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技术创新水平较低

我国农业已经开始进入由生产主导型传统农业向技术主导型现代农业转变的新阶段，因此对于农业科技的支撑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单纯的依靠加大生产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只有不断提升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才是促进未来我国农业发展，增强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优势的根本途径。近年来，在农业劳动力和耕地日益减少情况下，作为农业技术创新战略规划的“丰收计划”、“星火计划”、“燎原计划”、“节水行动”的实施, 已经逐步地提高了农业技术进步因素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 也显示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强大作用。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国的农业发展和竞争优势的提高必须紧紧依靠农业科技进步，要充分发挥农业科技创新和扩散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一、中国农业技术创新总体水平很低

技术进步是一个动态过程，在每一个过程中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技术创新，包括产品的创新和产品制作方式的创新；第二个阶段是技术应用和普及。两个阶段是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技术创新是技术进步的源泉，而技术创新对于社会的影响则取决于新技术的普及和应用程度，如果弱化技术创新阶段，技术进步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如果弱化技术应用和普及阶段，技术进步就成为无水之源。因此，两者对于推动技术进步速度和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在这两方面的差距还很大。

1.中国农业技术研究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

首先，在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差距。技术进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农业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中国“八五”（1991－1995年）期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34%，其中种植业为34.8%，畜牧业为45.5%，渔业为43.6%，林业为31.4%。“十五”期间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超过50%，“十一五”（2005－2010年）期间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达到60%。从1985年到2010年，我国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大约提高了35个百分点，每年平均增长1.03%。虽然近些年来，我国的技术进步水平提升很快，但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的农业技术进步增长率还是远远滞后的。据测算，世界发达国家科学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份额已经从20世纪的20%上升到目前的60%-80%，其中，美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农业生产总值的81%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71%是靠农业科学技术的作用实现的，而同为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以色列的技术和科研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高达96%。从图5-1中可以看出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农业技术进步方面的差距。

图5-1　中国、德国、荷兰、美国农业技术进步增长率
资料来源：车维汉,杨荣，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基于国际比较的实证分析，《财经研究》，2010年3月。

其次，在农作物品种、栽培技术、防止作物减产科技方面都普遍和农业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我国拥有丰富的品种资源，但在种质资源研究利用的深度如抗性基因的发掘利用，边缘物种、野生物种优良特性的利用，利用生物技术保存种质资源和人工创造新种质等方面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此外，目前中国的耕作栽培技术体系仍停留在常规耕作技术与经验上，同国外开展的以计算机为主的规范化、定量化栽培比较，还有相当差距。而且根据专家估计，中国植病生物技术研究，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至少相差15年以上。在农产品产后运输、储藏、保鲜、加工设施和技术方面也有很大差距。

再次，我国畜牧业科技水平也相对落后。“十五”时期（2001－2005年）我国畜牧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22.78%，“十一五”时期有望达到53%以上。虽然近年增幅很快，但目前中国畜牧业科技水平也仅仅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总体上落后10到15年。而且，我国畜禽遗传育种和产品加工研究起步较晚，畜产品营养与卫生标准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2.中国农业技术推广与应用方面较为落后。

中国农业科技不但在研究水平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而且在技术推广应用方面存在更大的差距。中国农业科技成果普及率和转化率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农民培训、公共信息网络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推广机构不健全，推广项目不全面。目前我国农村乡一级单位具有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只占60%，还有40%的乡没有农技推广站。而且，农业技术推广“网破、线断、人散”的现象非常普遍。农技推广站和以推广农业技术为宗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中介公司中，以种植业为服务目的的占90%以上，以其他产业服务的仅占10%左右，这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农业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

我国还在要素转化和利用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现在，我国的饲养技术和饲料转化水平仍不高。加上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饲料消耗率仍然偏高。中国生猪、肉鸡、蛋鸡的料肉比分别为3.5:1、2.2:1、3.0:1，而发达国家分别为2.6:1、1.6:1、2.3:1。

3.中国农业集约化程度和单产水平较低。

中国灌溉水的利用率和化肥当季利用率均低于40%，主要农畜产品的单产水平和农业生产率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农业国家。根据FAO的统计，中国的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平均单产水平仅为高产国家的77%、84%、49%和62%。即便是在最近的几年，中国农业集约程度与单产水平同许多国家相比，依然相去甚远。

表5-1　2007年各国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 单位：千克/公顷

资料来源： FAO数据库。

4.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

此外，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部分发达国家相比也处于较低水平。据世界银行统计，2007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增加值年均为458美元，是丹麦和荷兰的0.7%，澳大利亚的0.9%，日本的10.1%，新西兰的11.1%。

二、 科研体制不合理，影响了农业技术创新供给

农业科研体制即农业科研体系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中国的农业科研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农业科研体制的弊端日益凸显出来。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科研体制的改革逐渐展开，改革的重点是放活科研机构、放活科研人员、加强农业技术开发和培育农业技术市场等方面，试图通过农业科研成果的商品化来解决传统农业科研体制的转轨问题。实践证明，这种改革虽然在短期内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农业科研体制的弊端，计划经济时期条块分割的行政封闭体制依然存在。加上这些改革措施打乱了原有的科研运行秩序，而与此相配套的新秩序又未能建立起来，更使得农业科研系统中问题重重，直接影响了农业科研效率和农业技术创新成果的社会供给。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农业科技力量薄弱。

2005年，每百万农业人口中拥有的科研人数：我国为83人，发展中国家平均为85人，发达国家平均为2548人，世界平均水平为l45人；每万名农民中拥有农业科技推广人员：我国1人，日本为5人，美国为7.2人，德国为l3.5人。

2.以公共部门为主的研究体系导致效率降低。

相比于美国的以大学（农学院） 为中心的学院主导的农业科研及推广体系，日本的以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的农业科研与推广体系，法国的以企业为主导的农业科研体制，我国的以公共部门为主的研究体系效率明显落后。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的科研机构，包括农业和非农业，均属于政府的公共研究机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按行政区设置的农业科研机构与农业地域性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研究效率。

3.高度分散的研究体系导致课题研究分散、重复。

中国的农业科研体系是世界上最分散化的农业科研体系之一。由于没有设立国家农业科研中心机构对农业科研项目的申报和立项进行统一的分配，形成了长期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多头管理、研究课题分散、重复、突破性成果少的现象。经费的分配现状也不尽合理，农业部门所属的农业科研体系中，国家级研究机构的经费仅占中国农业科研总经费的12%，省和地区研究机构的经费分别占51%和 34%，农业科研机构及其运行机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三、农业科研投入不足、投入结构不尽合理

农业科研投入是指科研人员、科研经费及二者之配置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农业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比较分析表明，中国的农业科研投入水平整体偏低。无论是科研经费的投入强度、科研人员与科研经费的配合比率，还是科研人员的素质和创新能力均与世界先进平均水平相距甚远。

1.从农业科研经费投入方面分析。

国外研究表明，科技储备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粮食生产可增加0.4到0.5个百分点，经济作物产量可增加24%。长期以来，中国的农业科研投入在来源和规模上一直处于一种饥渴和不足的状态。目前我国农业科研投入仅占农业总产值的0.4%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左右），甚至还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0.8%)，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37%)差距就更大。显然，中国农业科研投入过低，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是不相符的。农业科研投入的严重不足，不仅影响农业科技储备和未来农业的生产力，而且直接导致了目前大量农业科研成果滞留在农业科研与推广部门，不能及时推广运用成现实的农业生产力。

2.投资结构不合理。

农业研究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相互衔接、不可偏废的。三个阶段的投资必须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科研资源的潜能，使研究成果顺利转化为生产力。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三者的比例为1:0.67:0.83时，能取得较好的科研收益。而中国农业基础研究投资在科研总投资中的比重最高为4.5%，最低为0.9%。由于基础研究所占比重过低，致使基础研究储备不足，直接导致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缺乏后劲。目前中国农业研究成果仍有很大部分在低水平重复，这与农业科研投资中基础研究比重过低不无关系。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农业技术创新水平偏低已成为制约中国农业比较优势提升的重要因素，而开发、引进、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是加快科技向现实农业生产力转化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