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的市镇

市镇是比村聚高一级的聚落形态，其产生和发展对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要求比村庄更为复杂。咸丰《黄渡镇志》记：“聚落曰村，聚货曰集，村集之大者，今皆名镇。”^[69]又康熙《嘉定县志》云：“贸易之所曰市，山之至大者曰镇，镇，重也，压也。今居民之稠，关津之所，亦以镇名，即此义耳。”^[70]可见，贸易和货物流通对水道、陆路交通条件的要求更高，在江南水乡，河港通畅、宽深则成为市镇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支撑因素，水道淤塞就有可能使得一个繁荣的市镇走向衰落或者湮没，正如嘉庆《松江府志》所论：“各邑市镇商旅往来，舟楫所聚，多因水道变迁矣。”^[71]

如果不是其他方面的因素十分突出，太湖平原高乡的水环境并不利于大型市镇的形成。高乡河道蓄水量小，又受潮汐挟沙的影响，易于淤塞，必须常加疏浚，稍有松懈，便对农田水利和交通造成不利。严衍《巳午叹》 云“河渠若衣带，行潦相伯仲。一潮一汐间，沙积厚两篛。廿年不开浚，阔港儿能蹢”^[72]，说的就是高乡河道的生态脆弱性。就高乡河道的功能来讲，其应农田水利之需的迫切性要比通舟楫的交通需求更胜一筹。

江南大镇对河道的通船条件有较高的要求，高乡河道显然不能与低乡相比，但毕竟比镇低一级的集市是基层贸易和商业往来所必须的，所以基层的商业聚落——集市仍然在高乡各处发展起来，并有其独特的形成环境。

滨岛敦俊曾约略提出过高乡村落与市镇规模都相对于西乡较小的观点，惜没有从地理环境制约性的角度加以论述，且他亦未涉及滨海地区^[73]。王文楚关于上海地区市镇变迁过程的研究则表明，明清时期浦东的市镇相较于浦西来说数量稀少，其原因是浦东社会经济发展处于后进地位^[74]，而对自然环境的制约性和人地关系基础他并未有细致的论述。诚然，浦东聚落的发展进程整体上晚于冈身地带及其西部内陆地区，那么其市镇分布的时空特征及支撑环境究竟如何呢？

（一）滨海市镇的时空分布

图3- 6：今浦东地区元代以来所产生市镇聚落的空间叠加

图3-6显示了浦东聚落发展史上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市镇分布，包括各种规模的市集、村集、行村与镇市，甚至包括一条街的简陋小市，以规模较小的初级集市居多^[75]。市镇出现的时间整体上较晚，以清代居多，但基本都延续到了现代时期。

从自然村聚落与市镇数量的比例来看，并不比西乡低很多。标识在图上的浦东市镇数量为41个（截止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那么按浦东村落数量3500个计算，每个市镇的平均乡脚数量为85个，但这个统计时间已经晚近到20世纪90年代，浦东聚落已经过相对充分的发育过程，故而可与明清时期即已充分发育的西乡市镇进行一些对比。据樊树志研究，道光时太湖东南的震泽镇的乡脚包括86个村落^[76]，而震泽为当时闻名遐迩的大镇，其覆盖的乡脚数量却与浦东一般集市的数量基本等同，这只能说明浦东商品经济的水平较低，一个小型集市却要为八九十个村落服务，另一方面，浦东村庄的规模也相对较小。

从市镇分布的空间规律看，所有曾出现的市镇全部分布于钦公塘内，尤其是沿钦公塘一线，其成镇时间集中在清中期以后，甚至晚至民国，且规模上一般属于小集市类型。据《七团乡小志》记，缘钦塘相对最大的市镇是江家路，其成镇时间也不早于清道咸年间^[77]。而钦塘以东的新成陆区域，在传统时代一直未有值得记载的市镇形成。

钦公塘以外的土地开发应在明万历间钦公塘修筑之前已经开始，迄今400年间竟然未出现发育成熟的市镇型聚落（现代浦东开发后的城市化不在此论述范围内），足见市镇聚落形成所需的自然条件、交通条件与社会经济条件比基层的乡村聚落更加苛刻，在滨海新垦土地上，市镇的出现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钦公塘内的生产、居住安全性与较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逐渐促成市镇的形成，这与塘外之地形成了鲜明对比。

市镇的集中点也有一定规律。沿钦公塘、老护塘与南北向的干河曹家沟这三条线，市镇分布较他处集中，也表明良好通达的水陆交通条件对市镇形成的至关重要性，这是与西乡市镇形成环境的共同点。但高乡市镇的形成机制不同于低乡的地方也很明显。在河港通航条件较差的高乡，陆上交通条件也显得十分重要。高大坚固的统塘筑成后，不仅保护塘内农耕与村聚免受咸潮侵袭，塘顶亦可作为顺直平坦的陆上通道，“行其上者若坦途，耕于其内者若倚平冈”^[78]，等于为滨海一带提供了贯穿南北的陆上交通干线。新的海塘筑成后，原来的海塘失去作用，即完全演变成陆上通衢，这时沿旧海塘更易形成小型集市，作为人们日常交易和互通有无的场所。不过这种集市的规模相当微小，历史文献一般不将其纳入专门的市镇来记述，而只是对其名称偶有提及。例如道光《川沙抚民厅志》曾记有滨海出入钦塘路口的小市，皆在钦塘东西两侧，居民仅数家至数十家不等，这些小市包括：杨季路、蔡家路、麦家路、凌家路、殷家路、张唐路、沈沙港路、小湾路、王家港路、顾家浜路、杨家路、大湾车路、梅家厍路、徐家路、龚家路、九团坝路、曹家路、邱家路、凤家路、王家车盘路、李家盘路、顾家路、徐家路、蔡家路、黄家湾路^[79]。这些小型的商业聚落在清中期只处于起步阶段，也只是发挥着基层集市的功能，随着时间的推进，其中一些上升为较大的市镇，例如曹家路成为曹路镇，徐家路成为徐路镇（见图6）。

上述以“路”为名的集市，在其缘起时就凸显了其居于水陆交通要道口的位置优势。明以前“滨海皆聚灶煎盐，故八、九两团以路名者皆载盐过塘之所”^[80]，当时塘外产出的盐要越过海塘向内陆运输，塘上为陆上通道，塘脚则开有水洞以供船只通过，由于人流与船只的聚集、停歇等，自然在这种水陆交通的汇合处形成商业服务点。从雍正《分建南汇县志》卷首的“水利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南北向的海塘与东西向的河浜交汇处所开的一系列水洞，沿塘市镇兴起的交通环境由此可见一斑。

图3- 7：清南汇境内跨越老护塘、钦公塘的水洞与河港（即集市兴起的位置）
（资料来源：雍正《分建南汇县志》卷首“南汇县水利图”，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南汇县卷上》，第21页）

在开发较早或者距海岸线渐远的地方，市镇兴起的条件逐渐成熟，所以在两个古老市镇——三林镇和高桥镇的周边，市镇也比较集中。由于西晋直至唐宋时期的海岸线长期稳定在三林以东下沙、北蔡一线^[81]，三林远离唐宋以后新成的海岸线，故在滨海一带似乎可以“内地”自居，遭受咸潮飓风等自然灾害的频度和严重程度均低于东部沿海一带^[82]，加之长期农耕发展形成了肥沃的水稻土，形成与西乡类似的种植结构，所以不仅其自身在宋末元初由村聚发展成了大型市镇^[83]，而且其周边充足发育的乡村聚落群也有利于促生新的市镇。附近的题桥市镇和杨思桥镇，宋时即具备市镇形态；六里桥镇，明代开始形成，清代已成二百家市肆的大镇；拨赐庄，宋元时已为巨镇^[84]。高桥镇也有悠久的历史，其创自宋代，在清代直隶太仓州宝山县依仁乡八都^[85]，成陆的时间早于今浦东大部分腹地区域，这种优势带动周边形成新的市镇。

（二）市镇形成的社会经济原因

浦东市镇聚落缘起的社会经济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类别：河道与陆路交汇处人流货物集聚成市；依码头、桥梁等交通要隘成市；因某行贸易而兴；自开设零星店铺起始；商人建房自用或出租创市；大户建房招商创市。^[86]

将浦东市镇聚落的社会经济成因与西乡比较，可以发现诸多相同点。例如，水陆交通条件十分重要，依人流易于会聚的河道汇合处、码头、桥梁等处成市，均体现了江南水乡市镇聚落形成的共性特征。

谢湜曾提出元末明初高乡一带的粮长创市机制，漕运时期粮长的家族财富积累，促成他们在商业领域的投入和经营，建市兴市是其商业投资的一个表现^[87]。不过笔者倾向于将这种机制加以推广，认为大户创市在明清时期是一种常态的商业行为，这在商品经济后起勃发的高乡有更为明显的表现。从史料来看，首先是有政治身份的地方官创市比较常见，例如明代太仓州的吴公市，系“嘉定知县吴克明导民此处为市”；新市，为“义官王俊创建”；隆市，系“义官王翔创建”；新安市，系“义官钱濮创建”^[88]。但明代参与创市者并不一定有明确的政治身份或社会地位，如明代常熟县的奚浦市为“正统间居民钱氏所创，北通大江，饶鱼盐之利”，徐家新市系“弘治初里人徐氏所创，招致商贾，遂成市”，李市系“正统初居民李氏开创”，唐市乃“正统初居民唐氏招致商人交易，遂以成市”，璜泾市为“成化间居民赵陆二氏开创”，双浜市为“弘治间居民张氏创建”^[89]。这类史料更适合用来说明明清时期江南高乡地区甚至是滨海平原进入了市镇创建的活跃期，前面部分已对其背景有所论述，例如人口向有资源空间的滨海地区流动，宗族体系更加稳定，始居聚落和分宅聚落大量产生等。浦东市镇的名称大多以宗族姓氏命名，即可作为上述论点的一个辅证。

其次，由商铺的零星设立而逐渐坐大，也成为浦东市镇中重要的一类。这种市镇的初级形态不仅在南汇、川沙一带，在淞北滨海的宝山一带也同样较为常见，例如，宝山县月浦新兴市，“光绪初年，只茅屋三四家，今有木行一家，南货、布庄、药铺、茶酒等店十余家”^[90]；宝山县杨行乡湄浦桥市，“有油车、茶酒、杂货等店数家，设于湄浦之北”^[91]。

总之，以小市集居多，大镇发育成熟的少，市镇密度不大，说明浦东市镇体系直至前城市化时期仍处于初级阶段，这正是其开发较晚的滨海性的体现。如果不是当代浦东地区的城市化，该区市镇化的发育程度与西乡相比仍然相当落后。

（三）市镇的生命力

各种等级的聚落之间具有相互连接和相互转化的关系。例如，从村落发展到市镇，某些传统时期的大型市镇又发展为城市化时期的重要区片，使得人们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和创建家园的智慧与文明保持完整的线条，这在浦东滨海的聚落生态中也有独特的体现。

浦东多数市镇聚落是在村庄的基础上产生的，例如，位于今合庆乡的奚家宅市，其前身是在清康熙年间形成的奚家宅村落，奚姓后人奚凤高后来在钦公塘西侧陆续开店设铺，才有市镇的雏形；位于今杨园乡踊跃村的陈家行，清乾隆年间陈氏始居，后来才在孙家沟西侧开设漂染坊、磨坊、菜馆、酒肆等，渐成小集市；而位于今高东乡陈家墩村的篾竹街，则在清雍正年间由长期居住于此的张、黄、杨三姓建瓦房开设竹器店铺开始^[92]。由于浦东市镇起步较晚，所以更完整地保留了村落时期的环境与记忆。

浦东历史上形成的少数几个大镇，基本是与浦东开发进程中发达的煮盐业有关。明弘治时已形成的新场镇、下沙镇、周浦镇、八团镇，均由盐业兴盛而发展成为大镇^[93]。后来由于长江主泓南移、海水变淡的原因，浦东盐场逐渐衰落，其中下沙盐场至道光年间已全部停煎^[94]，但这些市镇的形态和商业功能却延续至今。其背后的原因，除了这些大镇曾经拥有的人口集聚、人文积淀、经济基础等优势之外，地理位置的因素也十分重要。地理位置是一个相对隐性但长期作用的因素，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一些市镇曾经屡次遭到如倭乱、太平天国等兵事的摧毁，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元气却逐渐复原，时至今天仍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即使在现代城市化时期，这些大镇仍然可成为重要的城市副中心。

一些著名市镇的名称甚至演变成了区域文化的地理坐标。以“下沙”之名为例。由于下沙盐场在元代已经达到全盛时期，兴盛时间长，历史积淀深厚，虽然在清中期其盐业生产走向全面衰落，但“下沙”之名却沉淀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区片地名，成为老浦东人记忆中的“故乡标签”，直至民国时期，川沙、南汇人仍常自称为“下沙人”，并以此为自豪^[95]。三林、高桥等起源于宋元时期的古老市镇，迄今也不仅仅代表的是一个镇区实体，而是演化成了知名度较高的区片地名，在社会文化领域和人民日常生活中使用频度很高。由于这些市镇出现较早，故不同时期自这里迁出的人口散布在浦东各地，从而使“下沙”、“三林”、“高桥”等地名成为许多人实质上或记忆中的故乡之地。

表3- 2：下沙迁出人口形成新聚落的时空特征

（续表）

综上所论，浦东市镇的形成条件与依存环境在反映江南水乡市镇形成之共性基础的同时，也具有滨海地区的独特性，尤其是具有晚近成陆滨海平原区的地理环境烙印和社会经济特征，所以我们在观察江南市镇的演变机制时应当拿准所研究区域的空间尺度，地理环境与社会人文过程的演变往往具有空间对应关系，而不可笼统地概而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