则占到多于90%。也就是说，无形资产减值准则变迁对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差异解释的比例达到近10%，而其他因素所解释的比例达到近90%。笔者认为在盈余管理的众多错综复杂的动因和影响因素中，这一个因素能占到这样的比重已属不易。

本书还进一步采用了均值多重比较，以进一步展示在因素“时间段”的不同水平下样本公司上述三个变量的均值情况。此处本书选用了SNK法，对所有各组均值进行配对比较。均值多重比较的结果如表6-18所示。

表6-18　与计提有关的变量SNK法均值多重比较

注：
（1）由于组大小不相等，将使用组大小的调和均值。不保证I型误差级别。使用调和均值样本大小为77.333。
（2）括号内数字为负数。

表6-18已显示同类子集中的组均值。对于三个变量中的任意一个，其均衡子集都只有一个。即可以认为各变量的各个时间段的均值两两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和转销与盈余管理

在本部分里，将对第二个零假设以及第三个零假设进行检验。

实际上，这两个零假设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无形资产减值准则的变迁不会影响上市公司利用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进行盈余管理的现状，因为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转销正在逐步替代转回成为下一轮盈余管理的手段。

基于上面的分析，本部分将把转销类同于转回，即把不可转回期的转销类同于可转回期和过渡期的转回。这样处理后，本部分将对这两个零假设同时进行检验。检验方法和思路与前述内容类似，即在随机化区组设计下，采用无交互作用的双因素方差分析。其中因素“时间段”有3个水平，依次为“可转回期”、“过渡期”和“不可转回期”；“盈利状况”有2个区组，即“盈利企业”和“亏损企业”。

本部分是基于前面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转回行为分析”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转销行为分析”的研究结果。所以，在样本的选择上，本部分的样本同其中的“转回金额分析”以及“转销金额分析”的样本是一致的。即可转回期有80个样本；过渡期有94个样本；不可转回期有24个样本。其中，亏损企业有44个样本；盈利企业有154个样本。

下面，将选用“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本期转回（转销）额”、“转回（转销）比例a”以及“转回（转销）对营业利润的影响”这三个变量来分别进行方差分析。

同样的，在进行方差分析之前，我们先来探讨方差分析的适用性。对于第一个条件正态性要求和第三个条件独立性要求，本部分的结果与前面一样；对于第二个条件方差齐性要求，表6-19分别列示了上述三个变量的方差齐性检验，从表6-19可知三个变量方差齐性的Levene检验的双侧检验概率依次为0.856，0.654和0.178，按0.05的检验水平，接受零假设。也就是说，样本公司的这三个变量均是方差齐性的。所以，方差分析在本书中是适用的。

表6-19　与转回（转销）有关的变量方差齐性检验

表6-20、表6-21分别列示了上述三个变量的无交互作用的双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和均值多重比较的分析结果。此处方差分析的模型设定和均值多重比较的方法都和前面一样。

表6-20　与转回（转销）有关的变量无交互作用的双因素方差分析表

从表6-20中可知，因素“时间段”的检验概率依次为0.675，0.348和0.536，按0.05的检验水平，接受零假设，即可以认为不同时间段对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转销）没有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可转回期和过渡期这两组上市公司在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可转回期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转销额与可转回期和过渡期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额之间也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6-21　与转回（转销）有关的变量SNK法均值多重比较

注：由于组大小不相等，将使用组大小的调和均值。不保证I型误差级别。使用调和均值的样本大小为46.293。

这表明，无形资产减值准则的变迁并没有对上市公司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造成显著的影响。而且，不可转回期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转销额与可转回期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额之间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那么，按照前面的逻辑，如果在“可转回期”上市公司一直都在利用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来进行盈余管理的话，本书就可以进一步得到这样的结论，即上市公司利用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并未受到无形资产减值准则变迁的影响。因为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转销正在逐步替代转回成为下一轮盈余管理的手段。

上述三个变量的关联强度R²（本书未列出其具体数值）差异比较大。其中变量“转回（转销）对营业利润的影响”最小，其次是“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本期转回（转销）额”，它们都不到10%；变量“转回（转销）比例a”最大，为39%。这表明，当用“转回（转销）比例a”来衡量上市公司转回（转销）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程度与影响时，时间段（无形资产减值准则变迁）对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转回（转销）的差异解释的比例达到39%，而其他因素所解释的比例为61%。

上述分析结果告诉我们，本部分提出的三个零假设都通过了检验。这就印证了本书的一个观点，即无形资产减值准则的变迁虽然对上市公司的减值行为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变迁并没有改变上市公司继续利用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现状。当然，这个结论的得出是基于在“可转回期”上市公司利用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一直存在的前提假设。

本书相信，这一研究结论可以推广到适用于《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其他长期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