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转型

国外对经济增长转型的研究主要基于增长理论框架和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展开。实际上增长方式的内涵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息息相关，因而增长理论框架的扩展会赋予增长方式新的内涵（洪银兴，1999）。在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通过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增长，索洛则将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作为增长的重要源泉，卢卡斯、罗默、赫普曼、格罗斯曼等则从内生技术进步的角度提出技术进步推动增长的机制。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框架下，钱纳里、鲁宾逊和塞尔奎因（1988）则从（工业）生产结构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转型的动态过程中的要素投入、技术选择问题，并将经济增长方式分为不同类型。Brock and Talor（2005）认为通过结构升级，提高生产和节能减排过程中的技术进步，同时增加人均收入，可实现可持续发展。陈诗一（2011）认为，通过实施以能源、轻重工业为主的结构调整可以重置能源要素并减少环境污染，最终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国内经济学界自1960年代就开始了对经济增长方式相关问题的探讨，并在1980年代得到进一步深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有外延扩大再生产方式和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我国经济学界直到1990年代一直沿用这一理论概括（陈淮，1996）。早期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思考以刘国光为代表，他曾指出，“决不可在追求数量指标，仅仅靠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增加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等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来发展生产，而是要重视质量和效果，主要依靠现有企业挖潜革新改造，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能源原材料等内涵扩大再生产”^[6]。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增长方式理论也不断得以深化，将其扩展为“粗放”和“集约”型增长两种类型，并且从降低生产成本、摆脱资源环境约束、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规模经济和资本投入效率等角度进行划分（陈淮，1996；洪银兴，1999）。郑玉歆（1999）分析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特征，他特别指出，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随着发展阶段不同而变化的。在生产率较高的发达国家，技术进步成为增长的主要来源，而在生产率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

自2003年“科学发展观”^[7]提出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被确定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以来，中共中央提出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学术界也掀起了又一波增长方式转型研究热潮。张卓元（2005）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要实现由主要依靠资金和自然资源支撑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支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现行的财税、价格等体制导致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困难。习近平（2005）指出，循环经济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它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并提出以推行清洁生产为重点、促进企业节能降耗和减污增效，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循环经济发展水平。金碚（2006）认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是能否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理论、技术、制度和管理的不断创新。林毅夫和苏剑（2007）从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出发，认为使一国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增长方式才是最优的增长方式，对于中国而言，应该选择充分利用自身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增长方式。卫兴华和侯为民（2007）指出转变增长方式的出路在于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其中科技创新是集约型增长的核心，科技创新通过提高效率、带动经济结构优化和能源节约，进而缓解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实现可持续增长。王小鲁、樊纲和刘鹏（2009）通过考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发现市场化与城市化导致的内源性效率改善、技术进步两种因素在TFP中的贡献越来越大，而外贸、外资等外源性效率改善对TFP的贡献日趋下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7）研究指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按照“节约优先、立足国内、保障供给、结构多元、市场推动和环境友好”的方针，以节能、降耗、减排、增效为主要切入点，加强技术性、结构性和制度性措施的综合配套。严成樑（2011）基于Jones（1995）的R＆D驱动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了政府政策与增长转型，发现政府的财政政策对实现经济增长转型至关重要，政府应加大对教育和研发的财政支持力度，进而加快经济转型。

上述研究多为定性讨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程度、手段和政策工具，对增长转型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卢艳、刘治国和刘培林（2008）运用Malmquist指数分析了中国省区、三大地区间1978—2005年经济增长源泉，发现要素投入的贡献要高于TFP的贡献。而且，改革开放以后的不同时期内，要素投入、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杜传忠和曹艳乔（2010）从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这个角度分析了各种因素在经济增长转型中的作用，发现资本投入仍然是增长主要动力，而技术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为正。赵文军和于津平（2012）以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作为增长方式转型的衡量指标，从总体和行业层面研究了进出口和FDI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大部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呈下滑趋势，工业粗放型增长特征有所强化，行业FDI的增加将带动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陈诗一（2011）从能源结构、轻重工业结构调整的角度，研究了结构调整对能源要素的重置效应和减污效应，认为这样可以推动全要素生产增长，最终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他认为，节能减排、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着力点。陈逢文和刘年康（2012）以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作为经济增长向集约化发展的指标，考察了环境污染对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