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斗争与发展中塑造社区文化

2.4.6　在斗争与发展中塑造社区文化

1）追寻法兰西文化（1）天主教的影响

民国22年，法国耶稣会惠济良拨款，在吕班路建造伯多禄堂。次年落成，为震旦大学新堂，民国25年开放，为总铎公堂。民国26年“八一三”后，华东地区一些知名天主教徒家庭避入法租界，多定居堂周，形成区境内上层教徒社区。内多高级知识分子，尤多医生，多海外关系，现有后裔200多户。圣路加医师协会会所亦设于该堂。

由于伯多禄堂的缘故，使思南路47－48号街坊内的宗教色彩十分浓厚。例如住在复兴中路505号的刘长阴，正是由于伯多禄堂而迁居至思南路47号街坊内。刘家全家信奉天主教、热衷于宗教事业，故与马相伯、陆柏恩、朱知耀并称为当时的“宗教四大家族”。刘家拥有立德油厂、长兴煤矿等产业。思南路47号街坊内的复兴中路505号与思南路95号均为宗教房产。

1903年，马相伯创建震旦大学。他是一位爱国的天主教徒，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遭到了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反对。1905年耶稣会更派遣神甫南从周到校直接干预校政并夺权，迫使马相伯愤然退出。从此震旦大学全部由传教士所控制^［24］。1908年，震旦学院迁入吕班路，由法籍教士南格禄任教务长。民国6年改名震旦大学，即今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有震旦博物院，即今上海昆虫研究所。民国27年，伯多禄堂旁设磐石小学，即今重庆南路小学。

震旦大学自迁至法租界后即增设医科，并以广慈医院为专门实习医院。广慈医院建于光绪三十二年，法文名圣玛利亚医院，即今瑞金医院。

（2）两个文化沙龙

抗日战争之前，思南路47－48号街坊内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文化沙龙。其一的创办人是张静江、李石曾、陈和铣，还有于1940年代初入居马斯南路98号（思南路64号）的褚民谊以及郑毓秀等，这是一群留法归国的国民党官方文化人，以张、李、陈、褚等人在法国成立的世界社，及后来的世界文化合作协会为中心机构，兼设中法联谊会（设于复兴中路541号，秘书江文新），开展了许多文化活动。1930年代初，中法联谊会建有戏剧组，曾于卢湾区境内演出，民国26年9月3日成立孩子剧团。次年7月，中共地下组织通过中法联谊会戏剧组，成立上海剧艺社，以辣斐、兰心等戏院为据点，活动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其二为以马斯南路115号（思南路81号）曾朴、曾虚白父子寓所为中心的文化沙龙，以介绍法国文学为宗旨，参与者有李青崖、徐霞村、徐蔚南、邵洵美、徐志摩、田汉、郁达夫、卢梦殊、傅彦长、朱庶鹏、张若谷和崔万秋等，并通过《真美善》杂志和书社出版了不少法国文学著作。曾虚白曾回忆:“我家客厅的灯不到很晚是很少会熄的。我的父亲不仅特别好客，而且他身上有一种令人着迷的东西，使每一个客人都深深地被他的谈吐所吸引……谁来了，就进来；谁想走，就离开，从不需要繁文缛节。我的父亲很珍惜这种无拘无束的气氛，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处处像一个真正的法国沙龙。”⁽¹⁶⁾他们把法国和西方的异国风味结合进民族主义者的论述，认为“上海的特殊情形将最终提高整个民族的美学修养……以试验一个崭新的中国文明是否可能”。

2）抗争精神

（1）以在“周公馆”发生的事件为例（资料2－1、资料2－2）

资料2－1:国民党卢家湾警察分局监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上海办事处专报（节选）

卢家湾警察分局情报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一日）

钧局三十五年六月五日市警厅（三五）字第9186号训令:略以新华日报社设工作人员宿舍于思南路一〇七号，饬令就近严密注意等因。奉此，自应照办。查上开地址系义品洋行房产，本出租于中央党部黄天霞居住，于本年五月间黄天霞举家迁移南京，乃转让于新华日报社作为职员宿舍。内中住有新华日报编辑乔木、刘方华，新华周刊发行人龚澎，总经理沈野，中共代表团总务主任祝华及该团会计科长刘恕，顾问华岗等二十余人，至今并无其他动态。除已饬属严密注意外，理合将调查经过备文呈复。仰祈鉴核。

谨呈

副局长　俞

局长　宣

［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十日⁽¹⁷⁾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上海周公馆——中共代表团在沪活动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06－207.

资料2－2:淞沪警备司令致中共上海办事处函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上海办事处鉴:查贵党拒绝和平谈判，制造内乱，复在本市煽动风潮，组织暴动。现军调部业已撤销，本部为确保治安，兹特通知贵党在沪人员，限于三月五日前，全部撤退。所有全部撤退人员及眷属，限于三月三日前开具名单送部核办。

淞沪警备司令　宣铁吾

二月二十八日⁽¹⁸⁾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上海周公馆——中共代表团在沪活动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11.

思南路73号这幢小洋房原为法国在华商人所有，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寇占用。抗战胜利后，改由国民党中央专员黄天霞居住。1946年5月上旬，黄天霞举家迁往南京，中共代表团租下了这幢楼房。对外称作周恩来将军寓所，简称“周公馆”。同时在那里成立了以华岗为书记的上海工委，统一领导公开的统战工作和部分秘密工作，出版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群众》周刊。

在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设立期间，芦家湾警察分局采取秘密监视、电话窃听、汽车跟踪、化妆饭店侍应生或以查户口为名入内窥视等手法搜集情报，并将所获情况每日密报市警察局局长。

和平谈判之门关闭后，按照中央指示，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11月19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周公馆交“民主同盟”代为保管，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改为联络处。1947年2月底，国民党反动当局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先在重庆、南京派特务、宪警包围了设在当地的中共联络处，限令那里的工作人员于3月5日前撤离。2月28日晚，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也致函中共上海联络处，胡说什么“查贵党拒绝和平谈判，制造内乱，复在本市煽动风潮”，限令中共驻沪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离。同时派警察、特务包围监禁了周公馆，限制了联络处工作人员的活动自由。3月5日，中共代表团上海联络处及《新华日报》上海办事处、《群众》杂志社工作人员一行33人在国民党警察特务的监视下，被迫离开上海，乘火车前往南京。在董必武同志率领下，3月7日与中共代表团驻南京工作人员一起胜利返回了延安，从而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使命。随后，房屋被国民党上海市政府非法接管，家居陈设全部流失。

（2）震旦大学难民所

“八一三”事变后，法国传教士饶家驹得中外人士赞助^［25］，创办震旦大学难民所，又称马斯南路难民所（在震旦大学操场上），收容难民3000余人。由震旦附中童子军20余人，配合男女纠察20余人维持秩序，又分设各管理组，雇用工作人员（其中有中共地下党员）。创办伊始，一度霍乱、痢疾等疫病流行，儿童麻疹流行。后来天主教会设立病院、施诊所、药房和产院各一所，由震旦医学院师生、广慈医院医生护士和仁爱会修女负责医疗卫生工作。教会在收容难民的同时进行传教，第一年就有病危难民230人领受洗礼。

难民所受到租界当局的资助，上海公教进行会也发动教徒捐助，教徒妇女为难民们缝制棉衣。民国28年2月，开始疏散难民，7月29日结束。难民所先后收容难民5万余人次。中共地下党员对难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抗日意识，从而有不少难民参加新四军等抗日队伍。

本章回溯了“义品村”自诞生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沿革。“义品村”形成于法租界的城市化进程中，它位于法租界西区的起点，正如1920年代的《海关十年报告》所言:“法租界的西区是上海唯一经过精心设计的住宅区。”在如此的区位环境中，该街坊的氛围是静雅的、洋派的，充满了文化气息；街坊内集中体现了居住类型与建筑风格的多样性，真可谓是上海近代多种居住的缩影，宛然一个现成的“上海近代居住建筑博览会”，整体价值非常高。社区内相当比例的居民有文化、有权力、有地位、有经济实力。在那特殊的历史年代，来自五湖四海的政界要人、租界西绅、洋行大班、江浙富户、革命志士等云集于“义品村”及其周边，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混杂的社区，也为后世留下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注释】

(1)即如今的思南路，笔者注。

(2)从发展过程看，法租界的法国文化根基是它具有魅力、特征鲜明的重要原因。法租界与英租界的竞争不是通过商业，而是依靠文化力量。

(3)如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十六日，法公董局公告:在法租界外滩、新永安街、吉祥街、法租界十六铺范围内，无论沿道路两旁或在里弄之内，建筑物因火灾翻造，或年久拆造及其他原因新建或翻建，只准核给西式砖石房屋的营业执照。民国9年3月18日及翌年3月21日，法公董局又有类似规定，即整个法租界不准建筑中式房屋。在主要道路（如今金陵东路、延安路、淮海路、重庆南路）两侧，凡建中式房屋，在发营业执照时，其门面必须是西式的。民国24年6月17日，法公董局重申在贝当路（今衡山路）及姚主教路（今天平路）之转角，只准发给西式房屋之执照，在姚主教路以西，在贝当路两侧，凡发给中式房屋执照，均须考核新建筑物之外观务必与邻近西式房屋互相协调和谐^［59］。

(4)上海法公董局技政部工务处营造大执照领照呈请书（思南路59号汽车库加建，法地册4512F）详见附录6（资料来源:上海市城建档案馆）。

(5)即“义品村”所在区域，笔者注。

(6)为丁济万医生开发的房产。丁济万早年成名，是上海数一数二的名医，临诊经验丰富，精于内、外、妇、幼诸科，尤善治伤寒时病，曾任上海市国医学会常务主席、私立上海中医学院院长，后移居香港继续行医。丁济万3个字当时在上海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几乎不知道丁济万3个字的就不能算地道的上海人。

(7)由于年代较为久远，一些建筑的建造年代很难确定。年代选择的优先顺序是:建筑请照单、文献资料、建筑设计年代，如万福坊（复兴中路523弄），建筑设计年代是1931年，采访当地居民时被告知丁济万医生于1937年建成万福坊，并开始对外出租，因此书中万福坊的建造年代为1937年。

(8)1920－1930年代是近代上海经济最为繁荣的阶段。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人口急剧膨胀，里弄住宅建筑又得到发展。

(9)伯多禄教堂（重庆南路270号）:天主教教堂。1933年由法国华侨集资兴建，次年建成，属拜占庭式建筑，是上海主要天主教教堂之一。以耶稣第一位宗徒圣伯多禄的名字命名为“圣伯多禄加尼教堂”，习称伯多禄堂。教堂正门上面有头戴教皇冠的伯多禄（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石像浮雕，为整块大理石雕成。教堂为拜占庭式，雄伟壮观，中央有大穹隆，弥撒间后有五所边祭台，大门左侧有钟楼，前辟堂场，两侧过道。堂内无支柱，处处可看到祭台，并可清晰听到讲道声。设座1000个，面对祭台大型唱经楼，有1930年代最新乐器电子管风琴伴奏，可供百余人登楼唱经。

(10)复兴公园占地91公顷。前身为顾家宅村顾姓私人园林和农田，法租界公董局购入后，辟为法国占领军兵营。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法军它迁，公董局决定辟为公园，设计者郁锡麒。清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七日（1909年7月14日）建成开放，名法国公园，习称顾家宅公园。当时只限外国人游玩，公园规则明文规定:狗不准入园，华人除随同外国人来外不准入园。经华人多年斗争，民国17年（1928年）7月1日起，始允华人购券游园。民国32年，汪伪市政府改名大兴公园，实际充作侵华日军的操场和仓库。民国35年1月1日，更今名。公园为法式兼有中式园林特色，以花卉、树木、亭榭、山池见长。

(11)圣尼古拉斯堂（皋兰路16号）:典型的俄罗斯东正教堂。民国21年始建，民国23年落成。原俄国中将格列博夫发起集资，由著名的俄国建筑师亚隆设计。平面呈方形，占地1100平方米，水泥混合结构，水暖电器设备齐全，设有钟楼，圆形屋顶一通到底。堂内十字平面，主立面厚墙小窗，屋顶由尖拱及九个金色的鼓形座圆顶组成，堂顶上有“下”的符号，代表东正教。孔雀蓝的尖顶和顶尖上金色十字架相衬托，墙面为黄色面砖，室内砌以彩色瓷砖，四壁与拱顶都饰有精美的圣像油画，多出自俄侨画家哈里托诺夫、扎多罗日内等人之手。屋顶大吊灯，形式特殊。外墙大理石上，用俄、法、英3种文字，刻着教堂全名。

(12)户籍调查资料来源:上海市卢湾区档案馆。

(13)详见附录1:思南路47号街坊1944年户籍调查（节选）。

(14)据上海市卢湾区档案局资料室的负责同志称，基地中有几户外籍居民（统计表中以不详表示），因资料属秘密级因而无法查阅。

(15)《洋气浓郁兼承传统的生活情状》——思南路47－48号街坊
　　居民生活情况是社会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的具体表现之一，特定城区居民生活情状和趋向，是该城区文化形态的重要要素，是城区文化研究不可缺失的部分。本次调研，我们力图从居家布置、生活常规、子女教育、业余生活诸方面进行切入，却因时日过久，被调查者当时多为稚龄群体，能言印象，难道其详，无法进行量化统计，只能根据非系统的点滴口述，加以考察分析，但纵然如此，犹可予以“洋气浓郁、兼承传统，较上海主流社会中西融合的生活方式具有更趋欧化倾向的特征，对追求洋气与时尚的上海主流社会生活方式具有导向作用的城区”这样的总评价。
　　居家布置以西式为主，中式为辅，即客厅、餐厅中均以西式家具，如沙发、玻璃橱、椭圆形西餐桌，甚至有吧台等，唯卧室内中西纷呈。原住马斯南路113号（今思南路79号）的太源五金号（副经理沈冰言家，是完全西洋化的典型，由外而内悉为西式，一套法国式镀金家具尤令人注目，连墙上所悬亦都是著名油画。李烈钧家则是中西合璧，一套客厅家具是按日本的式样特制的，餐厅中柚木西餐桌是蒋介石送的礼物，还放了一个当时极为罕见的冰箱，令人瞩目。但客厅前部正中一只直径80～100公分的青铜古鼎和靠在西壁上的廿四史专用红木书橱，飘溢着传统文化的气息。西式建筑中的居家设计，西式家具布置的客厅，加上壁上悬挂几幅传统的字画，小玻璃橱内展放有几件中国古董，成为社区内多数家庭的共同特征。色彩上孰浓孰淡，则由主人的素质与兴趣而定，如思南路65号某美术学校教授夏百鸣家中，客厅正中是传统图案的大瓷瓶，玻璃橱里是小型的精美瓷器，墙上悬着“八仙过海”的绣像，更有趣的是法式布置的花园里矗立了观世音和老寿星两尊塑像，传统文化的空气特别强烈。但在所访涉的20多家中，传统绅缙家宅那种中堂式布置一家也没有，连著名老中医葛养民在马斯南路91号（今思南路57号）二楼诊所里的布置也是西式的。
　　生活常规中的饮食以中式为主，但因杂居的外侨影响，留洋归来者多，从事政务与经商者多，因此好西餐的甚多，个别的甚至已完全西化了，如沈冰言、葛存愍（葛养民之弟，木材商）家即有能烧西餐的厨司。据董竹君的回忆录，郑毓秀的生活即完全西化，主食非当天的面包不食，且非霞飞路老大昌法式面包不食，饮水亦非上海自来水不饮，当其住在南京时，须每天以火车、后来以飞机运去。服饰上悉以西服、旗袍、大衣为主，男主人外出绝少有长衫者。多数家庭拥有轿车，个别的为自备三轮车。
　　于子女教育极为重视，连女子都普遍受到良好教育，李烈钧、程潜都将子女送入寄宿学校，律师单毓华有4子7女，共11个子女，除一女夭折外，在建国前长大的4子5女，全部受过高等教育，唯第11女为高中毕业。许多家庭更注意子女的专长培养，如绘画、钢琴等。个别家庭或许因有老人主家，具有较浓的传统色彩，薛笃弼父亲唯恐孙辈交友不慎，专门请了家庭教师在家教授。
　　以休闲为主的业余生活中，老人爱书法、京剧，青年爱电影、音乐的特点，不少家庭仿效外侨举办家庭舞会，少数家庭（主要是军政要员家庭）有去庐山、青岛、乍浦避暑和旅游的习惯，咖啡上升为与茶并重的休闲饮料，以致在我们访问所至的刘国华、葛正凯、沈健生等家人时，招待的都是咖啡。
　　　　　　　　　——摘自内部资料

(16)摘自永业集团内部资料。

(17)原件存于上海市卢湾区公安局。

(18)载1947年3月1日《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