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对天津商业的影响

第二节　漕运对天津商业的影响

明清时期，官府对漕船的行程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如果违误，就会受到惩罚，所以漕船带运的货物在中途无暇发卖，大多是被带到指定或终点口岸后再售卖。而天津是北方一个重要的漕粮集散地，漕船不仅从此经过，而且经常在此停留，这就为漕运人员售卖其带运的南方土宜提供了理想的地点。因此，大量南方土宜源源不断地涌入天津市场，推动了天津商业的发展。

漕船带运到天津的南方货物种类繁多。有农产品，如粮食，天津土质不好，粮食产量不高，所以经常依靠别处粮食的供给，“麦则取给于河南，米则受济于苏浙，秫粟菽豆之属亦莫非仰食于邻”^[14]。康熙《天津卫志》记载天津“城西北沿河一带，旧有杂粮店，商贾贩粮百万，资运京、通，商民均便。河东新创杂粮店，商贾贩粮通济河东一带村庄”^[15]。这些由商贾贩卖的粮食大部分是由漕船带运至天津的。

有奢侈品，清朝诗人崔旭在《津门》一诗中有“沉檀珠翠来闽海”的诗句^[16]，“沉檀”是古代女子用来涂唇的胭脂，“珠翠”泛指用珍珠翡翠做成的各种装饰品，是古代妇女华贵的饰物。从“来闽海”可知，天津市场上的沉檀、珠翠等奢侈品来自福建地区，而其进入天津大都是搭运漕船。“船上买花吴语腻”^[17]是清人英廉在其《津门杂咏》中的诗句，可见当时漕船也带运花来天津售卖。

有手工业品，如瓷器、竹器，天津的杨柳青为运河所经之地，漕船大都从这里经过，当地人民称漕运人员为“粮船蛮子”，漕运人员经常带运南方的瓷器、竹器等在这里销售，所以这些漕运人员又被当地人称为“南货蛮子”^[18]。

有木材，明清时期，天津地区进行船只加工，“奈地方不产木植，所须材料旧皆买之南来漕艘”^[19]，木材的运入带动了天津木材业的发展，从而出现了很多木厂，“嘉道以前，(天津)城北之西沽村多业木厂，以船料为最，屋材次之，至光绪中犹有一二存者，亦一大商业也”^[20]。

除了以上货物外，漕船带运的货物还有很多，如纸张、布匹、铁器、食品等，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杂货，如肥皂、锡箔、兰靛、泥人、水银等等。其中每一类货物都包括好多品种，如纸张就有几十个品种，有扛连纸、官方纸、毛边纸、花尖纸、色纸、表料纸、阡纸、荆州纸、火纸、淌连纸、油纸、辉屏纸、川连纸、沙绿纸、神马纸、黄塘纸、毛厂纸、表心纸、表青纸、申文纸等等^[21]。

由于南方货物的大量输入，天津商业得到了极大发展，市场出现了极度繁荣的景象。《天津县志》记载:“(天津)为漕运孔道，冠盖之所，往来商贾之所辐辏，舟车络绎，百货骈填，鼓角管弦之声不绝于耳。”^[22]尤其是南运河畔三岔河口地区，更是南北物资交流的枢纽地带，从而成为繁华的商贸集散地。在这一地区形成了很多以商品命名的街市，如“估衣街”“针市街”“粮店街”等。此外，还有天津境内的桃口，其是运河沿岸漕运船只集散地，于是就成为天津境内较早的集贸市场。天津的北仓因位于漕运和御道之间，也形成大集镇。天津商业的繁荣程度在一些诗人的诗歌中也有反映。

潞卫交流入海平，丁沽风物久闻名。
京南花月无双地，蓟北繁华第一城。
柳外楼台明雨后，水边鱼蟹逐潮轻。
分明小幅吴江画，我欲移家过此生。

——清朱岷《初到津门》^[23]

畿南巨镇此称雄，都会居然大国风。
百货懋迁通蓟北，万家粒食仰关东。
市声若沸鱼虾贱，人影如云巷陌通。
记得销金锅子里，盛衰事势古今同。

——清崔旭《津门》^[24]

天津城在西沽头，沽水滔滔入海流。
沽上人家千万户，繁华风景小扬州。

——清崔旭《津门百咏·天津城》^[25]

从“京南花月无双地，蓟北繁华第一城”、“畿南巨镇此称雄，都会居然大国风”四句诗可知天津当时已经成为北方地区仅次于京城的一个繁华都市。“分明小幅吴江画，我欲移家过此生”、“记得销金锅子里，盛衰事势古今同”、“沽上人家千万户，繁华风景小扬州”，“吴江”即当时的苏州，“销金锅”是南宋以来文人对杭州的称呼，可见当时的天津可以与江南地区经济发达、商业繁荣的苏州、杭州、扬州相媲美，使人流连忘返。“百货懋迁通蓟北，万家粒食仰关东”表明了天津处于商业枢纽的重要地位。“市声若沸鱼虾贱，人影如云巷陌通”展现了天津市场上贸易繁盛，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的景象。

随着商业的发展繁荣，天津地区出现了很多市集。康熙《天津卫志》记载，明朝，天津原有五集，弘治六年(1493年)，又添立五集一市，共十集一市。十集分别为宝泉集，地点在鼓楼，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为集期;仁厚集，地点在东门内，每月的初三、十三、二十三为集期;货泉集，地点在南门内，每月的初六、十六、二十六为集期;富有集，地点在西门内，每月的初九、十九、二十九为集期;大道集，地点在北门内，每月的初八、十八、二十八为集期;通济集，地点在东门外，每月的初二、十二、二十二为集期;丰乐集，地点在北门外，每月的初十、二十、三十为集期;恒足集，地点在北门外西，每月的初七、十七、二十七为集期;永乐集，地点在张官屯，每月的初四、十四、二十四为集期;宫前集，每月的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期。另外，一市为安西市，地点在西门外^[26]。可见，这些集市地点大多分布在天津城的中心区和东西南北门内外，一个月内，每天都有集市举行。

明清时期，上万名漕运人员从天津经过或者在天津停留，其不可避免地要在天津消费，从而带动了天津餐饮业和娱乐业的发展，“想美餐，东门里，冀州馆，路南里，曹秃子，是经理，焖的饼，有名气，熏驴肉，味鲜美，切卖者，内掌柜”^[27]。天津曹记驴肉是有名的美味佳肴，驴肉夹烧饼更是天津的特色。“鸟市对着官银号，不来鸟市不知道，蛐蛐、蝈蝈、鸽子、鸟，茶汤、锅巴、枣切糕，戏院、茶楼有几座，停船就往这里跑”^[28]。鸟市、茶院、戏楼成为当时漕运人员消遣时光的好去处。从这两首歌谣可以想见当时天津餐饮业和娱乐业的繁盛景象。

有时漕运人员带运的货物在天津售卖不完，或者来不及售卖，就会在天津寄存让别人代为售卖，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天津运河沿岸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某种商品买卖的行栈。如杂货行、粮米行。杂货行栈房多设在北门迤西至针市街，粮米行栈房多设在海河、南运河附近，“大都内河行船装运货物卸载屯集必于近河之处，取便利也”。后来，海运通行，轮船往来起运货物，“则又屯聚于海河附近”^[29]。可见，这些行栈的兴起及其聚集区的形成与漕运有着密切的关系。

外地货物的大量涌入，基本上满足了天津地区的需要，另外，它也导致了天津本地手工业的不发达。如《静海县志》记载:“吾邑地势通达，器皿皆来之远方，是以工艺恒少特色，惟土木工筑房屋以卫生，作舟车以济用，造棺椁以送死，不假客民，咄嗟立办耳。女工习纺织者少，仅能织蒲包、蒲席、草帽辫等。”^[30]可见，只有一些简单的必需之物静海县人民可以在本地自产自用，其余大部分物品都要依赖外地货物的输入，这是漕运给天津地区工商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除了重运漕船从南方携带土宜北至天津外，清朝时期，官府也允许漕船回空时携带北方土宜南归。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户部议复漕运总督杨锡绂奏请回空粮船准带麦豆等物一折，“查回空船，准带土物，原系矜恤运丁，但年来京师麦收歉少，倘令运丁回空带麦，恐麦多南归，而直隶麦价转致昂贵。除麦一项，回空粮船不准携带抵数外，其余黄豆、瓜、果等食物，应如所请，准其回空带往，总以六十石抵数，免其输税，六十石以外，有多带者，即行按则征收”^[31]。可见，回空船向例准带土宜，此次漕运总督又奏准其带黄豆、瓜、果等项。

回空漕船所带土宜数量，起始规定不准超过六十石，到了嘉庆五年(1800年)，令各省回空船只在例带土宜六十石之外，“照重运多带二十四石，以资运费”^[32]。即回空漕船所带土宜由六十石增加到了八十四石。道光七年(1827年)，又令回空漕船所带土宜数量随同重运漕船一体增加，“准其每船于额带土宜之外，加带三十石，一律免税，以资调剂”^[33]。至此，回空漕船所带土宜又从八十四石增加到一百一十四石。

回空漕船所带土宜大都是在北直隶、山东地区购买，而天津地区盛产的物品很多，如“东则海滨之盐，西则独流之苇、鱼、席、藕，北则直沽之海味鱼虾”^[34]，这些物品除了当地民人自运四处贩卖外，一部分是由漕船带运至南方发卖。爱新觉罗·永瑆在其《杨柳青竹枝词(二)》^[35]中写道:

杨柳阴阴似图画，春波满岸长春蒲。蒲帘编好江南卖，
家住当城小直沽。

天津的杨柳青是盛产蒲苇的地区，蒲苇被编织成蒲帘，发卖到江南地区，大都是借搭漕船。

【注释】

[1](弘治)《明会典》卷25《户部十·漕运·事例》，《四库全书》史部第617册。“洪熙元年，令官军运粮船内许附载物货，资给盘剥折耗之费”。

[2](清)叶方恒:《山东全河备考》卷3《职官志下·漕河禁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4册。“凡漕运军人许带土产换易柴盐，每船不得过十石，若多载货物沿途贸易稽留者，听巡河御史及河闸部员盘检入官并治其罪”。

[3](明)劳堪:《宪章类编》卷19《漕运》，《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6册。“成化元年九月，漕运总兵杨茂奏，各处运粮旗军以洪闸滩浅盘剥多费，各带土产物货以资用度，乞免河西务张家湾等处税课以舒军困，上下其议行之”。

[4](明)张学颜:《万历会计录》卷35《土宜》，《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3册。

[5](清)陈梦雷编纂，蒋廷锡校订:《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169《漕运部汇考十五·皇清二·顺治十七年》，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3880页。“凡盘查旧例，漕船每只许带土宜六十石，顺治十七年题准总漕仓场于漕船过淮抵通日盘查货物，自六十石外，尽追入官，弁丁治罪”。

[6](清)载龄:《清代漕运全书》卷83《通漕禁令·盘诘事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95—99页。

[7]《清仁宗实录》卷56，嘉庆四年十二月丁亥条。

[8]《清宣宗实录》卷129，道光七年十一月上癸卯条。

[9](明)毕自严:《度支奏议》云南司卷5《覆巡仓罗万爵条议迟漕弊端疏》，《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89册。

[10]《清高宗实录》卷1235，乾隆五十年七月下丁卯条。

[11]《清仁宗实录》卷239，嘉庆十六年二月辛卯条。

[12]《清宣宗实录》卷65，道光四年二月辛酉条。

[13](清)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中》，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刻本。

[14]高凌雯:《天津县新志》卷26《物产》，民国20年刻本。

[15](清)薛柱斗:《天津卫志》卷1《建置·集期》，康熙十三年(1674年)刻本。

[16](清)吴惠元:《续天津县志》卷19《艺文》，清同治九年(1870年)刻本。

[17](清)英廉:《梦堂诗稿》卷8《津门杂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26册。

[18]张江裁:《杨柳青小志·河流》，民国27年《京津风土丛书》本。

[19](明)李邦华:《李忠肃先生集》卷3《更置闽营裁冗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1册。

[20]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卷7《货殖·百货》，民国27年金钺刻本。

[21](清)杨锡绂:《漕运则例纂》卷16《重运揽载》，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內府印本。

[22](清)吴廷华:《天津县志》卷7《公署·附园亭·水西庄记》，乾隆四年(1739年)刻本。

[23](清)吴惠元:《续天津县志》卷19《艺文·初到津门》，清同治九年(1870年)刻本。

[24](清)吴惠元:《续天津县志》卷19《艺文·津门》，清同治九年(1870年)刻本。

[25]天津市文史馆编:《天津文史丛刊》第五辑《天津风物诗选》，天津市文史研究馆1985年刊印，第149页。

[26](清)薛柱斗:《天津卫志》卷1《建置·集期》，康熙十三年(1674年)刻本。

[27]郭金智:《当年一段“数来宝”》，选自贾长华编《老城旧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6—97页。

[28]贾长华:《宝地三岔河口》之《三岔河口一带的民谣(重阳)》，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29]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卷7《货殖·商栈》，民国27年金钺刻本。

[30]《静海县志》人民部《风俗志·士农工商·工》，民国23年铅印本，第7b页。

[31]《清高宗实录》卷626，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上辛巳条。

[32](清)载龄:《清代漕运全书》卷83《通漕禁令·盘诘事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33]《清宣宗实录》卷129，道光七年十一月上癸卯条。

[34](清)沈家本、荣铨等修，徐宗亮、蔡启盛纂:(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26《风俗物产·静海县》，《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690册。

[35]天津市文史馆编:《天津文史丛刊》第五辑《天津风物诗选》，天津市文史研究馆1985年刊印，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