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生成

人与自然的社会现实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与社会紧密相连,人与自然关系的建立与变化离不开社会,在社会中生成。正如马克思所言:“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14]

(一)人类社会的形成:人与自然现实关系得以建立的历史前提

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5]人的出现和人类社会的形成,是人与自然之间建立现实关系的历史前提。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在人与人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才有其现实性,“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16]离开社会,人与自然就成了孤立的存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种孤立的存在就是“非存在物”,就是“无”,人与自然关系在“非存在物”和“无”的状态中就失去了产生和形成的现实可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只有结成社会关系,并且“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17]。人的生存方式与其他动物的生存方式存在根本性差异,人是有意识的自觉的动物,会通过改变自然的活动,改善自己同自然的关系,进而获取或创造更好的生存条件,而其他动物只能被动的适应自然而获取生存。除此之外,人“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8]。离开了社会,人与其他动物无异。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前,人与自然的关系同其他动物与自然的关系没什么区别,都是单向度的对自然的依存关系,人的社会性尚未形成,真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因此尚未形成。人类社会形成后,人与自然产生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动物与自然的关系区别开来,自然界在人的社会活动中逐渐“涌现”出来,最终成了真正的自然界。离开了人类社会,人的自身已经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存在,自然也无法成为人的活动对象,依然是一种“异人”的存在,无法建立起人与自然的现实联系,人与自然关系的谈论也就成了一种妄谈。

(二)“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人与自然关系随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世界主要存在两种社会关系:一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二是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9]在现实世界中,这两种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是不可分割的。“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的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0]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视为人类面临的两大基本问题,是“两大变革”的历史任务,“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21]。因此,我们在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不能割裂“自然史”同“人类史”的联系,将人与自然关系孤立化、静止化,而是应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活动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和理解。只有这样,人与自热的和解以及人与人的和解才能真正实现。

纵观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可以发现,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人类通过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给自然界打上了人的烙印,将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给自然界,使自然界是人的作品和人的现实,成为表现人本质的对象。”^[22]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实践过程中创造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映射,人们在自己创造的社会关系中不断赋予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属于人的意义。人对自然的特定关系是受社会形态制约,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不同。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23]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里,社会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社会生产力主要表现为自然生产力,人类劳动的对象是天然的植物和动物,还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社会分工与合作,人类文明还处于“丛林文明”发展阶段,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十分简单,群居式生活关系和主奴式生产关系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社会关系。生产力不发达以及社会关系的简单,使得人们只是从自我生存和繁衍的角度去认识自然,对自然的利用十分有限,人们对自然满是崇拜,“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24]早期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简单化交往以及低级化的社会生产生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始和谐。当人类社会进入农耕社会后,随着人类生产实践的发展,人们掌握了农作物自然生长规律,对自然的认识能力进一步提高,人们开始常态化地利用已有的自然力并尝试改造已有的自然力,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人类停下“游荡”的脚步,开始了定居生活,土地和草原成了人类劳动的主要对象,人类进入了“土地文明”时期,土地成了财富的来源,成了社会地位的象征,成了影响人们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根据占有土地的多寡形成了农耕社会特有的家族式等级制社会关系,人们开始疯狂地占有土地。但是,此时人们对土地以及自然的利用还严格遵循“天然的原则”,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仍然还是有限的,没有破坏自然系统的自净能力和恢复能力,农耕社会中有限的人与人交往以及初级性的社会生产生成了相对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近代以来,人与自然关系随着人与人社会关系的日益异化,发生了本质断裂。尤其是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但凡市场有需求的原材料都可以成为人类劳动的对象,人类进入了“市场文明”时期,人们在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驱使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断地被物质量化,价值通约主义盛行,物化的社会关系支配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不断出现难以弥合的“裂缝”,导致了生态危机的频发。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物向化的人与人交往以及集聚化的社会生产最终生成了紧张冲突的人与自然关系。

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演进在人类生产活动的历史进程中进行,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反映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文明形态史实际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

(三)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人与人的关系

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人与自然之间一直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人与自然是相互创造、相互生成的现实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言:“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5]自然界并非是外在于人的存在,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对象性关系,而不是简单的“改造与被改造、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元对立关系,也不是单一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或“自然是人的一部分”的外在包含关系,二者是一种互为对象、互生互融的有机统一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静态消极的‘主客二分’,不是外在二分的孤立定在,不是主体构造、征服、利用客体,而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积极的双向选择与生成过程,是主体间的交往、对话、共在关系。”^[26]人与自然的背后总隐藏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并折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到人与人的关系的规约,我们可以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来认识和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本身都发生了无限的变化,并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27],人类在劳动实践中不断将自身的本质力量作用于自然,影响和改变自然的外在形态和内在性质,表面上看,人类的这种实践活动产生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层实质却是社会化中人与人关系在人与自然上的折射。

当我们谈及生态危机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时,此时的人与自然都不是一种先在的或既成的存在,而是一种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特殊存在。“当我们提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实际上把人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把自然定义为人的对象性存在,从而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到人与人的关系之中。”^[28]人与自然关系是社会进程中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现实写照,人与自然的紧张与冲突关系实质上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协调。因此,只有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出发,才能找到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冲突的正确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