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与绿色技术创新诱发

在应对绿色（环境）技术创新不足这个问题上，根据“丁伯根准则”，针对绿色创新中存在的研发与创新知识外部性问题应采取研发（技术）政策。研发与创新知识外部性是普通技术创新和绿色创新普遍面临的问题，而且绿色技术创新比普通市场产品技术创新的外部性更加复杂也有可能更强。因次，自然就有一个问题：绿色研发是否与市场产品研发具有系统差异？经验证据似乎并未能给出满意的回答。Greadker and Hoel（2011）通过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在承诺技术许可费的前提下，绿色研发激励比普通市场产品以研发的激励将更大。当创新者不能获取所有创新收益并且绿色创新者不能在规制执行前得到技术授权费承诺时，绿色研发的激励比普通市场产品研发激励要更小。一般而言，政府会通过环境政策影响新的减排技术的需求，比如政府可能对绿色技术进行征用或者购买，进而导致绿色研发的激励比市场产品研发激励更低。这反过来也成为绿色研发应该得到更多政府政策支持的证据（Greadker and Hoel，2011）。新近的多数研究亦表明，研发政策与环境规制政策结合使用才是最有效的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方式。如果说环境规制政策有助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推广应用，那么研发政策则更加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产生。

可选的研发（技术）政策集。与环境规制政策的大量研究不同，绿色创新诱发的研发（技术）政策研究出现不久，表6－1给出的是主要政策工具集。

表6-1　绿色技术创新诱导研发（技术）政策类型

资料来源：转引自Dutz and Sbarma，2012。

对于研发（技术）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诱发效应的研究较少，鲜有文献对各种政策工具的效果进行比较与排序，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政府公共研发、研发补贴、税收抵免和专利保护等的政策效应。下文主要以政府公共绿色研发投资为例来说明政策效应发生机制。

不同研发（技术）政策的绿色创新诱发绩效（主要以政府研发为例）。即便有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企业可能仍然更多地从事市场产品研发而不是绿色研发，因此，绿色研发容易低于社会最优水平，这就为政府从事绿色研发提供了证据。据估计，2008年全球政府投资的能源研发接近127亿美元，其中，美国政府在能源研发的投入高达42亿美元（IEA，2009）。政府投资绿色研发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政府绿色研发的公共利益性质有助于弥补企业投资绿色研发的不足。其次，政府绿色研发与企业绿色研发所关注的重点不同，前者更加注重那些收益不确定性大、周期长的基础性研发。Popp（2002）研究发现，1970年代美国政府研发与企业研发形成替代效应，其后则形成显著的互补效应。这主要是因为1970年代政府研发出现于应用性研发领域，而其后研发更多的集中于公共、基础性研发领域以及有助于企业绿色研发收益回笼的部分市场性研发。总体上，政府绿色研发的公共性特征明显，政府绿色研发除了集中于公共、基础性研发之外，还有部分政府研发致力于私人技术研发与基础性研发交合的中间地带，通过政府与企业合作研发促进企业研发的商业化应用（National Science Board，2008）、加速绿色技术的市场化推广应用以及技术扩散（Jaffe and Lerner，2001）。实证证据也表明，政府研发专利被其他研发引用的频率比企业研发要大得多，政府研发多为基础性研发（Popp，2006）。

综合来看，由于绿色技术创新普遍存在的“市场失效”问题，研发（技术）政策与环境规制政策的并行使用在绿色技术研发、扩散过程中起到非同寻常的作用。研发（技术）政策主要通过将创新知识所导致的外部性内部化进而增强研发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激励，具体的研发（技术）政策包括公共研发、研发补贴、研发信贷支持、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规制政策则主要将企业和消费者的环境负外部性内部化，增加企业和消费者对绿色技术的需求。发达国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公众对环境规制的要求相应提高，严格的环境规制创造了对绿色技术的巨大需求使发达国家成为发展绿色技术的领导者（Popp et.al.，2010）。而环境规制较弱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绿色创新研发与引进不足的重要诱因，比如长期以来中国汽车排放控制并未引进先进技术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本身没有强制性的排放控制政策，外国厂商当然就没有意愿自动转移更为先进的绿色技术（Gallagher，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