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天津人口的影响

一、对天津人口的影响

明清时期，漕运带动了天津商业的发展，使天津成为北方繁华之区，于是很多人选择寓居天津，当时寓居天津的主要有以下一些人。

因经商而移居天津。明清时期，外地人来天津经商的很多，这可以从当时天津地区建造的各省乡祠与会馆这种现象中得以印证。浙江乡祠，“在小南门关帝庙后，明代建”^[1]。江西会馆，成立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2]。闽粤会馆，“乾隆乙巳年(乾隆五十年，1785年)□月建造，在针市街”。山西会馆，“嘉庆戊辰年(嘉庆十三年，1808年)九月建造，在锅店街”^[3]。这些乡祠和会馆是在天津的外地人，大部分是工商人士的聚会场所。会馆的建立标明明清时期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山西等省份已有众多商人在天津聚集经商。

清代，天津“广帮”和“宁波帮”的形成也是外地商人来天津经商并聚集于此的反映。“‘广帮’泛指广州、潮州、福建三地货商。天津虽是北方商业重镇，但就其商业经济出现的时间、商业经济发展的规模、商品的种类与数量等等远不及广东沿海一带。因此，至康熙中晚期和雍正以后，每年都有广东船队带来大量手工业产品及土产品等商品到津贸易，获利颇丰。至乾隆初年，商船数量不断增加，并且‘广帮’的事业在天津已形成规模，例如，‘针市街’之名源于此时‘广帮’在此地对缝衣针的大量经营。广东擅长各种手工艺技术的手工业工人很多，由于他们在天津很容易找到工作，所以凭借此技艺到天津打天下的人数甚多;随着‘广帮’在天津贸易量的增加，广东人在天津开业的商号也在增加，按其经营习惯，广东人开的大小商号及作坊所用职工有90%以上是广东人，这就促使大量的广东人北来天津。至咸丰年间，‘广帮’在天津的人数达5000余人”^[4]。大约在相同时期，“宁波帮”也出现在天津商业经济中，“宁波帮”泛指在天津经商的宁波人，他们在天津的贸易情况大体类似“广帮”。宁波人在外地的事业，除必须雇佣外地人外，其职工几乎全用同乡，这一点与“广帮”相同^[5]。这也就导致当时宁波人大量移居天津。

不愿入仕之人移居天津。如佟鋐，“长白人，父官河南布政使，兄弟六人皆仕，鋐例授别驾，不谒选，绝意华膴，卜居天津城西门”。于京，“前明静海诸生……迁居天津南城，绝意进取”^[6]。

仕途不得意之人移居天津。如李如桂，“其先晋阳人，顺天举人，除陕西紫阳令……秩满迁顺天推官……授浙江提学道……授口北道……惟赋性刚直，不能逢迎大吏，中以微眚谪，归寓津门以老焉”。赵执信，“山东益都人，康熙己未进士，官春坊赞善，以燕饮观剧去官，年尚未壮也，侨寓天津张氏遂间堂中，纵情诗酒”。

致仕后选择移居天津。如王文雄，“顺天人，由军功历任广东水路提督，所至士民爱戴，后出征西藏，事平凯旋，天恩优渥，赐座赐宴，晩年寓天津，遂家焉”。俞懋，“浙江绍兴人，顺治壬辰武进士，历任福建总兵，以平台湾郑芝龙功授左都督，致仕后寓天津，遂入籍焉”。

另外，在清朝，还有很多著名的文人也都曾经寓居天津。如朱彝尊，“浙江秀水人，康熙己未以布衣试博学鸿词，授检讨，尝寓天津查氏水西庄中，生平好古，自经史子集以及金石碑板，下至竹木虫鱼诸类，无不考核……”姜宸英，“浙江慈溪人，康熙丁丑一甲第三名进士，官编修，尝寓天津查氏水西庄中……”朱岷，“江苏武进人，馆查氏水西庄中，性恬淡，工隶书善画，以指写钟馗意态入生，精于鉴赏金石图轴，收藏皆希世珍……后占籍天津”。吴廷华，“浙江仁和人，进士，官翰林，久居天津”。汪沆，“浙江钱塘人，举博学鸿词，修郡志，沆与廷华主天津查氏最久”。方苞，“江南人，尝寓天津，读书数年，遂登甲榜”。吴雯，“山西蒲州人，馆天津张氏遂间堂中……诗才特超妙，赵秋谷称其诗如千顷之波不可清浊，天姿国色乱头粗服亦佳”。何灿，“徽州人，康熙间侨寓天津……性豪迈不羁，学识渊博，工诗，艺林称之”。

此外，还有陈奕禧、梁洪、邵彬、蒋锺尹、郦世澍、刘文煊、徐云、杨怿曾、蒋诗、高浚、赵泌等众多文人都曾在天津寓居^[7]。这些文人大都寓居在当时闻名天下的天津查氏水西庄或者张氏遂间堂，他们吟酒会诗，切磋学问，著书立说，从而推动了清代雍、乾时期天津文学的发展。

上述寓居天津之人，其家眷或者仆从都不可避免地会随其一起来到天津，因此，清代进入天津地区的人口相当多。如此众多之人选择寓居天津，与当时漕运业带动并促进了天津商业的发展，使其成为繁华之地密不可分。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天津只是一个偏僻落后之区，以上人员，尤其经商之人是绝不会选择寓居于此的。

外地人口的大量涌入，使天津成为“五方杂处”之区。史料记载“(天津)本卫土著之民，凋零殆尽，其比闾而居者，率多流寓之人”^[8]。外地人的涌入，对天津的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天津一区，流寓错处者多，版籍不清则冒籍不明，冒籍不明则考试每多攻揭之扰”^[9]。可见，外地人的涌入对天津科举考试制度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外地人的大量涌入，使天津原有的乡规即乡耆讲解条谕、平息乡讼的制度难以顺利进行，文献记载，“乡耆，历来保举有年有德一正一副，每月朔望在涌泉寺讲明条谕，平息乡民之讼。今因土著者少，流寓者多，而条谕讲究难以遍及，亦缺典也”^[10]。

在社会风俗方面，因人口之杂，经商人之多，导致了天津地区崇尚奢靡，以及强悍好斗之风的兴起。“邑向五方杂处，逐末者多，锺事增华，日趋浮靡，民气强悍，虽好斗而畏法，无敢与官长抗违者”^[11]。“近来五方杂处，逐末者众，讼狱繁兴，习尚奢靡”^[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