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技术创新诱发的政策选择与效果

既然绿色创新存在明显的“双重外部性”特征，那么如何诱发更多的绿色技术创新，政府是否有可能通过设计合适的政策组合并透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对绿色创新的诱导？相关研究主要是从政府的研发（技术）政策^[2]和环境规制政策两个方面对此进行考察。

在理论证据方面，一些学者研究了哪种类型的规制既能够消除环境外部性又能诱致创新。Magat（1978，1979）和Milliman and Prince（1989）研究发现，就公司层而言，基于市场的机制（marketbased regime）优于命令控制型（command and control）方案。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之间的策略互动行为，则基于标准的规制比许可证规制创造更多绿色研发投资激励。在古诺竞争中，后动者通过扩张产量对先动者（创新发起者）进行回应，导致创新企业利润下降。如果创新企业预测到这种行为，他将减少研发投入以阻止竞争对手的此类侵略性反应（Montero，2002）。“双重外部性”问题是最新的研究焦点，Fischer and Newell（2008）通过理论分析表明：排放定价可能是最好的单一政策工具，但是不是最优规制工具；最优的规制工具应该既能内部化排放的外部性又能解决知识溢出的外部性。Gerlagh et al.（2009）从“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两方面考察了研发和减排政策的时机选择问题。Acemolgu et al.（2012）的研究则表明，最优规制结构应该包括碳税和研发补贴政策，通过政策组合来激励绿色研发投资；可见研发（补贴）政策与环境规制政策同等重要。经验研究文献相对较少，以往的文献主要从两个主要方面出发：第一，创新系统；第二，运用数量和计量方法评价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技术吸收和技术扩散的影响。创新系统文献主要考察创新系统的发展脉络及其在私人和公共部门所形成的制度、激励结构和关系网络（Lundavll，1992；Sagar and Holdren，2002；Foxon et al.，2005；Marinova and Balaguer，2009）。通过数量和计量方法评估政策对绿色创新影响的文献，主要验证并定量确认了研发（技术）政策与规制政策对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比率以及影响方向。Lanjouw and Mody（1996）首次评价了绿色创新专利发展趋势，这篇文献的贡献主要在于它在绿色创新技术与专利类别之间建立了联系。Jaffe and Palmer（1997）则首次提出了因果分析，分析了规制严格程度是否影响美国制造企业的创新水平。Johnstone et al.（2010）开创了使用计量方法研究绿色技术创新的决定因素的先河，分析了各种政策工具对创新的影响效应，其中包括政府研发支持政策。以下本书分别从环境规制政策和研发（技术）政策两个角度来考察公共政策如何诱导绿色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