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变迁的内涵

社会变迁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关于农村变迁，基于中国近代以来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社会现代化的历史现实，众多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对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迁进行了研究。从总体来看，主要有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

（一）微观层面

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从农民的个体角度出发或以村落为研究基点出发对农村发生的变迁进行梳理。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1]一书。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对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而写成的博士论文。这本著作是在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的，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费孝通先生一生行行重行行，关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在这本书中费孝通先生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微观角度对开弦弓村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细致考察，不仅包括农业经济、贸易，而且包括家庭生活、社会风俗、亲属关系。旨在说明农村的经济体系同那个时期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通过对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费孝通先生从经济体系、社会结构等方面详细的介绍了这个村庄发生的变化，这种细致的研究勾勒出近代典型乡村的变迁图景。《江村经济》是学界公认的农村社会经济及其调查研究的代表作。

《江村经济》运用了功能主义的视角从亲属关系、财产与继承、农村的职业分化、农民的土地、当地的蚕丝业等方面详细地描述了这一乡村的经济社会全貌。为进一步探寻中国农村变迁的脉络与发展的动力，费孝通先生在1957年和1981年又第二次、第三次重访江村，并在调查中发现，农村的发展仅仅依靠农业是不行的。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就通过江村的调查认为“乡村工业是有前途的”。在《禄村农田》的调查中，费孝通发现，与江村不同，禄村手工业不发达，禄村经济结构的中心在农田，工商经济的发展对这个村庄影响不大，禄村的经济来源来自农产品的对外输出。从费先生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对乡村发展的关注，从城乡关系、未来变迁的角度来看待乡村社会的未来发展。在20世纪初，费先生基于对农村调查的实践，对农村的现代化变迁给出了基本的判断，同时基于农村发展的现实需要，在随后的研究中也给予了诸多的政策建议。^[2]

周大鸣先生基于对凤凰村的调查在《凤凰村的变迁：〈华南的乡村生活〉追踪研究》中，在文化变迁的理论视角下，通过多种实地调查方法，研究了作为华南汉族村庄的凤凰村，在新中国成立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生活变迁、家庭的主要职业与主要的经济来源，从1918年到20世纪末的人口变迁状况。详细研究了这个村庄的人口与生育以及人口流动状况。在婚姻方面，周大鸣从婚姻风俗的变迁、婚后的居住模式以及婚姻圈等方面，探讨了婚姻的变迁动向。在家庭领域研究了婚姻对家庭的影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的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事务的内部决策分工，以及变化中的分家行为。在老人赡养方面，研究了凤凰村的轮伙头现象。在研究中发现，随着文化变迁，凤凰村的宗族信仰也在发生变化。在风俗方面，凤凰村的部分信仰得以复兴，如在村庙与祭祀方面，显现出传统的部分回归。在国家与村落社区的关系方面，周大鸣从政治演变的角度记述了凤凰村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后村落治理的变迁。在村庄教育方面，阐述了文化认同与乡村教育的变化。在最后，周大鸣详细分析村庄变迁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推动的多元动力。

无论是费先生对江村的研究还是周大鸣先生对凤凰村变迁的细致描述，为我们了解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非常详尽的资料，这些资料为研究农村社会的变迁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

（二）宏观层面对乡村变迁的研究

关于乡村变迁的研究很多学者从宏观层面进行论述，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基于功能主义的视角，《乡土中国》从宏观视角展示了传统乡村社会的结构性特征，无论是有关差异格局的描述还是关于长老统治的治理方式的记述，都是从宏观层面给出了乡土社会特征的“理想类型”。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农村变迁的加速，现代化的特征不断注入乡村社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诸多学者从不同的侧面对中国乡村社会发生的变化进行描述。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贺雪峰，他在《中国农村社会转型及其困境》一文中认为，传统农村社会通过农民对村落的认同以及农民在村落的内部合作，阻止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站在国家角度看，中国是一盘散沙，这一盘散沙的沙粒是一个个宗族村落。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阶级话语的建构，打破了村落与农民的传统关系，农民对村落的认同降低了，提高了对国家的认同。

贺雪峰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农村的社会治理模拟了中国传统社会，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的流动，在生产队基础上形成了政治整合的力量。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社会逐渐地由一个熟人社会转变为半熟人社会。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消费文化的普及，使得传统的规范、制度约束难以发挥作用，传统的价值观被离散，人们的金钱意识增强，对物质的追求动力加大。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变得不稳定，人生“兑现”压力加大，人际联系迅速理性化，地方性的传统和文化，被市场导向的消费文化所取代。^[3]

在农村社会关系方面，一些学者也对农村改革开放以来的变迁进行了研究。杨菊华认为农村差序格局发生了变化。差序格局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传统的农村社会的社会关系就像一块石头投进湖水中，在湖面上形成了以石头（个人）为中心的波纹，一圈一圈，离中心越远，波纹越淡，就像与个人的关系一样，远近亲疏不同，这就是“差序格局”。杨菊华认为，差序格局发生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里，传统乡土社会时期经济自给自足、人口不流动、封闭性和排他性是其特点，这一时期政府的行政控制相对薄弱。伴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发展，现代化因素进入乡村社会，姻缘关系与拟血缘关系渗入差序格局。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利益成为决定人们关系亲疏的重要维度，与此同时，差序格局所包含的社会关系范围在扩大。也有一些学者根据农村社会关系的变化提出了“利、权、情”秩序的新观点。随着部分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村庄的经济活动发生了变化，为了有利于工业活动的合作，以原有的社会关系为基础，村庄社会关系发展出“拟似家族”的网络和连带关系。甚至一部分农村新的社会关系就是把家族连带的关系模式扩展到非家族关系中。从关系的内涵来看，主要起作用的仍然是“利、权、情”的规则和秩序。差序格局在工业化的农村仍然大量存在，但是注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内涵和形式也发生了部分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对农村的社会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利益原则渗透到日常生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4]

一些学者从农民与集体的关系入手对农村社会的变迁进行了研究，认为传统社会中个人与社会及多层组织之间的外部联系具有明显的“单向性”。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血缘关系和家族的利益是人们交往和信任的基础，也是人们的共同纽带。以家族为基础，人们守望相助、互相信任，对家族形成重要的情感依赖与归属，最终形成血缘共同体和家族共同体。由于自然经济的作用，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主要以血缘为主轴。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新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传统的家族组织被离散。在农村基层普遍建立了政党组织，农民的生产、生活被纳入了统一的政治、经济体系中。但是从总体上看，新中国虽然在很多方面对农村的传统进行改造，但是由于经济的特点，农村的封闭性并没有被打破。在那个时期以集体经济为基础，农民很长时间之内都生活在人民公社体系内，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治、经济管理体系中生产、生活。作为最基层的组织“生产队”成为基层生产的共同体。改革开放后，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获得了经济的自主性与独立性，也获得了城乡流动的权利，由于集体经济基础的破除，农民对集体的依赖与认同大大减弱。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的经营模式多样化，农民的谋生方式不再单一，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居民的身份、职业、观念等逐渐分化，农村的同质性被打破，农村日益呈多样化与异质化发展。同时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政策也使得农村的封闭性被破除，农村社会逐渐融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呈开放性发展。建立在集体经济和政治控制基础上的农村社区或基层共同体走向衰落，而农民对于原有的集体及村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已经淡化。^[5]

在农村社会治理方面，一些学者对于近代以来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变迁进行了研究和梳理。在传统农村社会，完成社会管理的整合机制主要是礼俗，而不是科层体制中的法律与法规，这种社会管理体制的形成根植于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在传统中国，国家政权并未真正下沉到基层乡土社会之中，在基层的管理主要是由士绅阶层来完成的。在伦理本位的传统中国，传统伦理既是整个社会的基本构架，也作为非正式的制度使得农村社会基层通过这种软性管理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逐步推进，20世纪初至1949年之前的治理机制中，政治权力的控制作用加强而社会整合削弱。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时期国家的政治整合作用通过意识形态、政治体制、计划经济模式等得到强化。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控方式，村集体代表的国家控制了农村生产、生活的一切资源，农民被纳入到无所不包的治理体系中。传统礼俗和伦理道德被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取代，这个时期，社会的政治中心、意识形态中心和经济中心高度统一，国家具有超强的动员能力，被称为“总体性社会”。通过改造原有的组织形态、再造新的组织体系，农村建立了农村合作社、生产队、妇女协会等组织，农村原有的宗族组织被解体，农村基层组织被纳入了政府统一的权力组织架构中。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执行，国家对农村的政治整合逐渐减弱。由于农民对村集体经济的依附性被解除，乡村干部与农民个体的纵向隶属关系明显减弱，农民对集体资源的依赖性大大降低，农民在生产、生活领域被赋予了更多的自主性。在价值观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城市文化的影响，农民的价值取向也呈多样化的特征。在一部分农村，传统的宗族形式开始复兴，宗族的认同得到强化。由于市场经济及现代话语的影响，农村的现代化特征日趋明显。从总体来看，随着国家在农村基层的部分权力让渡，这给农村社会整合力量的重新发育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以及个体化社会的到来，各地社会整合力量的回复与重塑的情况千差万别。一部分地区在传统的血缘、地缘纽带被离散后，伴随着国家政治整合的减弱，新的治理机制并未重新建立，从而使一部分地区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