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危珍稀物种分子遗传多样性研究概述

通常所说的遗传多样性，主要是指物种内的不同种群间以及种群内不同个体间的遗传变异。

遗传多样性的本质是生物体在遗传物质上的变异，即编码遗传信息的核酸（DNA或RNA）在组成和结构上的变异。

遗传多样性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物种的可遗传变异上。而由于发育的可塑性及环境条件的作用而产生的形态学或生理学变化，不构成遗传多样性，因这类差异没有相应的遗传基础。遗传多样性在分子水平上表现为核酸蛋白质、多糖等生物大分子多样性。

遗传多样性及其演变规律是生物多样性及进化生物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遗传结构与物种繁衍或濒危灭绝密切相关。遗传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物种的分布以及数量多样性。缺乏对生物遗传多样性的深入研究，就无法完整认识物种的进化过程或适应机理，以及种群地理分布格局、数量增长及物种灭绝等问题。

长期以来，受技术手段的限制，生物多样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方面，比如，生态系统的结构及其复杂性、物种多样性、群落结构及演替、种群数量动态等方面，有关遗传多样性的一些重要内容却很少涉及。近30年来，现代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进展，使遗传多样性的研究与开发利用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1世纪始，中国各植物学研究期刊发表植物物种居群多样性的文章呈现迅猛上升趋势。特别是对一些珍稀濒危物种的居群多样性的研究论文更是成为主流。

王洪新等分析辽东栎的遗传多样性后指出，只要停止人为破坏，植物群体及其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是可以实现的。他们对柠条的生态遗传学研究表明，柠条的基因频率并不随种群所在景观的变化而显著变化。国内外学者对野生大豆的群体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野生大豆虽然是严格不变的，杂合体的比例极低，但是群体间的遗传多样性都很高。其原因可能是突变和遗传演变维持了种群间的遗传差异。根据这些发现，胡志昂等提出野生大豆遗传资源保存的取样策略，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出不同群体间的遗传差异，而且在遗传多样性保护中必须考虑到不同生境条件下生物适应方面的遗传变异，特别是极端生境条件下的遗传资源。

赵桂仿利用等位酶技术研究华山新麦草（Psathyrostachys huashaniea）居群的遗传变异，探讨其在环境变化和人为活动影响下的变化过程；任毅等用RAPD技术研究独叶草（Evolution systematics），了解物种（种群）进化历史，为独叶草的保护和亲缘关系演化及鉴定提供了证据。

史全芬、李建强等对水杉（Metusequoia glyptostroboides）栽培居群的遗传多样性进行探究，它们用RAPD技术，对9个水杉栽培居群的遗传多样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水杉栽培居群的遗传多样性略低于自然居群，涵盖自然居群近80%的遗传多样性，可以确认栽培水杉的种源是经过混合的，它们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自然居群的遗传多样性水平；而对采自潜江的9株丛枝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var.caespitosa）没有扩增出特有位点，将其视为一个居群，根据遗传一致度作UPGMA聚类分析时，该居群和湖北的3个居群及南京（NJ）、成都（CD）居群聚在一起；单株聚类时丛枝水杉也没有聚成独立的一支，而是比较分散，故不支持将丛枝水杉作为水杉的一个变种的分类处理。从亲缘关系上看，丛枝水杉应当归属于湖北潜江蚌湖种子园（BH）和湖北潜江广华（GH）居群。这与其分布现状也是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