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玻璃的“延滞”到建筑的“延滞”

二、由玻璃的“延滞”到建筑的“延滞”

在弗兰姆普敦对于玻璃屋的解读中，他把这一建筑与杜尚的作品《大玻璃》　（或者叫《新娘，甚至被光棍们剥光了衣服》　）作了并列陈述和比较，指出二者都与当时主流的现代主义美学理念背道而驰。

从1915年就开始创作的《大玻璃》　，是一张类似机械制图的抽象画（图5-33）。他用玻璃来代替画布，用铅线作边框，再把颜料填进框内，最后用铅膜覆盖。以玻璃代替传统画布的做法一方面颠覆了传统绘画的观念和方式——这种观念要求人们“看”画（look upon）而不是“看穿”画（look through）。同时这一对于画布材料的改变也要求人们改变对于玻璃的传统看法，——此时，视觉不再是被要求“看穿”（look through）玻璃，而是要停留于其表面，玻璃的表面成了一个被看（look upon）的对象。这种前所未有的做法使得这一作品很难被归入某一艺术门类。而夏洛的玻璃屋在面向前庭与后院的两面皆以半透明的玻璃砖和少量的透明玻璃来围护，它们的共同作用既揭示了又模糊了景象的次序。“这种模棱两可的特性，”弗兰姆普敦写道，“无疑是与现代主义运动主流对于卫生的崇拜以及对新鲜空气的渴求不容的。”⁽²⁶⁾在这一点上，玻璃屋事实上与杜尚的《大玻璃》一样，都是难于轻易归类的。

图5-33　杜尚的《大玻璃》

杜尚把他作品中的新娘称为“玻璃的延滞（the delay in glass）”。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杜尚这样解释他使用“延滞”一词的用意：“我想给‘延滞’这个词一种我甚至无法解释的诗意，这样就可以避免去说‘一张玻璃画’、‘玻璃素描’或‘画在玻璃上的东西’。”⁽²⁷⁾

这一意义上的延滞也体现于当代建筑之中，赫尔佐格和德莫隆1989年为苏黎世一个东正教教堂所作的方案以及本-冯·贝克尔的ACOM办公楼改造可能会很好地说明这一现象。半透明的雪花石膏墙围起教堂的圣坛，外面再以玻璃和半透明的大理石包裹。雪花石膏上面蚀刻着鬼魅一般的古代圣像，它们也同时成为自然光的过滤器，介入到信仰、历史和记忆当中，“延滞”了视觉向着内部的匆促穿透（图5-34）。而ACOM办公楼的新立面也提供了一个类似的视觉门槛，解释了建筑物先前的某种“记忆”，贝克尔使用了半透明玻璃与穿孔板材来阻碍视觉上的通透性，从而在内部与外部之间制造了最大限度的“延滞”（图5-35）。

图5-34　苏黎世东正教教堂方案

图5-35　ACOM办公楼改造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延滞”甚至不仅仅是针对视觉而言，它也是对于理解力的“延滞”。法国建筑师多米尼克·佩罗设计的阿普里克斯工厂是一个巨大的盒子形建筑，针对建筑内容的不确定性，以连续开放的空间适应不同使用者的需要。其外表则直接反映环境光线的变化，立面强化不同时间所具有的动态效果，和背后室内现实的模糊性对应。建筑的形体隐藏在表面上瞬间影像的后面，它像是一层穿不透的“皮”，只反射光、环境和观察者自己，而不过多透露建筑内部的状况，造成观者对于建筑理解力上的一种“延滞”。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彼得·卒姆托的布列根兹博物馆（Bregenz Museum,1990—1997）。这里，卒姆托以3片混凝土承重墙和3个2/3层高的混凝土板盒组合，形成极限跨度的实体结构，极简的结构撑起了极简的形体，使得建筑的双层表皮获得了构造上的自由。建筑师采用一种蚀刻的半透明玻璃作为建筑外表皮，蚀刻玻璃没有穿孔，而是以类似“鳞片”的方式固定在钢挂件上，从而保证了玻璃自身形态的完整性以及受力的匀质性。在这半透明的表皮上，建筑的内部依稀可辨，却又随着天气、光线，以及人的观察视角的变幻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设置于边界墙体的楼梯，使运动中的人能连续体验内部的凝素与外部的自然气息。白天，毛玻璃表皮映射天光湖景的微妙变化；夜晚，这幢建筑则成为一个模糊梦幻的“皮影装置”（图5-36）。“鬼魅一般不断变换的形象使建筑呈现出几分神秘，成为一个瞬息万变的光的雕塑，也成为对于内部世界的一个半遮半掩的呈现。”⁽²⁸⁾（图5-37）

图5-36　布列根兹博物馆玻璃的变化

图5-37　布列根兹博物馆表面的半透明性

这些通常被单一表皮包裹的简单形体难免会勾起人们对于历史上各种“独石建筑”（Monolithic Architecture）的联想，也会在那些（新）古典建筑，现代建筑，（新）理性建筑中寻找渊源。固然，它们共同执著于基本几何形式的力量，然而，在这些建筑中，那些显而易见的形式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再加上它们与建筑先例的不同，使人们不可能勾画出一种线性发展的路径。例如，这些建筑不再依循古典准则的要求根据总体的关系来连接各个局部，也不再努力避免建筑的内部与外部性格和形式上的断裂。恰恰相反，这些建筑常常“坚持这么一种断裂与分离，并且，与大部分的20世纪建筑不同，它们不再强迫自身去通过一些特殊的平面化形象和体积化构件来把内部功能的复杂性在外部加以表达”⁽²⁹⁾。如果说这些做法与20世纪初路斯建筑中的内外分裂有些相像的话，在世纪末的十年里，这一层外皮的半透明化更是加剧了内与外的复杂性。既不是希尔伯施默所梦想的通过透明玻璃所达到的内与外的完全一致，也不是路斯通过不透明的白墙所达到的内与外的完全断裂与分离，而是处于某种复杂的中间状态，是一种视觉与智力上的双重“延滞”。

所有这些“延滞”，表面上看来是源于视觉上的阻碍，但是根本上来说是源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距离，以及穿透它们所遭遇的难度。瑞士文学批评家让·斯塔罗宾斯基在他的名作《波佩的面纱》　（Poppaea’s Veil）一文中讨论了这一主题，并触及了当代有关透明性讨论的诸多方面，对于理解和把握当代建筑中的半透明现象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