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型社会建设中农村生态环境现状

一、两型社会建设中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表现形式

（一）研究区域及样本

1．研究区域

武汉“1＋8”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是国务院批准的两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1＋8”城市圈是指以武汉为中心、以100km为半径的城市群落，它包括了武汉及湖北省内的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8个周边城市。这里是湖北人口、产业、城市最为密集的地区，也是我国中部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地区。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东北部，包括长沙、株洲、湘潭3个市，是我国京广经济带、泛珠三角经济区、长江经济带的接合部，区位和交通条件优越。

2．样本选择与数据获取

本研究基于方便回收的考虑，采用实地调查法。为了使调查地点具有代表性，课题组在地点选择上采取了分层抽样的方法，共选择了8个城市，如表3－1所示。

进而，根据问卷调查便利性，以及抽取城市的地形、通达性、土地类型和经济水平4个类型选取的现实情况，选取了新洲等8个县市22个村作为调查村，对村里的农户再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7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650份，基本信息如表3－2所示。

表3－1 湖北与湖南两省分层抽样结果

表3－2 描述统计量

（二）研究结果

当前，农户普遍认为生活垃圾，水资源污染，农药、化肥、地膜大量使用是导致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为了清晰地描述两型社会建设过程中农村生态环境的认知差异，首先对表现出来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表现形式进行分类，这一目标我们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来实现。KMO（Kaiser－Mayer－Olkin）检验与巴特利球形检验都表明各变量间存在相关性（表3－3），适宜进行因子分析。

表3－3 KMO和巴特利球形检验

根据Kaiser准则，保留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并结合Cattell陡阶检验准则，农村生态问题可归为5类，如表3－4所示。

表3－4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类型因子分析结果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法，即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斜交旋转法。

从表3－4中可以看到，两型社会建设中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业面源污染、农村水资源污染、空气噪声污染、工业转嫁污染、生活垃圾污染5类。

二、两型社会建设中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特点

（一）土地生态安全问题

1．耕地污染严重，质量下降

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农村和农业环境及生态系统最基本的构成部分，是稀有的不可再生资源。但目前，我国耕地受重金属、有机物、酸雨、放射性物质、矿物油等有毒、有害物质污染严重，土壤环境恶化。由于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潜伏性和不可逆转性等显著特点，其危害往往不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根据环境保护部资料显示，2008年对湖北省27个城市进行了降水监测，共有18个城市出现酸雨，全省出现酸雨城市的比例为66．7%，与2007年持平；发生较重酸雨的城市（降水pH＜5．0）比例为18．5%。全省酸雨区集中分布在宜昌、荆州、恩施及武汉4个城市及周边一带。另外，2010年上半年长沙县农业局在12个乡镇取农田土样51个，检测结果显示32个重金属含量超标，超标率62．7%，其中镉超标31个，最严重超标达正常值的62．3倍。所取土样中，工矿企业周边区39个，超标23个，超标率59%；种植和养殖区12个，超标9个，超标率75%［以上数据代表4．1万亩（1亩＝666．666m2）土地状况，为全县耕地面积的5．6%］。2010年，县农业局在19个乡镇各取大米样1个，检测重金属镉、铅2项，结果显示13个超标，超标率68．4%，主要超标重金属是镉，最严重超标达正常值的5倍。

2．水土流失严重

我国已成为全球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国家，2002年，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已达356万km2，占国土总面积的37%，其中，水蚀面积为165万km2，风蚀面积为191万km2；年均流失土壤50亿t，且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约1万km2，减少耕地6．70万hm2（1hm2＝0．01km2）。2010年武汉《水土保持公报》显示，5年内武汉地区水土流失总面积为1964．42km2，占武汉总面积的23．13%，相当于东湖水面的59倍。长株潭地区的各项开发建设，破坏了地表，扰乱了水系，加剧了水土流失。据遥感普查资料统计，2004年该区域内水土流失面积为118．8km2，占全省水土流失总面积的26．3%，高出全省平均水平近9%，其中剧烈侵蚀面积为44．1km2，占流失总面积的37．1%；强度侵蚀面积为24．4km2，占流失总面积的20．5%。如按人为流失和自然流失两种流失因素来划分，人为流失面积为89．7km2，占流失总面积的75．5%；自然流失面积为29．1km2，占流失总面积的24．5%（王忠诚、胡日利，2008）。可见，人为因素是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

3．耕地数量锐减

据统计，2010年上半年，武汉市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81亩，低于全国（1．55亩）和全省（1．25亩）的平均水平，与人均耕地危险点0．795亩只差0．015亩。2001年土地详查数据显示，武汉现有土地面积为8549．1km2，长驻人口为740万，土地资源相对贫乏。未利用土地面积为43 207．5hm2，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5．1%，土地后备资源匮乏。而同时，土地资源锐减。仅2000年，就因建设占用耕地而净减耕地910hm2。有些单位和部门超建设规模批地，一要就是几百亩，甚至上千亩，加之农民建房随意性大，均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闲置土地较多。从1992年6月—1998年6月，全市7个城区停（未）建项目达170多项，土地面积超过468万m2。

4．土壤营养“失衡”

农田土壤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板结、酸化、有机质下降等退化现象，质地、结构和孔隙度发生改变，通透性、排蓄水能力下降，全国耕地可持续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二）水环境问题不容忽视

水是生命之源，是自然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元素，也是农村和农业环境与生态系统中维持生命活动的最基本要素，是农村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自然资源。我国是水资源大国，水资源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却很少，加之水环境的不断恶化，致使水资源危机四伏和水系生态安全告急。

1．水资源数量安全危机

我国常年水资源总量为28 124亿m3，位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2170m3，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每公顷耕地平均占有水资源量亦仅26 550m3，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3，因而被FA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列为全球13个贫水国之一。随着人口膨胀和生态的恶化，自然水资源总量呈递减趋势，时空分布不均，供需矛盾日趋尖锐。1950—1980年，全国主要天然湖泊从2800个减至2500个，减少了10．7%，湖泊总面积减少了11．5%；五大湖的容量急剧萎缩；三江源地区被誉为“千湖之县”和“中华水塔”的玛多，迄今有90%以上的湖泊已经干涸。20世纪80—90年代，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年平均流量分别减少了24%、27%和13%。目前，我国农业年用水量为3800亿～4000亿m3，占全国用水总量的68%～70%，但农业每年缺水量仍达300亿m3，受旱农田达2000万～2667万hm2，每年损失250亿～350亿kg粮食，且8000万农村人口的饮用水仍十分困难，尤其在人口和耕地分别占全国52%和70%的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更为突出，其占有量仅为全国的24%。

2．水污染严重，水质下降

在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同时，我国的水环境问题亦愈演愈烈，水质普遍下降，水污染严重，并呈现出“支流向干流延伸，城市向农村蔓延，地表向地下渗透，陆地向海洋发展，东部向西部扩展”的趋势，许多地方发展到触目惊心或“有水皆污”的程度。长沙、株洲、湘潭3个市山水相依，一水（湘江水）相连。枯水季节，在流量小、流速慢、对污染物的稀释净化能力差的情况下，湘江水质更差。株洲江段和湘潭江段的水质类别均为VI类，是湘江干流污染最严重的河段。长沙地区的污水排放量大，饮用水源受粪大肠菌群、氨氮和重金属的污染严重，地下水pH值常年偏低，大肠菌群、锰污染较普遍，少数水井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和氨氮超标。湘江株洲段污染严重，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大，水质受有机物和重金属污染，饮用水源水质也不能达标，石油类、总磷、汞、铜、砷等污染物已经超过湘江环境容量（陆远如、邓柏盛，2009）。湘潭水污染情况严重，工业废水排放量大。

（三）大气环境污染严重

从总体上来看，长株潭地区大气污染相对严重，酸雨频繁，在湖南主要城市中属于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3个城市的大气环境呈现出长沙市、株洲市较差，湘潭市较好的特征。株洲市曾是我国十大严重污染城市之一，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年均值为0．171mg／m3和0．107mg／m3，居全省最高；长沙市大气污染也极为严重，是被国家列入“两控区”^[1]的主要城市之一，是典型的酸雨城市（王忠诚、胡日利，2008）。影响长株潭地区大气质量的主要因素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总量悬浮颗粒物。据2007年遥感影像资料显示，长沙市大气质量较差区集中分布于城市中心人口高度密集区、河西老城区荣湾镇及捞霞开发区等地，中等区分布于上述区域的旁侧及其外围，环绕城市周边新开发的居民区和郊外则为大气质量正常区。株洲市大气环境质量较差区集中分布于湘江北岸的株洲冶炼厂、市化工厂、氮肥厂一带，汽车齿轮厂—湘江大桥、建设大道一线及河西狮神庙等处；中等区分布于较差区周边，至郊外大气环境质量趋于正常。湘潭市大气环境质量较差区主要集中分布在河西老城区和河东的湖南胜利湘钢钢管有限公司、湘潭电厂等处，中等区分布比较零星（陆远如、邓柏盛，2009）。

（四）植被覆盖率低，生物多样性遭破坏

1．森林覆盖面减小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森林覆盖率达30%左右，而目前已降至16．55%以下，全国林地面积减少近1／2，仅为全球森林覆盖率（27%）的61%；人均森林面积占有量为0．128hm2（1hm2＝0．01km2），为世界人均水平（0．61hm2）的21%；人均森林蓄积为9．048m3，仅为世界人均蓄积量（72m3）的1／8。

2．草场退化严重

我国拥有各类天然草原面积近4亿hm2，位居世界第2位，但其中1．05亿hm2草场退化，至少有1亿hm2的面积已经沙化，并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旱涝灾害和沙尘暴频发。

3．生物多样性丰度下降

近半个世纪以来，全国生物物种急剧减少，约有200多种高等植物已经灭绝，约有4600种高等植物和433种脊椎动物处于濒危状态。近年来，全国生物物种平均每天新增一个濒危物种，农作物栽培品种正以每年15%的速度递减，许多昆虫、害虫天敌、水生动植物、土壤生物等种群结构改变、数量骤减或永远消失。例如，长江主要经济鱼类青、草、鲢、鳙“四大家鱼”的种苗产量由最高年份的300亿尾降至4亿尾，捕捞产量不到最高年份的1／4，仅为10万t左右；云南省淡水鱼类中约有1／3种类濒临灭绝，湖泊鱼类中已有2／3种类销声匿迹。

4．生物入侵肆虐成灾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入侵我国的外来物种达400多种，其中，100种危害较为严重，每年仅因烟粉虱、紫茎泽兰、松材线虫等11种入侵生物危害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74多亿元，仅林业遭受外来入侵生物危害直接经济损失就达560多亿元。同时，外来入侵生物对国家生物、生态安全及生物多样性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并造成了生态环境的重大破坏。

（五）农村人居环境恶化1．垃圾泛滥成灾

全国农村垃圾年产生量约1．2亿t，但90%得不到合理、安全或无害化处置，随意倾倒、丢弃、堆放垃圾的现象十分普遍，加之城市垃圾大肆下乡，致使农民的人居环境和公共卫生状况恶化，景观受损。同时，全国因固体废弃物无序堆放而占地和毁田的土地面积达13．3万hm2。

2．人畜混杂现象普遍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农村70%的村庄畜禽养殖与住宅户混杂，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生产和生活的设施、场所共用，庭院既是打（晒）谷场又是人们居住、活动、休闲的主要场所，仓储和住房混杂等，导致户居环境不良，家庭卫生欠佳，影响农村景观、村容村貌、卫生防疫和居民健康。

3．基本生活设施滞后或缺位

迄今为止，全国农村约有41%的村庄没有集中供水，96%的村庄无排水沟渠和污水处理设施，90%的村庄无任何消防设施，90%的村庄仍使用传统旱厕等，致使饮用水存在安全隐患，防火、防洪的抗灾减灾能力弱，生存环境恶化。

4．道路破败、交通不便

截至目前，全国仍有6%的行政村没有通公路，且乡村内部道路硬化率普遍偏低，40%的村庄雨天出行困难。

5．村寨绿化率降低

由于乡村建设的无度和无序，使村寨内部、外围的大量古树林木或农田防护林等遭受破坏，而新植树木又多为经济林，树种单一且数量十分有限，导致村寨绿化率锐减，农村景观和生物多样性均严重受损。

（六）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凸显

据估算，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t，造成约200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同时，农产品中农药、亚硝酸盐、人工激素等有害化学物质含量超标较为严重，每年造成出口贸易经济损失达70多亿美元。据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近年的调查，全国34个省（市、区）的抽检农产品中，农药残留（简称农残）超标率高达47．5%，总超标产量达1650万t，其中，蔬菜类超标率达35．1%、蛋类达33．1%、水果类为18．7%、肉类为17．6%、粮食类为17．6%、奶类为6．2%。目前，随着国家农业标准化战略的深入实施，以及“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的不断推进，全国出口农产品的合格率和国际竞争力均大幅提升，有些甚至超过了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全国主要城市的上市农产品合格率也得到了明显提高，但诸多中小城市、乡镇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和形势仍显严峻。

三、基于武汉城市圈的实例分析

武汉城市圈包括武汉市和黄石市、鄂州市、孝感市、黄冈市、咸宁市、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这里是湖北省人口、产业、城市最为密集的地区。2007年12月，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在2007年通过批准，主要注重交通和经济发展，缺乏环境保护与建设生态文明的计划。随着工业化发展的不断深入，城市圈内各个城市就农村污染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仍然较少，相关制度和机构也相对欠缺。武汉城市圈农村环境保护压力巨大。

在武汉城市圈的农村，传统的点源污染与新兴的面源污染同时出现，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相互交织。农村生态环境现状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生活垃圾污染较为严重

生活垃圾是造成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公共环卫设施不足，加上农民传统生活方式根深蒂固、村镇管理缺位等原因，造成部分地区农民居住环境污染，“脏、乱、差”现象十分严重。随着城市圈工业化的持续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重视农业生产的村民越来越少且逐渐向城镇集中，生活消费模式也逐渐城镇化，产生了各种生活垃圾。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的垃圾基本上是一种自生自灭或放任自流的状况。现在农村垃圾发生了新的变化：其一，垃圾中不可降解物大量增多，塑料袋和塑料薄膜的使用和丢弃越来越普遍；其二，垃圾数量猛增，不仅仅是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也迅速增加；其三，垃圾来源多极化，城市的垃圾往农村转移，农村自身还产生垃圾，作为垃圾的终端，乡村垃圾猛增。

（二）农药、化肥的使用不合理

化肥、农药过量和使用不当以及化肥、农药本身产品结构造成的污染，正在成为农业环境污染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而由此引起的食品安全和潜在的、长期的环境污染更是令人不安。武汉市一些常用农药，如甲胺磷、久效磷等都是碱醋酶抑制剂，对人和哺乳动物以及一些有益生物，都具有较高的毒性。一些农药虽然急性毒性较低，但却有较高的慢性毒性或三致毒性，施用后会造成更严重的潜在危害。而长期过量施用化肥，不仅造成土壤物理性质恶化，还造成对环境及农产品的污染。

（三）不可回收的白色污染加重

随着武汉城市圈城镇化的发展，农产品的需求市场不断扩大，大棚农业已经逐渐成为武汉城市圈内各城市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模式，而且大棚农业的普及和地膜污染的加剧导致白色污染加重，这类不可回收的白色污染使得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加剧。但是大棚农业的副产品——地膜的处理并未被提上日程，而且也没有相关政策手段来处理这种白色污染。

（四）农作物秸秆利用不合理

40%的农作物秸秆未被有效利用，严重污染了环境。大量的农作物秸秆被作为燃料焚烧，不仅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而且带来大量烟尘。这同时也是农村居民呼吸道致病的重要原因，大大降低了群众的生活质量。

（五）禽畜养殖污染物的肆意排放

因为河道畜养的禽类数量大大超过了河道本身的承载力，许多乡间原本清澈的河水变得禽毛四漂、污浊不堪。同时，大量的牲畜粪便和污水直接排入河道，也是河水污染的重要来源。

（六）乡镇工业污染危害严重

随着城市圈农村乡镇企业、村办企业的快速发展和越来越多的开发区、工业园区在农村的兴建，乡镇工业的污水和垃圾污染迅速加剧。乡镇企业大部分设备简陋、技术含量低、经营粗放，生产过程中大量排放“三废”^[2]，且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具体表现在规模小、投资分散、类型复杂、变化大、环保投入严重不足，致使治理难度颇高，对农村生态环境构成巨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