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派社会学说对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之谬论及其批判

五　各派社会学说对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之谬论及其批判

旧派社会学的谬见及其批判

旧派社会学说对于社会关系的本质如何的问题，不能给以正确的解答，所以对于自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也不能给与正确的观念。

社会学上的自然主义及机械论，把社会与自然看做抽象的同一的东西。它们把社会看做机械的集合体，看做生物的有机体，看做物理的、生物学的个人之总体。它们把社会生活看做生物学的特殊的领域，看做一切动物中所固有的社会本能之特殊的表现。因此，它们把社会的法则看做生物界的法则，把社会学看做复杂的生物学的法则之体系。

此外，社会学上的唯心论，在社会与自然之间划分抽象的区别，使社会与自然完全分离，而把社会生活看做与有机的自然界绝对无缘的某种心理的东西。心理界与自然界截然有别。所以社会生活，决不能用自然科学所使用的一般概念去认识它。依据这种理论，社会现象是没有原因的，即是说，社会现象不受任何法则所支配，人们只能从所谓“目的”或“道德”的见地去考察社会现象，才能在社会现象中决定它的路向。所以在这种见解说来，社会学就是社会心理学或心理学的特殊部门。

但是依据前面的研究，历史唯物论，建立了自然与社会之对立的统一，在这个统一中，考察了两者的一切差别，考察了社会现象的一切质的特殊性。历史唯物论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看到社会的特殊的质，这特殊的社会的质，决不是可以用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等的概念去认识的。社会的人与生物学上的人不同，社会与有机体的总体不同。与人类存在之自然的方面比较起来，社会是一种新的东西。社会生活只有通过特殊的社会的联结和规律性才能认识它。而这样的联结和规律性是社会所固有的，是与外界自然截然有别的社会的特殊性。同时，历史唯物论又承认，社会的历史的生活之特殊的关联与法则，是存在于它与自然的一般法则的统一之中，并不是绝对的从这一般法则分离的。所以历史唯物论主张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统一，是在社会的劳动过程中实现的。而社会的劳动过程，是人类之历史的生活全体的基础。社会发展的原因及其法则之客观的认识，必须从这劳动过程的分析开始。这是在前面已经说明了的。

新派社会学说的见解及其批判

其次，关于社会与自然的统一中研究哪一方面演着主导作用的这一问题，旧派社会学说固然不能答复，但就是在新派社会学说中也有种种的曲解。从来的地理史观的主张者如孟德斯鸠、巴克尔、拉占霍法等人，把地理环境或一般自然条件对于历史发展的意义和作用作夸大的估价。他们的目的，是在于建立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均衡，借以证明现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由这种均衡所巩固的。所以他们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当做社会对于自然的受动的适应的理论来适用于社会之中。因此，他们主张：自然条件在社会适应于自然的过程中演着主导的作用；人类社会在这个适应过程中，只演着纯粹的受动的作用；而一切历史的发展，即是社会对于自然环境的受动的渐次的适应过程。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是：社会生活的发展法则，完全受外界自然的法则所规定，只能适应于自然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像这样明明谬误的见解，在所谓新派的社会学说之中也还是继承着。例如，古诺主张社会的劳动的技术在最高程度上与自然条件相联系。考茨基在其初期著作中也提倡了这种均衡论。他在最近所著的《唯物史观》中，把社会对于自然的适应说完全的展开出来。他把全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作社会对于自然环境的有意识的适应过程去说明，这是主张在社会对自然的适应过程中去探求社会发展的原因的。

其次，普列哈诺夫也有这样的偏见。他在他的著作中，对于地理环境的作用作了过大的估价。他说：“地理环境的性质，规定生产力的发达。而生产力的发达，又规定经济关系及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发达。……结局，规定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的生产力之发达，是由地理环境之性质所规定的。”这种见解，显然的在地理的条件中探求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了。

还有，布哈林的《历史唯物论》，更加发展了这种偏向。他虽然把社会的生产力做出发点，却把生产力看做是表现自然与社会间的能力均衡的东西。因此，依据他的理论，社会与自然间的“有正符号的均衡”，是当做从自然吸取的物质能力超过人类的劳动的支出之结果而被确立了。换句话说，构成历史的发展的原动力的东西，不是社会发展之内的规律性，而是外的自然条件。他的这种均衡论，显然是地理观的见解。

末了，新派社会学说中，还有分离社会与自然的唯心论的影响。例如鲁宾，从社会的劳动过程中，完全排除劳动之自然的生理的方面。他忽视人与自然间的物质代谢对于社会的意义，因而他所说的劳动变为没有物质性的劳动。又如卢波尔，一面把社会规定为生产关系的总体，同时又以为生产过程中人们的劳动结合不是社会关系之本质的根本标帜，以为劳动不是社会的基础。他们把人类的劳动和动物的劳动看成同一的东西。这两种见解，都是一种唯心论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