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竞争厂商的平均收益曲线

经济学中的垄断是指这样一种现象：某厂商在市场上面对着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如果该厂商坚持在市场上抛售更多的产品，它肯定会沿着需求曲线而压低价格。也就是说，厂商不再只是价格的接受者（如完全竞争市场上那样），而是能够影响价格的决定。

在垄断条件下，递减的成本曲线使得同一产品市场无法容纳为数众多的按有效率的规模生产的企业。产品差别（不论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进一步缩小了市场需求，增加了竞争的不完全性。虽然垄断市场上的厂商仍然遵循着与完全竞争市场上相同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准则，但由于垄断者面对的是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价格随销量增加而下降，其边际收益低于价格，平均成本与价格之间的差额构成了垄断超额利润。

新古典经济学把垄断区分为独占垄断、多头垄断和垄断竞争。追求规模经济通常被认为是导致垄断的重要原因之一。规模经济指达到适度（最佳）规模时所实现的节约，而不同行业和产品生产的适度规模差别很大。奈特和西蒙斯认为，在小厂商中也能利用各种规模经济^[2]。但是，确实有一些行业企业的大规模带来了成本的显著下降。相反，当那些适合于大规模生产和经营的行业内企业的实际规模过小时，则导致了过高的成本。然而，经验也表明，许多厂商的垄断程度超过了达到规模经济所要求的限度。对产业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的贝恩经过统计分析后发现，工厂的最优规模基本上不超过市场整个生产能力的4%。这意味着许多厂商比获取最大的规模经济效益时的规模要大^[3]。有理由相信，超过规模经济要求限度的垄断来源于通过控制产量和价格以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动机。虽然逻辑上可以把追求规模经济的动机与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动机区分开来，但在实践中把二者区分开来是困难的。

我们之所以把垄断性市场组织视为一种中间性体制组织，是因为它已具有了某些转向一体化组织的特征。在垄断条件下，厂商已有能力影响价格，而不再仅仅是价格的接受者；可以通过公开或隐蔽的合谋，如各种形式的卡特尔，决定产品的产量、价格和不同厂商的市场份额，这种合谋实际上已有了某种内部（如参加卡特尔组织的厂商内部）行政协调的含义；垄断的进一步发展是厂商间更紧密的联合直至合并为一个厂商，这样就完成了由最初的完全竞争（或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组织向等级组织的转变。因此，尽管垄断性市场组织仍然拥有某些“市场”的特征，但把它看成中间性体制组织是完全符合经验和逻辑的。

垄断改变了完全竞争市场组织的构造，因而必然带来体制效率上的相应变化。

激励效率的降低是显而易见的。最大利润的垄断均衡条件，即当边际成本＝边际收益时，价格＞边际收益，使得垄断者的私人收益持续地高于社会收益，从而扭曲了激励信号。虽然垄断超额利润对现实的和潜在的垄断者有很强的诱惑力（它超过了完全竞争条件下谋求边际成本＝边际收益＝价格时的最大化利润的诱惑力），但由此形成的刺激主要表现在垄断者谋求控制产量，尽可能提高价格上，而不是增加生产性产出、降低成本上；相反，后一方面的动力较完全竞争条件下减弱了。

不过，对这一判断是有争论的。除了垄断者之间有在竞争，甚至更为激烈的竞争外，有的论者还指出，大的垄断者既有更多的资源，又有更大的雄心去从事研究和发展工作，以改进产品和降低费用。但是，即便如此，恐怕也不足以抵消垄断对生产性努力带来的副作用。

垄断对资源配置有着不同方向的影响。一方面，与垄断相伴随的规模经济改进了资源配置状况，实现了成本的节约；另一方面，垄断对产量的限制使垄断行业的资源进入不足，同时导致了另一些行业的资源进入过多。这种资源配置的错误，被认为是垄断的基本缺点^[4]。与此相联系的还有社会福利的损失。如图4.1所示。

图4.1　垄断的福利损失

假定只存在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两种情况，在这两种情况下边际成本曲线MC完全相同。在完全竞争场合，MC曲线也是供给曲线，又是所有个别厂商边际成本线的水平加总线。完全竞争的结果是MC和DD相交于E点。这时竞争产量为Qe，竞争价格是Pe，消费者剩余是PePmaxE的三角形。再假定行业被垄断，边际成本不变。垄断厂商有一条边际收益线MR。它选择MR和MC相交的E″点为利润最大产量。然后，它根据需求曲线DD找到可以卖出Qm产量的价格Pm。行业垄断导致相当于PePmAE的消费者剩余的减少，但其中的PePmAE″由消费者转给了垄断者，导致了相当于E″AE三角形的社会福利损失。

于是，垄断条件下的配置效率，取决于规模经济对资源配置状况的改进而增加的收益，与垄断引起的资源误置损失的权衡。上述损益的分配是不“公正”的：规模经济的好处由垄断者获得，垄断引起的资源误置损失由消费者承担。但它不影响观察者从社会角度作损益权衡。早在19世纪末，马歇尔就关注到规模经济和垄断在资源配置中的矛盾，这个问题也被称为“马歇尔困境”（Marshalls dilemma）。此后的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探索与争论，但并未形成明确的结论。在逻辑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因规模经济水平和垄断程度不同而异的问题。如果考虑到消费者、政府以及其他社会集团对垄断的抵制，这种抵制最终可能达到垄断与反垄断力量之间的某种平衡，我们倾向于提出如下假设：在适当长的时间内（它可能相当于垄断与反垄断力量达到平衡所需的时间），符合或接近符合规模经济要求的垄断能够引起一个或大或小的资源配置净收益。这个假设有助于解释长时期以来在包括公众舆论、法律、政府干预等在内的反垄断力量的作用下，企业规模在总体上趋于扩大，合并浪潮一再发生，大企业在经济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这样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

垄断降低了市场上的不确定性。经验表明，垄断性行业的价格变化频率远低于充分竞争市场。例如，米恩斯观察了1929年至1932年747种商品的批发价格指数变动后，发现市场价格大约每一个月发生一次变化，受操纵价格——它是垄断力量作用的结果——近10个月才变化一次^[5]。加入卡特尔协议的厂商，产量经常是事先确定了的，部分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渠道较为固定。这些特点显然减小了有关当事者所面临的市场风险，有助于他们建立稳定的预期。不过，卡特尔一类垄断者的合谋协议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对加入合谋协议的厂商来说，合谋获利与舞弊获利都有诱惑力，他们的行为可用博弈论中的“囚犯的难题”予以解释。因此，垄断者的合谋行动可以取得成功，但遭瓦解的可能性也总是存在的。此外，合谋协议的稳定性还与协议的维持费用有关。加入合谋协议的厂商愈多，产品愈是异质，厂商内部的管理成本愈高，协议的维持费用就愈高，协议的维持就愈困难。用体制效率分析的语言来说，垄断组织的保险效率因保险成本上升而降低。

亚当·斯密曾指出垄断利润的诱惑将把资源引向获取、维持和扩大垄断，而这些资源基本上被浪费了。这里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一个约束效率低的问题。前面描述的垄断条件下，浪费者向生产者的福利转移本身只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但实现这种再分配是耗费成本的。为了获取和扩大某种垄断地位，潜在的或现实的垄断者不惜采用过度的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排挤对手，从而导致从社会和市场正常运行角度看不必要的支出。在借助政府管制获取垄断地位的场合，如通过专营、进入限制、进口配额、提高关税等谋求垄断利润的场合，人们常常发现生产者“投资”于游说、疏通活动。也就是说，部分垄断是寻租的结果。当然，对垄断者来说，他谋求垄断地位的前提是这种谋求活动的成本低于垄断收益。但从社会角度看，该谋求成本则是对社会收益的一个净扣除。

仅从市场上看，对抗垄断的主要力量是消费者，他们也将“投资”于限制生产者垄断的多种活动，如建立某种消费者联盟，游说政府不采取或放弃某种导致垄断的管制措施，影响立法机构制定反垄断、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规等。用于这些活动的费用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约束成本。虽然这些约束成本的投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谋求垄断的机会主义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但与完全竞争市场相比，约束效率还是低的。

对垄断性市场组织的约束效率还可从另一角度加以说明。不论谋求垄断的费用还是防止垄断的费用都是对社会收益的净扣除，区别在于后者具有积极作用。如果能以尽可能少的防止垄断的费用抵消同样多的谋求垄断的费用，便意味着约束效率高。约束效率高也可以表达为垄断所导致的对社会收益的净扣除，也就是谋求和防止垄断的总费用尽可能地少。这样一种表达显然具有普遍意义。对任何一种经济体制而言，约束效率高意味着与非生产性收益有关的所有费用（包括谋求非生产性收益的费用与约束这种谋求活动的费用）的最小化。

概而言之，与完全竞争市场组织相比，垄断性市场组织的激励效率和约束效率明显下降了，保险效率有一定程度提高，配置效率似乎在某个方面也获得了改进。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垄断性市场组织的效率优于完全竞争市场组织，但似乎可以说适度的垄断是有利于体制效率改进的。至少，对“垄断是坏的”之类的说法应持谨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