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伦理学的形成及基本内容

对于人类来说，20世纪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个世纪，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并没有把人类引向伊甸园，而是把人类拖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的出现，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南北极冰山的溶化，热带雨林的急剧减少，物种的锐减，生物多样性的消失，能源的紧缺，土地的沙漠化，耕地的减少……这一切都使得地球的生态平衡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一次出现了总体性的危机。

环境伦理学就是在回应这一危机的过程中产生的。

事实上，人类目前所面临的深度危机源于伴随近代文明的出现而形成，且已得到广泛传播的主流价值观。因此，要使人类走出目前的困境，就必须反思和改变这种主流价值观。环境的污染源于心灵的污染，文明的病痛源于价值观的偏差。人类只有首先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以尊重为基础的和谐关系，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和生态失衡问题才有望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作为一种全新的伦理学，环境伦理学一个革命性的变革就在于，它在强调人际平等、代际公平的同时，试图扩展伦理的范围，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入伦理关怀的范围，用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其基本精神而言，当代的环境伦理学主要表现为四个基本的流派，即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平等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

1）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价值取向问题。技术问题只是环境危机的表面征候。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当代环境问题的深层根源，它的主要表现为：集团利己主义、代际利己主义、人类主宰论、粗鄙的物质主义和庸俗的消费主义、科学万能论与盲目的乐观主义。因此，人类要想使全球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有效的遏制，就必须首先抛弃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接受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

在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看来，地球环境是所有人（包括现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财富；任何国家、地区或任何一代人都不可为了局部的小团体利益而置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于不顾。人类需要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实现资源的公平分配，建立与环境保护相适应的更加合理的国际秩序，也要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当代人不能为了满足其所有需要而透支后代的环境资源。地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人类必须要节制其空前膨胀的物质欲望，批判并矫正发达国家那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为了维护地球的生态平衡，发展中国家有责任在保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发达国家则有义务减少其能源消耗总量，并支持和参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两难困境。

2）动物解放／权利论

对于环境保护运动来说，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因为它不能为人们保护濒危动植物和荒野的行为提供充足的理由，也无法解释那些激进的环境主义运动。因此，伦理关怀的范围必须扩展。环境伦理学为人们保护动物的行为提供了两个不同的伦理根据。

以辛格（P.Singer）为代表的动物解放论从功利主义伦理学出发，认为我们应当把“平等地关心所有当事人的利益”这一伦理原则扩展应用到动物身上去。在功利主义看来，凡能带来快乐的行为就是善的行为，凡带来痛苦的行为就是恶的行为。动物也能感受苦乐，因此，我们必须要把动物的苦乐也纳入我们的“道德计算”中来。痛苦就是痛苦，不管它是发生在人身上还是发生在动物身上；带来痛苦的行为永远是不道德的行为，不管痛苦的承受者是人还是动物。因此，我们有义务停止我们那些给动物带来痛苦的行为。

以雷根（T.Regan）为代表的动物权利论从康德的道义论伦理学出发，认为我们之所以要保护动物，是由于动物和人一样，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权利的基础是“天赋价值”；而人之所以拥有天赋价值，是由于人是有生命、有意识的生命主体：拥有期望、偏好、感觉、记忆、认同感和实现自己意愿的能力，拥有一种伴随着愉快和痛苦的生活，以及独立于他人的功用性的个体幸福状态。然而，成为生命主体的这些特征，动物（至少是心理较为复杂的哺乳类动物）也具有。因而，动物也拥有值得我们予以尊重的天赋价值。这种价值赋予了它们一种道德权利，即获得尊重的权利。这种权利决定了我们不能把它们仅仅当作促进我们的福利的工具来对待，就像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来对待其他人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