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的社会化与象征功能

第二节　休闲的社会化与象征功能

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年代。经济现代化的建设事业、城市化的社会运动过程、全球化的市场整合能力，都对我们的休闲社会化活动形式产生影响。环顾现实的社会生活，休闲活动形式融合了各种风格，其斑驳陆离的特色反映了这个多变社会的发展主题。因此，探视休闲的社会功能对人们的影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课题。

一、休闲的社会化功能

所谓社会化通常是指人们获得个性和学习社会或群体习惯的过程。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流动速率的加快，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大众文化传播内涵的丰富，人们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的社会心理、社会性格和社会活动方式，也都先后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自从18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揭开了绚丽的序幕以后，经过200多年的发展，社会劳动分工愈加细微化，社会生产过程进入了过分专业化和精细化的阶段;与此同时，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不少发达国家城市人口的比例高达80%以上。不过，转换一个视角，当新科技革命造就了新的劳动条件，高度的城市化、线性的生活时间安排、单元分隔的居住形式，却又导致人际交往的社会关系的缩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分工，特别是家庭办公方式的兴起，使传统的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关系日趋疏远。而大城市虽然容纳了大量的人口，但是城市家庭的居住方式与农村大不相同，不是几代人聚集在一块，而是相对分隔，自成一体。20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生活中曾经出现过的这一幕，如今在发展中国家，包括在中国也开始慢慢显现。过去习以为常的社会群体化功能正在逐步走向个体化，而规格统一、大批量生产的日常消费品又使人产生了追求个性化休闲消费方式的冲动，由此造成消费时尚的流行周期大大缩短，进而使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风格常常能够获得比较大的市场反映。在这样的社会变动中，休闲的社会化功能也在发生同步但又是深刻的演变。

1.休闲对人的社会化的影响

(1)休闲影响人的社会行为规范。一个人要想成为社会的成员，要想在社会中生存和活动，都必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一定时期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规范，而这种学习的过程除了在学校正式的课堂教育活动以外，主要是通过休闲活动的社会化过程来完成的。任何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上，就开始在各种形式的休闲环境中接收各类教育。父母亲在各种场合里喜怒哀乐的表现方式，从小就对孩子幼小的心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孩子稍稍懂事起，就能够活灵活现地模仿大人的行为方式。当孩子可以独自外出与街坊邻里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和娱乐的时候，各种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礼仪都在不知不觉中一股脑儿渗入到孩子的脑海里去了。有时候，孩子懂得，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有时候，孩子囫囵吞枣都学了，一时难以辨清真伪。中国古时候传诵的“孟母三迁”的故事，说的就是孩子们在玩耍过程中接收社会教化这样一回事。这件事还表明，2 000多年前，中国古代的父母们就已经十分注重为孩子们选择良好的社会教育的环境。当然，随着人们逐渐长大，所接收的社会行为规范的教育和训练的程度更深，范围更广。只有当人们能够自觉地接收各种符合社会共同认可规范的行为时，才能成为共享一种共有的休闲环境的社会群体的成员，才能在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社会共识中从事各种自由自在的休闲活动。

(2)休闲培养人的社会地位的认同感。人是一定社会群体中的角色，他在群体中拥有何种身份、地位，遵行怎样的行为规范，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休闲活动氛围。出生在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其在社会休闲活动中不同的身份认同感，并不是由个人素质的差异造成的，而是由于经济条件的好坏导致的家庭在社会关系、社会生活中不同的地位所决定的。在美国，来自贫民窟黑人家庭的孩子，通常会在大街上与别人玩耍，也会到喧闹阴暗的酒吧去狂饮。而生长在富裕家庭的孩子，则会在自家的农场里骑马、打球，或跟随父母驾着自家的游艇出海。这种休闲活动的差异性是得到社会公认的，也是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赋予人们对休闲活动过程中相应的地位和身份的认同。当然，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时会产生想拥有自己的游艇和农场的强烈愿望，希望以此改变自己未来的社会地位。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这种渴望改变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愿望多半只是体验而已。曾经有几个在校大学生，非常羡慕有钱人出入高星级饭店，入住总统套房这样的气派。为了实现享受总统套房服务这个念头，他们利用空余时间外出打工，积攒了一批钱，并合伙在总统套房住了一天。在社会看来，大学生这种现象甚多是休闲活动中的一种游戏行为，绝不会得到有钱人所拥有的真正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认同感。因为从总统套房出来以后，这些大学生他们又将复归于以往的生活常态。诚然，经过不懈努力，家庭的经济条件是可以变化的，人在社会休闲活动中的身份和地位也是会改变的，但是，即使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也必须由相应的休闲活动规范来指导他的休闲行为，帮助人们逐渐确立在另一个十分陌生的社会群体中的角色地位，维护其已经改变的社会身份。可以设想的是，一个人由于某种机遇而发了财，实现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梦想，但是，他如果不能改掉因原来贫困家庭背景所养成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么可以肯定地讲他是无法在上层社会的圈子里站住脚的。即使经常出入高档休闲活动场所，也是难以融入这一社会群体或被这一群体所接受。因此，他必须完全接收与原来的生活背景格格不入的休闲社会活动的教化，才能在与自身的经济条件相符的社会生活中确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才能在日常的休闲活动中扮演好一定的社会群体角色。

(3)休闲塑造人的心理和人格模式。随着休闲时间的延伸和休闲活动数量的增加，休闲活动对人的心理、性格、行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尽管人的心理机能也可能受到其他遗传“基因”的影响，但是作为社会的人，是社会教化的产物;离开休闲活动教化的环境，从一定的社会意义上讲，人也就难以成为一个心理健康、人格完善的社会人。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人们参与的休闲活动是高尚或庸俗，身处的休闲环境是文明有序或杂乱无章，对其今后心理和人格的发展会形成深深的烙印。这是因为，对于成长而言，愈是高尚的休闲活动，愈是文明的休闲环境，人的生物属性就趋向于愈小，而社会属性就趋向于愈大。换句话说，对人们而言，也就愈能够有利于形成健康的心理构架，塑造高尚的人格特征。有无数事实可以证明:在赌场里泡大的人，形成的是赌徒式的投机、侥幸、贪婪的心理特征和畸形的人格症状;在竞技场里磨炼的人，具备的是渴望参与、追求公平、不惧竞争的心理和人格特征。可见，不同的休闲活动和环境导致人们形成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心理和人格的塑造将影响人们一生的发展轨迹。

(4)休闲带给人们以经验、知识和技能。一个人从小到大，除了少部分知识是从正式的课堂教育中得来的，大部分涉及有关劳动、待人接物的本领，都是在休闲活动的环境中，从上一代人，或是从旁人那里学来的。这种学习的过程就是休闲知识、休闲经验、休闲技能的传递。休闲活动过程的传递，就是社会教化具体形式的体现。人们就是在这种休闲传递的历史过程中，不断走向成熟，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在现代社会，由于社会知识的积累正以几何级的速率递增，所以科学家将我们面临的时代称谓“知识爆炸”的时代。与过去相比，人们在正常情况下所接收的教育，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工作和生活的需要，不能构成人们立足于社会竞争的支撑基础。因此，利用休闲活动的传递机制，帮助人们可以获得更多的经验、知识和技能，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如今，在我国的不少城市里，人们下班后并不是急匆匆回家，而是咬着面包，喝着矿泉水，纷纷赶往各个课堂，学习家庭理财、家庭装潢、家庭保健;学电脑，学美容，学插花。人们将这种休闲时间的学习活动非常形象地叫做“充电”。虽然，人们从事“充电”的方式各异，但反映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当代的人们已开始从理性的角度去认识休闲在人的成长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从另外的意义上讲，科学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有可能在各种休闲活动中，利用最简单的设备，作为获得经验、知识和技能的技术平台。例如，在30年前，对普通人来讲，拿一个照相机拍照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要转动光圈，要注意速度，还要调节距离，可捣鼓到最后，拍出来的相片也常常差强人意。如今，在旅游景点，拿着照相机满地跑的人数不胜数，因为全自动相机为人们解决了“一体化”操作的难题，怪不得有人给它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傻瓜机”。又如，在今天许多人并不认识五线谱，但是一拿起话筒，就能像模像样地唱起流行歌曲，这主要得益于卡拉OK设备的普及，使人们有可能跳过传统的学唱方式，而获得某种娱乐的技能。显而易见，同以往的历史相比，现代社会中的休闲活动传递机制，已突破了传统说教性的传递模式，技术性传递的作用正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愈加重要作用。当然，不管传递机制发生何种变化，休闲活动传递作用的基本宗旨永远就是帮助人们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聪慧的人，一个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的人。

2.家庭休闲功能的演变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一个人正是从家庭中开始了漫长的社会化过程，并逐步在这里接收了最早的休闲活动方式的启蒙，最终形成了自己有关休闲活动的全部价值观念。无论是在农业社会，还是在工业社会，通常说来，人们休闲的主要时间是在家庭内部渡过的。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休闲活动主要是进行感情交流，或从事孩子教育，看电视，读书报，休息等，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讲家庭作为成员之间情感的纽带核心作用在今天依旧非常清晰，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家庭的休闲功能也同步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1)家庭结构的变化。从世界范围看，家庭结构变化是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在欧美国家家庭结构变化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单亲家庭增多。25.8%的美国孩子由单身父母抚养，而其他工业化国家单亲抚养孩子的比率平均为14.9%。爱尔兰和新西兰单亲抚养孩子的家庭比例也在2～3成以上。⁽¹⁵⁾二是单身家庭趋势加快。法国的独身一族和10年前相比上升了26%，目前共有单身家庭737万户。当然，欧美国家的家庭结构是后工业化时代的产物，而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乃是现代化过程初期的产物，其特点是由传统的家庭结构向符合现代社会发展潮流的家庭结构转变。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间，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大城市里，一个显著的社会现象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3代同堂乃至4代同堂的社会现象已十分鲜见，家庭已不再是我们所熟悉的3代人、4代人的聚集和交流的场所。在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时期形成的家庭观所倡导的“多子多福”的思想，也随着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过程，随着计划生育国策的推广而销声匿迹，聚集3、4代人共同生活的大家庭生活模式也几乎趋于消失了。多代同堂的大家庭生活方式和生活情景对年长的一辈来说，只能永远成为记忆中的往事，而对年轻的一代来讲，也仅仅能够从影视剧中了解个大概。中国城市现代化过程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将家庭压缩成为仅有父母和孩子2代人共存的微型化家庭结构，而且形成只有一对父母和一个子女的3口之家的结构模型。这种2代人的家庭结构在国际上已是非常普遍，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使我们的家庭结构基本与国际接轨，但是，需要关注的是，随着我国家庭结构的改变，传统的适应大家庭活动的休闲方式已发生显著的变化。而国外现存的休闲方式却又一时难以与国内家庭结构相吻合，这是我国家庭结构调整中出现的新问题。

(2)家庭教育功能的演变。由于工作节奏的加快和工作负担的加重，造成家庭成员之间感情交流的时间正趋向于逐步减少。因父母与孩子相处时间的相对减少，以致父母对孩子所承担的用以家庭教育时间也难以得到保证，导致多少年以来父母一直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所起的核心与纽带作用相对弱化，并使得家庭教育的功能出现了转移和替代的趋势，也即由父母聘请的家庭教师(在我国通常是在校大学生担任)来承担以往通常只有父母履行的家庭教育作用。这一现象在大城市中已十分突出，并且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从家庭角度看，家长用以孩子家教的费用呈现逐年追涨的递升势头，统计资料显示城市家庭在教育上的消费增长最快;二是从社会角度看，家庭教师需求量激增，而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家庭教师奇缺，这就为在校大学生进入家教市场打开畅通的绿灯，如今在大学里转一圈，很难遇上一个没有家教经历的大学生。当然，当家庭教师也成为大学生了解社会的一个有效途径。家庭教育功能正在逐步走向社会化，或者说，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正在逐步走向一体化。在欧美发达国家，由于妇女越来越多地参加工作，使得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家里得不到照顾和教育。据统计，在每天的部分时间里，美国约有700万孩子独自待在家里。与以往相比，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父母每周与孩子能够在一起的时间，在白人家庭里减少了10小时，在黑人家庭里则减少了12个小时。伴随父母亲教育和照顾孩子时间的减少，在美国社会形成了独特的“遗弃”综合征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家长、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相信，在当今美国的青少年中愈加泛滥的少年犯罪、暴力犯罪、吸毒、酗酒、自杀等社会现象，大部分是因为在家庭中缺乏父母亲的教育和照顾引起的。对此进行深刻反省的目的，是促使人们重新审视父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欧美国家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人们更倾向于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而不愿意做更多的工作或是拿更多的钱，在美国有78%的人清楚表明选择前者。美国劳工部的研究也证实，平均每个工人准备放弃他的4.7%的收入以换取更多的休闲时间，去履行照顾家庭和教育孩子的职责。

(3)家庭中长辈的权威作用正在被颠覆。自古以来，在典型的农耕经济基础上形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伦理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固，流传深广，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长辈在家庭中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威作用的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家庭中原来习以为常的长辈的权威作用已开始日趋式微，进而造成长辈对家庭成员进行休闲活动的影响力也开始逐步降低。造成家庭关系中长辈权威性减弱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是社会从整体上讲正渐渐走向开放，走向文明，走向民主，与这一大趋势格格不入的传统的家庭权威制必然自我消亡;二是家庭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现在通常是三口之家，家长都对唯一的孩子宠爱有加，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绵延数千年历史的传统的家长权威性收敛起来，久而久之，造成家庭中家长权威感的自然失落;三是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父母亲所从事的传统的工作岗位的收入，已经难以与自己的孩子正在从事的新兴的服务行业的工资收入相提并论，家庭中，父亲独立支撑家庭经济收入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从而造成家长对家庭休闲活动的安排已不再具有决定权，各取所需和共同协商的活动话语权在家庭生活中得到充分体现。

【阅读材料】

家庭观念新角色:全职爸爸

在传统观念中，父亲在孩子面前总是保持着冷漠严肃的形象，给孩子洗尿布、喂奶、照顾孩子等家务活也与父亲的大男人形象联系不到一起。不过在今天，一种颠覆传统家庭观念的新角色——“全职爸爸”开始出现。他们为了支持爱人的工作，自己做出事业上的牺牲，在家庭生活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忙并快乐着。

“现在，由爸爸带孩子的家庭越来越多了。”天津市婴幼儿教育专家郭建国介绍，在几年前对全北京市1 000户有婴儿的家庭进行跟踪调查时，只有三四户家庭由父亲来带孩子。近一年，这个群体的人数有上升的趋势，大约2%到3%的有婴儿家庭选择由爸爸照顾孩子。

“全职爸爸”们选择“回归”家庭，总体上有5个理由:一是自己的工作单位前景不太好，而妻子的工作条件和收入还不错，所以自己选择退守家庭。二是自己事业有成，暂时可以脱身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三是考虑到女性求职有所谓的“35岁关口”，希望帮助妻子在35岁以前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四是认为自己的生活能力确实比妻子强，妻子更适合做个女强人，所以两人在家庭角色上换位。五是自己的职业能够家庭办公，工作育儿两不误。所有的“全职爸爸”都对自己表示出信心，他们认为，等孩子进入幼儿园后再重返职场，自己仍能做得不错。

“全职爸爸”面对考验

对于“全职爸爸”这一家庭角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笔者在一些30岁左右的已婚人群中做了随机的调查，发现虽然有80%以上的人并不同意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观念，但是，只有10%左右的人能接受自己或是爱人做“全职爸爸”。

目前，社会上对“全职爸爸”的看法各有不同，对“全职爸爸”们的心理承受力也是一种考验。已经做了一年多“全职爸爸”的陈先生说:“有人认为男人做‘全职爸爸’很没面子，所以要做‘全职爸爸’首先要克服的是自己的心理关。当时我就告诉自己这样既能尽到一个父亲的义务，又能使爱人无后顾之忧专心工作，双方都能为家庭尽力。只要克服了心理障碍，一家人就会和谐快乐。别人说什么其实是无所谓的。”

“我不觉得丈夫回归家庭是没出息，他的牺牲对我帮助很大。”这是一位妈妈对做了“全职爸爸”的爱人的肯定。大多数“全职爸爸”都能得到妻子的支持和称赞。这些年轻妈妈们非常珍惜现在的工作，所以对丈夫非常感谢。由于丈夫为家庭做出了贡献，家庭结构更牢固，夫妻关系更和谐，家庭也减少了请保姆等支出。大多数妻子相信，孩子长大后，爱人还能重新在事业上发挥自己的能力。

(资料来源:家庭观念新角色:全职爸爸，育儿网［OL］.(2008－9－30)http://www.ci123.com/article.php/4065.)

(4)家庭休闲趋势多元化。随着我国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大幅度增加，为家庭成员之间选择多样化的休闲活动提供了消费的基础。而城市居民居住条件的显著改善，为人们休闲活动的多样化奠定了物质条件。城市居民住房条件的快速改善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件令人拍手称快的大事。在上海，住房曾经是上海人的心头之痛，改革开放之处的1978年，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仅为3.4平方米，到1990年也只是提高到人均4.5平方米。到了2009年，上海市区普通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就由4.5平方米猛然提升到17平方米以上。在国内大城市中，根据目前房地产商销售最旺的房型看，二室二厅到三室二厅是3口之家最喜欢购买的房型。房地产市场的这一新气象代表了城市居民在改善居住条件方面的一个基本倾向，既保持了家庭成员之间各自的私密性生活空间，又能增加家庭成员进行休闲活动的公共活动空间。家庭居住条件的大幅度改善，使得城市居民在多年前一台电视机被一家人围着的休闲情景永远地成为了历史，成为一个时代终结的象征，意味着中国家庭的休闲活动已迈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如今，对城市居民来讲，一个家庭拥有2台，乃至3台彩色电视机已经不是稀罕的事情。父亲偏爱足球比赛，母亲青睐言情电视剧，而小孩喜欢卡通剧，这种电视频道选择的差异性，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在城市家庭休闲活动中，家庭成员之间兴趣爱好的差异已经有条件可以得到充分满足。事实上，在城市家庭休闲活动里，或喜欢集邮、集币等收藏活动，或倾心于学习美容、插花、烹调、书画等娱乐活动，这种家庭多元化休闲活动方式已经并不鲜见，且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我国城市家庭成员之间独立活动倾向渐趋成熟这样的发展轨迹。

家庭功能的演变是一个历史趋势。不过，即便是社会的发展对家庭休闲功能产生比较大的冲击，眼下还没有哪一种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结构能够代替家庭在休闲活动中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家庭在高度城市化的过程中依旧保持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发挥着独特作用的根本原因所在。必须指出，无论家庭功能如何转换，休闲活动仍然在维持家庭情感和谐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因为“现代家庭的主要功能已经发生了转变，从满足功能性的需要(作为达成目的的手段)转向到满足表达性的需求(以自身为目的)。休闲已成为家庭成员相互亲近的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许多孩子对自己的父亲(越来越包括母亲)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几乎一无所知。现在很少有家庭像农业社会里的家庭那样全家共同劳动。有时从两岁大的孩子开始，所有家庭成员离家进入社会，去工作，去学习，或者去托儿所。休闲已经成为家庭关系得以建立和维持的舞台”。⁽¹⁶⁾尽管家庭的传统功能在现代社会被无情地削弱了，但它仍然是人们最可靠的社会价值所在。在我国经济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北京、上海和广州，人们至今仍然把家庭作为一个人生活幸福美满、生活安全可靠的港湾，甚至将家庭作为衡量一个人生活是否具有质量的评价尺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家庭的传统功能正悄然发生着演变，然而，家庭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依然牢不可破，现代家庭仍然保留着自己在人们休闲活动中的优势地位。

3.社会群体组织的休闲功能

城市化和社会化的发展产生了一股离心力，那就是驱使人们走出家庭休闲活动单元的约束，走向社区、走向社会，寻求对维持个体心理和感情平缓必不可少的新的社会交流渠道。人是社会化的群体，现代社会高度的劳动分工和高速的城市化过程，使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与外部世界交往的社会关系被大大地压缩。虽然是人口集聚的高楼大厦，但是常常擦肩而过的人们却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孤独感，过去习以为常的集体活动方式渐渐地消失，以致被人淡忘。然而，不曾想到的是，这种过去只有在西方城市中间才存在的社会现象，如今也在国内城市里浮现出来。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离开了陈旧的胡同和老式的石库门，搬进了独门独户的新式公寓住房，城市里的人们竟然也开始感受到了那种曾经不为我们所重视的普通且带有拥挤的生活方式的可贵:孩提时代，每逢夏天，拿一把扇子，带一个木凳，围坐在弄堂口乘凉的日子已经不复存在;上了年纪的老年人，聚集在小茶馆里聊天的雅兴也已随着城市的改建而成为久远的回忆;泡澡堂时伙伴们在拥挤的池水里戏水玩耍和相互帮着搓背的乐趣，对现在的青少年来讲，也是一件十分陌生的旧事;而当人们普遍地拥有全自动家庭洗衣机，致使隔壁邻居一起在弄堂里一边搓洗衣服，一边东家长、西家短，无拘无束聊天时的快乐情景也不再出现;家庭高保真环绕影院设施的配备，又使人们远离了曾经非常熟悉的电影院里观众一起喜怒哀乐的共同文化氛围。于是，当人们改善了物质生活条件以后，伴随产生的精神生活的孤独、邻里之间的隔阂、生活空间的封闭等新的社会矛盾，却是人们原先所没有预料到的。随着社会化过程加快，曾经深深扎根于中国人内心深处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远亲不如近邻”的观念，在今天竟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上海市的有关部门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能够与邻居经常往来的家庭只占24%，有近一半的人不知道邻居的名字和职业。⁽¹⁷⁾所以，人们无比迫切地需要利用休闲时间进行沟通和交流，休闲活动就成为现代社会人们实现这一目的的载体和手段。从人们实现休闲活动的方式看，大多数参加休闲活动的人，期望获得的并不只是行为得以实施的本身，而是感受一种与工作状态和生活常态所完全不同的社会气氛，一种摆脱被分隔和孤立的无奈，一种融入与社会群体交往的精神渴望。从街头路边的打牌、下棋、跳舞，到前往剧院欣赏高雅的歌剧和交响乐;从热闹非凡的卡拉OK、迪斯科、保龄球，到人们感受情调的茶馆、酒吧、咖啡馆，所有这些活动揭示出人们寻找的是一份快快乐乐和轻轻松松的社会生活感觉，一份与亲人朋友共享美好时光的境界，一种实现自我，体现个人潜能的人生价值观。更重要的是，通过种种休闲娱乐活动，表现出当今时代的人们敢于战胜孤独，渴望突破城市封闭生活环境的强烈社会需求和心理倾向。在这样的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群体休闲在现代社会就必然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社会功能。

(1)社会群体组织及功能。从休闲社会学的角度看，所谓的社会群体成员与偶然间仅仅是聚集在一起的人群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彼此能产生相互联系的，并具有共同休闲活动倾向的独特模式。所以说，社会群体可以被认为是“具有一种同样的身份和某种一致感情的两个或更多的人──他们还共同具有某种目标和对各自行为的期待”⁽¹⁸⁾。而人们只是为了候车或就餐，碰巧在车站和饭店相遇，成为一群人，他们互不相识，极少有共同点，除了要在一起等车或等餐桌以外，彼此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社会结构特征和共同具有的亚文化特征，因此这些等车的人或是等着吃饭的人，绝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群体。在当今社会，人们之所以渴望参加某种形式的社会群体是与该群体能够提供一定的休闲活动服务项目有关。与休闲活动有关的社会群体，在人们休闲活动过程中具有两种功能:第一种功能是起到工具性作用，它使人们能够从事单个人无法进行或难以完成的休闲活动。譬如，打麻将需要由4个人组成“麻将搭子”，一个人无法打麻将，所以必须由一个群体才能进行。当然，不是任何休闲活动都依赖于群体，跑步、垂钓等休闲活动，没有群体人们照样可以达到健身的目的。第二种功能是表意性作用，人们在休闲活动中除了满足参与感外，还要能满足群体成员感情沟通上的需要，通常也是为了实现群体成员之间互相支持和自我表现得完全认同。这种表意性主要表现为群体成员在休闲活动中所形成的友谊和产生的友情。当人们加入到一些群体中去，往往同时包含工具性和表意性两个目的。有时，结交朋友的感情需要可能是更重要的目的。在西方发达国家里，人们更多的是通过参与各种形式的协会或团体来强化自身的休闲社会化过程。当然，人们加入一个协会，并不只是为了进行一项特殊的休闲娱乐活动，而且也是为了建立与社会交往的新渠道，与别人建立新的友谊。

(2)社会群体组织的作用。在休闲活动中，各种协会、俱乐部是群体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俱乐部和协会在当今社会的休闲娱乐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独特作用。第一，社会群体是人们扩大社会交往的纽带。人们一旦加入某个社会群体组织，就开启了一扇与他人交往的窗户，而社会接触的发展本身也已是现代社会一种休闲活动的体现。当然，人们在这样的群体中，可以帮助自身或他人消除孤独感，满足“被爱”以及“施爱之心于他人”的需要，也可以满足自我表现的需要，或是满足人们“归属”、“安全”的需要。事实上，参加各类协会和俱乐部的成员，他们的许多心理需要并不是在企业或家庭中实现的，而是在群体的活动中得到满足的。而我们也已经知道，这类心理需要能否得到最终的满足，对人们的工作情绪甚至家庭生活的和睦，进而对人们生活态度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二，社会群体有利于休闲活动形式的推广。对那些在休闲活动中的困难者，或是活动技能不熟练者，或者对投入某些娱乐活动犹豫不决者，群体中的其他成员都会给予自觉地指导和帮助。通过群体成员的善意帮助，可以促使那些遇到困难的人们尽快地提高参与休闲活动的技术水平，群体的培训作用就是在这种过程中得到完美的体现。休闲性社会群体具有的这种培训作用，对于推动各种休闲娱乐活动的发展是不可小觑的。研究表明，欧美发达国家休闲娱乐活动的发展是与各种协会和俱乐部的普遍存在密切相连的，“18%的法国人参加一个以体育为主导的协会，13%加入文化或艺术协会，还有16%属于各种社团”⁽¹⁹⁾。亚洲地区最早的网球俱乐部于1900年在日本建立，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网球娱乐运动的发展，到今天，日本每年参与网球活动的人数高达1 400万，为亚洲国家之最。我国各种现代休闲活动发展速度较慢，普及率较低，与各种休闲活动群体发展相对滞后的现实是分不开的。第三，社会群体培育具有责任感的合作精神。各种协会或俱乐部都是在某种社会环境中存在的。就像对环境的评价会影响个人的行为一样，社会的认可或拒绝也会左右各种社会群体的发展。各种休闲活动群体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为了在社会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往往会自觉地承担维护社会正常活动秩序的责任。虽然有时会出现群体中的成员犯了错误互相掩饰的现象，但是为了不使整个群体在社会公众中留下不受欢迎的印象，协会或俱乐部对那些严重违反协会组织纪律的害群之马，通常会根据群体的规范予以惩罚。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群体也会要求加入一个协会的个体，不能只是被动地参加一些特殊的娱乐活动。人们在参与各种休闲活动的过程中，也要培育一种自律精神和自觉意识，还要对所在的群体起社会作用，承担责任。从国内诸多足球球迷协会的发展趋势看，正在从无序走向有序，从叛逆走向合作，从单纯的宣泄走向理智的呐喊，代表了我国休闲性社会群体发展的一个基本态势。

二、休闲的象征功能

任何形式的社会活动都有其象征的内涵，休闲活动也不例外。自古以来，休闲活动的象征性就成为人们划分社会阶层的一个符号，有时候也可以是与众不同的个人倾向的表现符号，无论在古希腊、罗马社会，还是在古代中国，莫不如此。凡勃伦曾经指出，休闲长时间以来是被用来作为证明人的地位和声望的一种手段的。休闲如同商品一样能够成为财富的有效证明。近现代工业社会以来，尽管人们对休闲活动日趋重视，不过，关注的目的并非完全是通过休闲活动来寻找乐趣，而是因为个人或社会群体都不约而同地关注起休闲活动象征性功能。

1.物质象征性

虽然休闲活动并不为物质性商品所能涵盖，但是，无论中外，在近现代社会的休闲活动中，物质象征性特点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社会和人们的格外推崇，这种物质象征性主要由以下三方面构成。

(1)享受型消费特点。喜欢享受，追求享受是人类的天性。只要有一定的休闲时间保证，只要拥有宽余的可自由支配闲钱，人们就会进行某种形式的享受型消费活动。诞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青年一代，被认为是当今美国社会最能享受的一代人。他们与父辈们不同，从不为明天发愁，他们最大的心愿是让今天得到满足，而他们狂热的消费冲动令其父辈都为之动容。如果将视线放大至全球范围，无论是发达国家，抑或是发展中国家，这一代人都具有类似的特点，即追求享受型消费。在日本，“青年学生们用‘勤工俭学’、起大早干活赚来的钱，心安理得地用来购买服装杂志，然后粗览一下就扔进了废物箱”⁽²⁰⁾他们只要有一点点的生活富裕就倾向于进行享乐型的吃、穿、娱乐等活动。在刚刚走向小康社会阶段的中国，诞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青年一代，在专家学者眼里，他们是最会享受的一代人，不仅会享受，而且也不再耻于谈论赚钱，“吃得好、穿得好，能够享乐……这就是他们生活的最优先顺序”⁽²¹⁾。事实上，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大中型城市中，由于人们生活正由小康型向中等发达国家的富裕型转变，在这一时期，人们生活方式也正处在向享受性消费阶段过渡的时期。而处在过渡期的人们，其消费心理最具有波动性特征，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的青年一代身上，消费的享受性会过分张扬的原因所在。与人们追逐的享受性消费浪潮一拍即合，在我国大城市的商厦里，各种国际最知名的高档服饰、首饰、美容品等都纷纷进驻，万元以上的服饰用品也有人买了回家。近年来，国内城市里餐饮市场非常红火，而各种统计数据表明，成为城市饮食行业主要消费对象的不是公款消费者，而是家庭消费者。不难看清，这些年在我国休闲消费市场消费偏好的演变中，可以清晰察觉出日益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家庭休闲生活方式的变革正在驱使人们越来越多地融入到享受性消费的洪流中去。

(2)品牌型消费特点。品牌消费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象征，也是休闲时代激励人们进行高消费的市场驱动因素。驰名世界的劳斯莱斯汽车在现代人们的眼中早已不是什么简单的交通工具，而是演化为一种高贵物质生活的代名词，形成一种给人以满足，但又不言而喻的物质象征性。劳斯莱斯这种物质象征属性折射出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发达国家的人们偏爱和钟情品牌商品物质象征性的一种社会价值取向。对不少人来讲，汽车固然有很多的用途，但是确实很难否认其具有的“展示性”作用，尤其是名牌汽车，往往演变为车主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这种带有“钻石性”特点的物品消费现象，随着经济的发展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并逐步影响我国休闲市场消费走势。伴随着家庭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品牌消费的时代已经悄然而至，因此，对品牌消费的认同和追求，也已成为人们休闲消费的一个重要特征。进入新世纪后，“白领”一族曾经因其收入颇丰，而成为品牌消费的代名词，除了舒适的住房，带薪休假、旅游观光、音响汽车、衣着打扮、美容化妆、娱乐健身等生活方式，在众人的眼中，简直演变成了被品牌商品堆积起来的生活模式。在青年白领中还有这样一批人，相对于他们的收入来说，他们用于购买高档商品的消费支出常常高达80%左右。即使按照我们的生活标准，这些白领青年族并不算得上富有，相比于他们的消费欲望和消费方式讲，他们口袋里的钱显然是少了点，但是他们为了维护崇尚品牌、格调、个性的群体形象，有时仅仅是为了显示不同品牌之间的一种差异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构成了“都市新贫族”的群体。他们热爱消费，他们崇尚消费，为了满足高档消费，抑或是奢侈消费，他们不惜办理消费贷款，目的是获得难以用语言进行表述的由消费过程带来的快乐感受。这种对尚处在把消费作为维持生存必要手段这一阶段的大多数人来讲，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白领中的这一群体，他们的消费方式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试图向社会大众解释这就是现代社会品牌消费的真正魅力。“买品牌有虚荣心的成分，但谁没有虚荣心呢?我通过合法的方式自己挣钱满足我的虚荣心，这对别人没有什么危害吧?更何况人活着除了吃饱穿暖，本来就有精神享受，你说一条丝巾不值1 000元，可我喜欢，喜欢这东西能用钱买吗?我的钱也不是白来的，买那么贵的东西一是为了那些东西确实好，名牌的品质与设计真的很出色，否则不可能令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都被骗，再就是我穿上名牌能带来自信，有满足感。这说明我生活能力强，能拥有很多人不能拥有的东西。用钱换来的自信对于我很重要，人若没有自信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段自白，从一个侧面让我们探测到白领人士崇尚品牌消费背后所隐藏着的许多深层次文化因素。

伴随品牌消费主义的盛行，近来一个新名词“新男性”颇受社会各方面关注。这里的“新男性”不再是社会某一阶层群体的专利，而是指对社会角色的认同。零点调查与前进策略的一项10个中国大都市居民的调查结果揭示，每5个城市成年男性中，会有一个人自认是“新男性”。而同时，接受调查的女性中，也有将近1/5的女性认为自己的先生或是男友是“新男性”。这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目前休闲消费市场中的一种基本倾向。这是因为新男性具有很强的品牌化消费特点。虽然，调查显示所谓的“新男性”，在一般女性看来，能够当作自己可信赖的伙伴、理想的家庭成员;在一般男性眼中，被视作生活的楷模、成功的标志;在整个社会看来，就是社会高消费的象征，品牌的义务代言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这种浸染了太多物质象征性的休闲生活方式，在消费者年龄分布阶段上出现了重心下移的趋势。有调查表明，当前36.2%的青少年非常赞同“别人有的名牌货，我都希望拥有”的说法，有80.7%的青少年赞同“名牌就是质量好、耐穿，同时也有面子”的说法⁽²²⁾。在休闲消费中，形成人们青睐品牌商品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理解。其一，认知价值的变化。许多具有相当购买能力的高收入人士或白领人士，虽然进行休闲消费需求的欲望不断增加，但他们向社会炫耀的不再是过去那种出手阔绰和一味地大肆购物的外在形象，而是追求体现个人更为精致的个性魅力和典雅的文化品位特征。因此炫耀自身形象舞台的核心内容就成为展示自身高贵的气质，通过品牌服饰和其他用品的包装，确立自己既是事业的成功者形象，又懂得如何更好地把握生活的现代人风范。其二，现代市场营销手段的影响。现代商业广告制造品牌商品的强大冲击力和感染力，更容易刺激人们进行高档休闲消费的欲望，虽然从横向比较看，目前我国消费者对品牌的敏感度还远远低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人们，但是我国刚刚富裕起来的人们在内心充满着对品牌象征性的渴望，无疑起到了一种加速认知品牌商品消费诱惑的演变过程。其三，转型时期消费结构的重建。在小康阶段或处于由小康向中等发达阶段转变的时期，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可以关注起自身和家庭的物质生活的质量，品牌商品的消费往往能够满足相当多的人某些强烈的心理需要，如引人注目、自我满足等，从而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其四，就是品牌产品令人信服的使用价值。由于品牌通常意味着质量和实用，也就在市场的默认中间异化成为一定的社会阶层的物质生活的象征。

(3)时尚型消费特点。各个时代都有与自身社会特征相符的时尚型消费现象。而当代风行的时尚型休闲消费方式，是在工业化向和后工业化社会阶段转轨的过程中显现和疯狂起来的，它的主要特征就是群体的狂热消费和复制性消费。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卡拉OK、迪斯科舞厅，到辊轴溜冰;从保龄球、桑拿浴，到喝早茶;从洗头、洗脚，到洗肠子;从纹眉、隆胸，到拍写真集;从酒吧、网吧，到玩具吧，一波又一波的休闲时尚消费热点，将无以计数的人们卷进了时尚消费的狂潮中去。时尚型消费往往以群体声势浩大的狂热性消费行为呈现在社会面前，虽然缺乏个体的鲜明特色，但是却能滋生一种与时俱进的满足感，因而具有极大的市场诱惑力。作为一种一窝蜂式的休闲消费形式，时尚型消费在青年人中间颇为盛行。诞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群体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中的许多人身处所谓的白领阶层，其经济收入比起他们的父辈们要多出几倍甚至十几倍。他们所受的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消费情绪易受感染，消费欲望逐日高涨，个人或家庭的生活压力普遍较低，因此往往成为时尚型休闲消费的弄潮儿。曾几何时，手机作为一种通信工具俨然是大款、老板的社会身份的代名词，也是一种生活奢侈品。如今，在一夜之间，手机却又突然变为20来岁青年男女的时髦玩物，成为年轻时尚的标志。例如苹果公司的Iphone自问世以来，就一直广受追捧，它时尚个性的外观与高档化、休闲化的时装相配套，彰显了年轻人的先锋气质，成为当今休闲消费的一道风景。

2.活动象征性

(1)贵族性特征。休闲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消费现象，是以一定数量的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为前提的。近代工业革命尽管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就社会整体而言，能够参与休闲活动的人毕竟是少数，这是因为休闲活动需要占用一定的休闲时间和支付一笔数目不小的费用，所以对那个时代普通的人们来讲，还是难以承受，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休闲娱乐动必然是社会上流人士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奢侈品。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当时光顾海滨旅游的，仅限于那些有钱阶级。”⁽²³⁾无论是打高尔夫球、赛马、看歌剧、跳华尔兹，或是外出滑雪、度假，所有这些休闲娱乐活动都聚焦成一个十分明显的社会倾向，那就是休闲活动所具有的十分抢眼的贵族性特征。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休闲娱乐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欧美大陆各国皇室成员、上层贵族、新兴资产阶级、暴发户等少数特权阶层进行消费的专利产品，并且这种休闲活动常常脱离活动的本身，蜕变为活动参与者在公共场合炫耀他们高贵社会地位及经济财富标志的手段。法国学者罗贝尔·郎加尔在《国际旅游》一书中就尖锐指出，“在1936年以前的漫漫岁月里，以休闲消遣、丰富阅历或疗养为目的的而去旅游的可能性，总是由特权阶层所享有。”⁽²⁴⁾改革开放以后，迅速走上富裕道路的中国人实际上也在不断感受这种活动象征性带来的变化。20世纪90年度初，日本人发明的卡拉OK开始登陆中国市场，1991年7月，广州冒出了第一家夜总会“金嗓子”，几十元一首歌吓退了多少想跃跃欲试的普通人，那时在高档歌舞厅和酒楼能够伴着卡拉OK潇洒地引吭高歌的人绝对是拥有大款标志的象征。接着保龄球又滚起来，然而，每一局50元乃至100元的价格，不是一般工薪消费者所能承受得起的。在一段不太长的时期里，卡拉OK厅和保龄球馆自然也就演变成为有钱人进行贵族化享受的休闲场所了。而后，开始时兴桑拿浴，每一次浴资高达数百元，约占当时一般职工收入的二分之一，甚至更高。如今，从事出国度假旅游活动、打高尔夫球、玩游艇、买古董又都纷纷兴起，休闲娱乐活动频吹贵族消费之风，乃是社会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社会现象。在现实的社会里，只要有收入差距的存在，贵族化消费方式就一定会存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2001年，名列世界三大男高音之首，号称国际高音C之王的帕瓦洛蒂来上海举办独唱音乐会，这对国内歌剧爱好者来说自然是个难得的幸事。但是对于6 000元一张音乐会最高价位的门票，寻常之辈，包括许多歌剧爱好者必然是不敢问津了。而帕瓦洛蒂在国外举行类似的音乐会的票价只是100美元。关于那一场音乐会，有文章作了如下的评述:“场内名流荟萃，却很少见到真正的音乐爱好者，就像老帕(音乐圈内的专业人士和爱好者对帕瓦洛蒂的昵称，作者注)的歌声有些变味一样，这场音乐会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本来的意义，变成了追逐时髦、体现身份的社交聚会。”⁽²⁵⁾对日益开放的中国来讲，对许多音乐爱好者而言，能够在音乐会现场亲自听到世界级顶尖男高音大师的演唱，也许此生就这么一次机会，但是高昂的票价，确实令人感到囊中羞涩，不得不为之却步。

(2)奢侈性特征。追求豪华的场面和奢侈的消费派头，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成为当时一种畸形的社会风气。为了争夺休闲娱乐市场的客源，各种接待设施纷纷以高档和豪华标榜。那个时期被认为是自近代旅游业出现以后发展豪华旅馆的第一个鼎盛时期。而这种“豪华旅馆就是专门为寻欢作乐和讲究排场的少数富有家庭提供餐饮”⁽²⁶⁾。那时，乘坐豪华列车和豪华游船进行旅游活动非常盛行。其中最吸引人的豪华专利是“东方快车”，在它长达80年的运行时间里，成为欧洲各国上层社会人士外出旅行和进行社教活动的重要食宿工具和生活场所。火车上接待设施豪华，并配备专门的服务人员，被人们誉为欧洲大陆标准的“火车旅馆”。即便是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热衷于进行豪华旅游的奢侈程度也绝不逊色于欧洲，“在那个繁荣昌盛的年代，美国铁路行业为游客提供了奢华的享受，这种奢侈程度可以与拿破仑三世或是维多利亚女皇的专车相比。”⁽²⁷⁾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曾经指责当时的社会过分重视休闲的奢侈性特性，他认为19世纪的有产者采用各种手段试图在休闲活动中，寻求自身的社会知名度，如奢侈的花费、无谓的摆阔，各种过度的张扬，其实质无非是为了在社会公众中突出有产者社会地位的奢侈性象征。在过去时代这种通过穷尽奢侈之风进行包装和显示所谓身价的休闲活动，并未随着社会文明的脚步而黯然退出今天的历史舞台，有时甚至变本加厉，比前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值得重视的是，这种浸染奢侈之风的消费现象，近年来在我国的休闲消费市场中间，也开始逐步兴盛起来。譬如，原来极为简单的一碗面，加上一些所谓的山珍海味的辅料，竟然摇身一变成为珍贵的饮食极品，售价可高达几百，乃至上千元。月饼本是象征团圆的普通食品，但是在商家精美的包装下，月饼的价格也越来越高，2004年中秋节甚至出现了31万元一盒的天价月饼。尽管之后国家有关部门明确勒令天价月饼“瘦身”，但是在2010年的端午节，市场上又一次出现“天价粽子”，一盒粽子售价高达五六百元甚至上千元，每只粽子卖到几十元，普通百姓直呼“伤不起”。此类“天价”商品的屡禁不止，说明了一个现象，月饼或粽子的含义在当代人的眼里已经开始异化，它已经不是过去纯粹意义上的食品了，也缺乏了其相应的文化内涵，人们甚至开始关注起它所具有的附加值。因为面对极品月饼或粽子，如果仅仅是为了品尝，根本无需如此破费;如果只是为了馈赠亲友，也只需略加点缀而已。那么只剩下一个答案，那就是为了炫耀奢侈。月饼或粽子该卖多少价格，固然由市场来决定，我们无非从天价月饼、天价粽子的这一价格演变的市场现象中，感受到了奢侈消费之风依旧在劲吹，并在人们的脑海深处仍然固若磐石。

(3)社会属性的特征。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般认为世界开始迈向所谓的大众休闲时代，人们也不像工业革命中晚期那样以奢侈性和贵族性来体现休闲活动的阶级差异性，但是休闲活动的象征性特征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仍然以一定的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如果说，在19世纪，或者说在20世纪中叶以前，社会职业尚能够成为社会阶级划分标志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中晚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环境趋于人文化和生态化，劳动形式加速了机械化、标准化和统一化的趋势，导致传统的社会等级划分日渐淡化，过去时代形成的所谓“蓝领”和“白领”之间的巨大差异在社会经济的演进中也趋于缩小，在这种情景下，通过休闲活动体现社会区别的功能得到强化，而且，这种需要与日俱增。由于社会职业越来越难以证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因此，休闲活动也就越来越成为人们用作衡量个人社会地位的识别标志。

3.精神满足性

(1)“休闲与工作同样重要”。休闲活动的精神象征性表现为人们通过相应的休闲活动而获得精神上的最大满足，它是当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今天，劳动不再具有唯一重要的意义，人们同样高度关注精神生活的满足，并常常通过休闲活动来获得自我肯定和精神需求的满足，以及用来获得有助于适应社会快速变化的诸多技能的学习。换句话说，人们休闲消费往往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某种精神欲望，美国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欧洲在七八十年代先后都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譬如为了观赏典型美国文化的结晶──迪斯尼乐园，或为了一睹中国万里长城的风采，乃至为了感受亚马逊河流域原始部落的生活真情，人们常常不顾路途的千里万里之遥，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前往这些旅游目的地游览观光。要问这是为什么?答案似乎极为简单，那就是人们希望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要不就是圆一个不知何时产生的梦想。旅游业是全球当今最大的产业之一，也是人们进行精神性消费的最大产业。旅游消费与一般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不同的是，一般的日用商品消费人们获得的通常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人们花费成千上万元外出进行旅游活动，最终获得的是一定的精神满足，一种情感体验经历的积累。在20世纪中叶以后，与人们精神生活相关的休闲娱乐、旅游度假、文化演出等产业获得迅猛发展，就与人们日益高涨的精神需求有关。这种显性的精神消费特征在21世纪将会逐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2)劳动休闲化。在后现代社会，不仅是休闲消费的精神性消费需求得到大幅度提升，劳动本身也出现休闲化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²⁸⁾:一是劳动方式的变化。工业时代的劳动是人围着机器转，后现代社会则是机器围着人转，机器为人服务，甚至直接替代人工作。原来意义上一群工人按“共同的日常作息制度”进行劳动的方式，在不久的将来也被能更加灵活自主选择劳动时间的劳动方式所取代，在发达国家这种新型的劳动方式已经出现端倪。二是劳动场所拓宽。农耕渔猎社会的劳动场所主要是山野田间，工业化社会的劳动场所是主要集中在工厂、矿山，而后工业化社会人们则可以在家里上班和办公。据美国《纽约时报》1994年9月29日报道，1988年时，美国只有2 490万人至少有部分时间在家办公，到1994年则达4 320万人，约占美国劳动力总数的1/3，今后，在家办公的人数将以15%的比例递增。另据美国的人力资源专业协会调查表明，2010年全美在家办公的人数将达到1亿。即使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大城市里在家办公的自由职业者也已经是成千上万了。三是劳动内容和对象发生变化。农耕渔牧社会人们主要是侍弄土地，放牧牲畜，生产一定数量生活所必需的温饱用品。工业社会人们主要是操纵机器，生产满足人们更高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各种商品。在后工业化社会，人们则主要从事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像阅读报纸、杂志、书籍、上网浏览有关信息等，以前属于休闲活动的内涵，而此时却属于劳动范畴。显然，劳动休闲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劳动形式的变化，更主要的是劳动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精神文化内涵逐步构成了人们工作和劳动的主要成分。所有这些变化使劳动和休闲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愈加融合，劳动生活日趋休闲化，劳动的精神含量充分递增。以至于英国雷丁大学控制论专家凯文·沃里克教授认为，未来可能出现分化的社会，到2050年，将会出现少数勤奋工作的富人和绝大多数无所事事的穷人。⁽²⁹⁾

(3)“休闲偶像”在升起。精神满足性还催生了一个奇特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形成了庞大的追星族群体。以前人们崇拜的是在生产领域取得成功的人，如实业家、发明家等;而现在的追星族更崇拜在休闲、消费、娱乐领域获得成功的人，如歌星、球星、影视明星、棋类大师等，都可成为“休闲偶像”。追星族群体的主体是青年群体，尤其包括众多的青少年学生。他们为自己的偶像而发狂，而消费，也会为其而哀伤。当代青少年在偶像崇拜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甚至有些青少年为了购买与偶像有关的各种商品而缩衣节食，浙江省一次关于青少年偶像崇拜的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把零花钱的60%都花在偶像崇拜上，如观看昂贵的的演唱会、购买限量版的唱片或其他商品。一位中学生更是直言不讳偶像对其购买行为的影响:“如果是我的偶像代言的商品，当然我首先会关注。我买过詹姆斯的一个护腕，128块钱。我觉得它很珍贵，都放在家里。”⁽³⁰⁾名人效应所产生的社会消费热点是当代休闲消费活动中非常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因为大众的精神消费包含着巨大的经济消费价值。当然，追星族如果对自己所崇拜的精神偶像迷恋程度把握不当，则会生成许多令人扼腕叹惜，甚至遭到社会唾弃的社会悲剧来。如香港艺人张国荣的身亡就导致多名歌迷为此殉情。因此，对于休闲活动的精神象征性，需要进行理性的认知，既要承认它对人们心理平稳、情绪感受、精神状态等产生重要影响，也要看到其所包含的消极影响和潜在杀伤力，可能对社会、对家庭，以及个体带来的巨大伤害和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