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滨海农业区的农业生产

（一）开垦草荡

附属于盐场的草荡地逐渐被开垦为农田，是盐业向农业转型的重要表现，同时也是滨海人群面对生存资源的变动所做出的反应。史籍中有关荡地开垦的记录不在少数，以下仅稍加列举。

据元至顺二年分司松江盐场的官员在视察下砂盐场时所看到的情形，有大户“妄以沿海涂荡之余利献于官者”，而当地官员则允许荡地“由亭户稍耕种之，遂收其税”^[124] 。官方虽有条例对荡地的专属性进行保护，但开垦荡地从事种植的却大有人在，可见盐场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已基本具备。

明中期后，松江地区滨海草荡地已得到普遍开垦，政府对沿海农地的税收做了明确规定。例如弘治八年加耗米的征收条例规定：“华亭县东乡每亩加耗斗一升，中乡斗三升，西乡斗五升；东乡又分沿海不沿海，沿海亩加一斗，不沿海加斗一升。”^[125]东部沿海虽因沙地瘠薄、开垦未久而粮赋较轻，但业已被纳入国家农业赋税系统，可以推知滨海农业的发展已步入常态。

明正德六年，有地方官为滨海农田赋重鸣不平，曰：“田上加耗虽分三等，东乡终是不平，何也？西乡虽是粮重，每亩岁收或三石余者有之，中乡虽是粮轻，每亩岁收或一石五十，不足者有之。若滨海下田，不过可种棉花五六十斤，绿豆五六斗……”^[126]从其言辞可推知滨海农业种植结构已基本固定，以棉花和杂粮为主，而稻作不兴。另可见政府有加重滨海农业赋税的意向，这从侧面说明滨海农业产量虽不能与开发程度高的西、中乡相比，但已经有所提升。

据崇祯《松江府志》“盐法”卷的追述，自万历之后，滨海盐场之草荡“地利渐辟，户丁日孳，荡临河垦为田，佃米或至石，而自艺者倍焉”，更有盐场总催把持草荡地，并“租给贫民耕种，收取地租”，渐渐连煮盐必需的薪柴都得不到保障^[127]。从中可见滨海地区由于农业种植普遍铺开，户口逐渐增加（包括内地迁来的新移民），服务于农业的河流体系得以构建，转而又促进了土地开垦的扩大和产量的提高。土地集中制和地主阶层已形成，更说明滨海农业区的社会经济结构愈益向内地看齐。

从这些资料可大致理出一条明清时期松江滨海地区农业兴起而盐业衰微的路径，草荡开垦从某种程度上也是滨海人群的生计对当时生态环境变化的一种响应。由于海水变淡，缺乏合格的卤水，盐丁难以依靠煮盐维持生计，自然转而寻求新的活路，因此他们近便地选择了有农业种植潜力的草荡地；再者，海水变淡也使农业灌溉不再困难，促使盐碱土更快脱盐；当然，在地狭人稠的明清江南地区，滨海农业条件的好转和大片可开拓的农业用地对内地人群也有相当的吸引力，新移民源源不断地加入滨海农民的队伍。

（二）土壤脱盐

种植滨海涂田必须先经过土壤脱盐的过程，元明之后长江口淡水区的稳定存在无疑促进了浦东滨海土壤改良的进程。元代《王祯农书》提到的滨海涂田脱盐办法带有普遍性：“初种水秕，赤卤既尽，可为稼田，所谓‘瀉赤卤兮生稻粱’。沿边海岸筑壁，或树立桩橛，以抵潮泛。田边开沟，以注雨潦，旱则灌溉，谓之‘甜水沟’。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倍，民多以为永业。”可见最初改良滩涂的措施有三个步骤：一是筑海塘抵潮，即把水乡平原营造围田的原理用于开发海涂，围堤的修筑可使农田不受咸潮侵害；二是种植一些有助于土壤脱盐的农作物，例如适应咸壤能力较强的水秕（子实不饱满的稻谷），通过生物降解的作用淡化土壤；三是开沟蓄水，在涂田四周开沟渠以蓄积雨水，用于灌溉和洗盐。比之王祯所提到用蓄积天然雨水的办法来冲洗盐碱地，浦东滨海更具有距离长江口淡水区较近的优势，人们可利用含盐量较小的潮水来改造土壤。

《分建南汇县志》记：“沿海皆有塘，以捍海水。然夏秋风起，海潮从外护塘港穿水窦，遍达诸港。俄顷，水涨以尺许，其水从东北风至者则淡，可资以溉田。从东南风至者则咸，入田禾稻皆枯。”^[128]南汇距离长江口淡水区较远，海水盐度较高，一般潮水不适合用来灌溉农田，所以海塘内外形成两种水系：塘内河流与黄浦江沟通，潮汐来自长江口淡水，而塘外河流则属于通海的短小潮沟，主要为煮盐业提供原料，故海塘外的农业种植向来艰难。但从上引资料来看，随着淡水区的南移，情况有所好转，只要看准风向，塘外之地甚至部分塘内地区借助海潮灌溉依然是可行的。

传统时期的南汇农民对周边环境的自然特性了如指掌，运用起来也驾轻就熟，南汇滨海位于长江口淡水区以南，随东北风而南来的淡水可用之以灌田，在当地可以说是基本的生产常识。淡潮可谓自然赐予的农业资源，用潮水灌田的效率无疑大大超过靠降雨蓄积起来的雨水，因此明清以来浦东滨海快速转型为农业区并得到稳定发展。

（三）作物适应

宋元时期上海地区滨海一带以产盐为主业，水土咸卤不宜种植，但仍有一部分拥有宽裕草荡的人通过蓄积雨水脱盐的方式开垦草荡地，种植粮食的风气悄然兴起，关于此点前文已有论及。至于早期滨海人种植何种粮食作物，并无恰好针对滨海之区的确切资料，先根据一些晚近史料并辅之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做些许推测。

在棉花传入江南之前，高乡水利尚未崩坏，与低乡的塘浦泾浜系统为一体，具有植稻的良好条件^[129]。吴塘属于高乡河道，主流在嘉定，宋游君传诗《吴塘晚泊》曰：“稻随秋雨熟，水带晚潮浑”^[130]；元代流寓江南的陈达观夜泊嘉定练祁水，作诗曰：“黄芦叶响双溪雨，白稻花香两岸田”，均可见当时高乡的稻作景观是比较突出的^[131]。直至明初，嘉定县境内“塘浦、泾港大小三千余条，水道流通，犹可车戽，民间种稻者十分而九”。故嘉定以种棉花为主实际始自明季以后，随着低乡塘浦系统的紊乱，高乡变得“江湖壅塞，清水不下，沙土日积，既不宜于禾稻，姑取办于木棉” ^[132]。明初以前嘉定滨海之区南北延续八十里，滨海种植结构受内地影响，种稻是合理的解释。

明代松江滨海的种植结构变化是明显的。明清时期的松江县，东南一带跨冈身，自冈身以至沿海，逐渐转向植棉为主，光绪《华亭县志》记：“邑境向惟浦北朱家行、浦南沿海等处，田高土燥，多种木棉，其余各乡，只于沟塍隙地种之。今六磊塘北种花，已十之三，再东北，十之七矣。大洋泾南种花，亦十之三，再东南，十之六矣。”^[133]嘉定、上海的棉花产量均已成为农业大宗。

但人们并未放种植稻米，而是“半栽禾稻半棉花”^[134]，只是不断根据自然条件的变化选择适合滨海含盐土壤种植的水稻品种。崇祯《松江府志》“方物志”载有一种与滨海水土条件十分相宜的稻米品种：“松江赤，其粒尖，色红而性硬，四月种，七月熟，即金城稻也。是惟高仰之所种，其性不畏卤，可当咸潮，近海口之田不得不种之。”^[135] 又光绪《金山县志》卷十七“志余”载：“金城稻，俗名金裹黄，又名松江赤，粒尖，色红，性硬，南乡近海多艺此种，以其不畏卤，可当咸潮。”^[136]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记曰：“沙田咸卤之地，多种赤黏，粒大而色红黑，味不大美，亦名大黏。”^[137] 这些水稻品种并不一定为同一品种，但均具耐旱耐盐碱的特性。

占城稻这种外观呈赤红色的早熟稻种非常适合在滨海咸卤土壤种植，但因其口味不佳，亦属近海之人不得已的选择。现代植物种质资源调查表明，现在世界上还存有3种野生稻，米粒大多为红色，占城稻作为一种适于瘠薄缺水土地种植的红米品种，确含有类似野生稻对生境适应性较强的特征。赤米品质低劣，被认为适合下层百姓食用，古代文献在记载一些人生活简朴时，常常会提到赤米。南宋诗人陆游就写了许多和赤米有关的诗歌，以表达淡泊仕途、安贫乐道的心情，如“赤米老能饱，浊醪贫可赊”、“何时同载过老子，共饭赤米羹青蔬”等。新垦殖的滨海农田种植条件低下，缺乏淡水，种植这种赤米聊以果腹亦属智慧的选择。

占城稻从福建沿海引进内地的时间在北宋，《宋史· 食货志》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五月戊辰，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之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138]可见占城稻在引进时就具有很明确的目的性，系针对高仰之地和灌溉不便的旱田，其主要推广地区在江浙，而松江地区自嘉定以东区域地势较高，有大面积旱田分布，十分适合占城稻的种植。元代嘉定县粮赋有粳粮、赤粮、糯粮之分，赤粮之名应与食味较差的红籼米有关^[139]。松江人姜皋著《浦泖农咨》对“赤米”之名如此解释：“古称吴粳，盖谓米之最上者，故今例江南漕粮惟遇岁荒歉，始准红白兼收，籼粳并纳，否则不得掺用红籼也。籼者，宜于高亢之地，米色先多红者，吾乡故谓籼曰赤。乡亦有种之者，然收虽早，而获米不丰，性虽坚而作饭不粹。”^[140]嘉靖《嘉定县志》“物产”篇亦有“赤稻，粒小而锐，性硬，海乡多植之”^[141]之语。

故据相关史料综合推断，宋元时期占城稻应当已在松江沿海高乡平原得到广泛种植，明清时期嘉定外冈、安亭、望仙桥和宝山的月浦、罗店等乡镇志在叙述本地物产时，均将各色赤米品种置于重要地位。只是此时距占城稻最初引进的时间已过数百年，最初的品种又因地制宜繁育出众多支种，名称也已本土化，不过从志书记述仍清晰可见，红米乃适合沿海高乡水土条件的主要稻米品种。例如清光绪十四年编《月浦志》“物产”卷如是记载：“稻米品种，有雀不知，诸稻未熟，此先登场，故名。种宜沙土，沿海多种之。红莲香，红芒，米赤色，宜于高乡。杜罗秈，种宜沙地。旱稻，秔者白色，糯者紫黑色，北方高仰处多有之。”^[142]《钱门塘乡志》记曰：“（本乡）种稻者十居七八。其秔者，曰乌稻，芒长寸许，谷半黑半白，米微黑；曰雁来红，芒红米白；曰红莲，味香，芒红米赤；曰细子秈，宜种沙地……”^[143]崇祯《松江府志》将本地赤稻统一冠以“松江赤”之名，这种具有概括性的本土化名称也只有在经历较长的种植历史之后方得形成。

从地理环境变迁的角度来看，上述嘉定各乡和宝山各乡都经历过从滨海而内陆化的过程，种植赤稻的历史也比较长，而川沙、南汇一带成陆较晚的地区，在宋元之后滨海滩涂逐渐得到垦殖的过程中，各种耐旱、耐盐碱的赤稻势必也为滨海人群的生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光绪《金山县志》强调金城稻在近海有多种分化的品种，即为证据。因此，宋元时期滨海农垦种植的兴起与这种赤米稻种有密切的关联。

然而，由于棉花耐旱宜沙土的特性，引进江南后很快成为滨海种植的主要作物。从明清时期苏松地区各地方志的记载看，嘉定县、松江县、上海县以东的滨海地带（清中期后设置宝山县、南汇县、川沙县）已形成棉花、杂粮和水稻并行的种植结构，而且棉花日益成为最重要的作物。明代学者归有光系昆山人，后徙居嘉定安亭，其《论三区田赋役水利书》云：“连亘嘉定迤东沿海之地，号为冈身，田土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土人争事纺织。”^[144]清代名士钱大昕为嘉定人，其作《竹枝词》云：“横塘纵浦水萦洄，吉贝花铃两岸开。朵朵提囊看似兰，急携花簏捉花来。”^[145]清代宝山月浦人陈钧作《月溪櫂歌·仿张宫詹体十首》：“曲曲银钩月浦塘，何如马路簇红樯。千家村里人喧闹，八月棉花满客航。”^[146]总之，明清有关滨海之区棉花种植为农业大宗的类似记载比比皆是，因棉花具有适合沙土、耐旱、耐咸的特性，所以正适合土壤瘠薄、淡水灌溉不便的滨海之区。

政府针对江南瘠薄之区所做出的田赋制度的变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棉花种植的发展。嘉定由于水土贫瘠，水稻产量和成色不足以供赋，至明中叶农民贫困撂荒田地的现象十分严重，于是出现了数次田赋制度的改革。正统中，苏州巡抚周文襄公忱以七、八两都地产红米不堪起运军粮，建军储仓于吴淞所城，即以两都秋粮派作军饷，令民自运赴仓，不入概县实征之数。棉布折色则始于正统间。周文襄公忱见嘉定地宜木棉，民业纺织，奏派官布二十万匹，每匹准正米一石，民受其利^[147]。这对滨海植棉是一个推动，滨海之地在开垦之初，可能是赋税管理的空白区，但开垦成熟后，即纳入起科范围。

（四）改造海滩

改造海滩的过程，第一步是种植芦苇促淤，减少潮汐的冲击力。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海塘，倡导海塘以外种植芦苇。成化间水利官吴韶云：“塘外平沙极目，植之以苇，令墩塘戍者各以其地方守之，岁收与以五分之一，则苇易茂而潮汐之势减矣。芦苇既茂，则潮汐涌沙，经此必积，其海洲渐广远。”^[148]盐场的荡地与晒卤的灰场是分开的，灰场必为傍海近潮之处的开阔坦地，削去草根后光平如镜，引潮水入内曝晒以获取卤水，而荡地分课荡和税荡两种，课荡为煎盐办课之荡，与盐场相连。明中期以前，华亭滨海灶户人给柴荡两亩半，有丁银而无赋税，其后海滩渐广，灶户上者占田数千亩，下者无立锥，至康熙中，始计田起科。税荡则远离盐场，没有潮沟通入，潮水不上，无由煎晒，故只种花豆，征税而不征丁，开垦之风尤盛^[149]。

水淡只是相对的，海滩地灌溉的水还是偏咸，海滩开垦先种棉花和杂粮对改良土壤大有好处，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半世纪前城市化开始的时候。李学昌在2001年曾在南汇滨海的自然村做过传统乡村社会变迁的调查。庙港村在七八十年前，该村还是柴荡滩涂，后经围垦成陆。来此垦种的移民大都来自江苏南通、海门、启东及南汇县的内陆乡镇。刚围垦时全是盐碱地，农业以种植小麦、玉米、棉花、大豆为主，产量很低。村民认为，海滩刚刚开发时，只能种旱粮，不能种水稻，因为土地含盐太多。几年后土地盐分减少，就可以种水稻了。果园村比庙港村离海稍远，刚解放时，田里种棉花、小麦和油菜。移民刚来时感觉水很咸，吃不惯。因为是海滩，海水涨潮时，就把种的庄稼全部淹没了，所以收成很低。住的是草棚子，地种在哪儿草棚就搭在哪儿。当时没有开垦的地长满芦苇，刚来没有地的人靠拾柴为生，冬天在地里挖苇根，松土，好让地里长庄稼^[150]。古代海滩垦植的办法可能与此比较接近，要靠种植不同的作物来改善土壤环境，因为滨海地理环境的本质并未发生很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