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向绿色的技术创新诱发机制

与普通创新不一样，偏向型技术创新亦可称为绿色创新（以下称绿色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特征，即与技术和知识溢出相关的正外部性、与污染排放相关的环境影响将会给社会带来显著的负外部性。正如Jaffe et al.（2005）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上述两种“双重市场失效”经常会相互强化，往往使绿色技术创新投资很有可能长期处于社会最优规模之下。在政策方面，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发则需要融合环境规制政策与创新政策以消除这种典型的“双重外部性”。

在理论证据方面，一些学者研究了哪种类型的规制既能够消除环境外部性又能诱致创新。Magat（1978，1979）与Milliman and Prince（1989）研究发现，就公司层而言，基于市场的机制（marketbased regime）优于命令控制型（command and control）方案。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之间的策略互动行为，则基于标准的规制比许可证规制能创造更多绿色研发投资激励。在古诺竞争中，后动者通过扩张产量对先动者（创新发起者）进行回应，导致创新企业利润下降。如果创新企业预测到这种行为，他将减少研发投入以阻止竞争对手的此类侵略性反应（Montero，2002）。“双重外部性”问题是最新的研究焦点，Fischer and Newell（2008）通过理论分析表明：排放定价可能是最好的单一政策工具，但不是最优的规制工具；最优的规制工具应该既能内部化排放的外部性又能解决知识溢出的外部性。Gerlagh et al.（2009）从“技术推动”和“需求拉动”两方面考察了研发和减排政策的时机选择（timing）问题。Acemolgu et al.（2009）的研究则表明，最优规制结构应该包括碳税和研发补贴，以此来激励绿色研发投资。

经验研究文献相对较少，以往的文献主要从两个主要方面出发：第一，创新系统；第二，运用数量和计量方法评价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技术吸收和技术扩散的影响。创新系统文献主要考察创新系统的发展脉络及其在私人和公共部门所形成的制度、激励结构和关系网络（Lundavll，1992；Sagar and Holdren，2002；Foxon et al.，2005；Marinova and Balaguer，2009）。通过数量和计量方法评估政策对绿色创新影响的文献，主要是验证和定量确认了创新与规制政策对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比率以及影响方向。Lanjouw and Mody（1996）首次评价了绿色创新专利发展趋势，这篇文献的贡献主要在于建立了绿色创新技术与专利类别之间的联系。Jaffe and Palmer（1997）则首次提出了因果分析，他们分析了规制严格程度是否影响美国制造企业的创新水平。Johnstone et al.（2010）开创了使用计量方法研究绿色技术创新的决定因素的先河，并分析了各种政策工具对创新的影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