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耀性科技项目与迷失的守门人

9.炫耀性科技项目与迷失的守门人——兼论科技大投入一定会有重大成果产出吗?

前段时间看到一则消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2007年度立项项目前两年经费预算和2004年度立项项目后三年经费预算，经过预算评估和审核程序，初步方案已经确定。”(科学网，2007.9.14)笔者根据这条线索，到科技部网站查阅相关信息，得到的数据如下：这批973计划项目，共资助157项项目，合计总经费金额为19.88亿元，平均每个项目的经费大约是1 266.3万元。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国力是增强了，已经进入敢于对科技进行大投入的时代。即便在国际上，这种规模的项目也算是大项目了。然而这里存在一个遭到普遍质疑的、基础比较薄弱的预设：即大投入一定会有大产出。这种预设是很成问题的，科学史研究已经证明了这种预设是不可靠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投入大笔经费力图攻克癌症计划的失败就是明证。另外，我国科技评审体制的不健全，导致了重大项目的评审一直成为人们普遍诟病的话题。为此，笔者认为有如下四个问题需要认真反思：首先，在中国目前科技体制下，重大项目立项是否有扩大的必要?其次，“863”、“973”等重大项目的产出效率如何?其三，我们的科技战略是应该求大还是应该务实?其四，很多重大项目日益成为某些人或机构的炫耀性商品，与科研投入的初衷已经彻底南辕北辙。

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重大科技项目的规模应该严格控制，除了事关国计民生和国防安全的重大项目之外，其他项目完全没有必要采取这种模式。不是说重大项目不重要，而是目前的评审对于所谓的重大项目的界定有问题。什么是“重大”的概念存在严重的语义模糊现象，判别标准是什么?更棘手的问题是由谁来做出鉴定?实践证明，所谓重大科研项目事后被发现存在严重问题的事件已经发生多起了。对于我们这种科技刚刚处于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资源稀缺性的硬性约束，这种担心实在不是杞人忧天。

第二个问题更能反映重大项目的产出是严重低效率的。据学者们考证： 2001—2005年大陆学者在《Science》、《Nature》上发表的文章共计107篇，其中28篇完全由内地学者和研究机构完成。从科技部的网站上可以看到：2001—2004年立项的973项目总数为102项，如果加上2005年的立项肯定超过107项，即便这107篇高档次文章全部是973项目的产出，可以说造价也够昂贵的。由于国内许多重大项目招标时都是轰轰烈烈、信誓旦旦的，然而到结题时总是悄无声息不了了之，具体产出资料也无从查找与对比。相对而言，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产出效率肯定比所谓的重大项目要高。笔者曾与朋友戏言：这些基础研究的重大项目都应该以《Science》、《Nature》、《Cell》等为结题条件，否则就对不起这些宝贵的科技资源。假设以500万元为一篇高档次论文的成本(这个价位在国际上也是可以的)，那么，今年公布的973项目的投入经费也足以完成接近400篇这类高档次的文章。至于最终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笔者一直认为：资源的高度集中，其使用效率一定是低下的。这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决定的。更何况在项目申报中存在的预算最大化倾向、评审中存在的诸多防不胜防的弊端以及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结果的影响，导致很多所谓的重大项目都是科学场域内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重大项目的立项都应该严格控制。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科技资源不被浪费，否则当一项重大项目没有产生任何有价值的结果时，这个损失将完全由国家承担，而当事人没有任何风险。这种局面如何能够调动研究者的积极性呢?反而刺激了不择手段哄抢科技国家资源的热潮。在笔者看来，应该坚决减少这些大而无当的项目评审，全面采用经费贷款制与成果赎买制，这样风险将由国家和个人共同承担，同时也避免了那些低效甚至无效的科技评审制度。节约的这部分评审费用可以用来制定科研成果的等级制以及奖惩措施。只有在这种氛围下，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热情。试想：不论任何资历和地域的中国科研人员只要在《Science》等高档次的杂志上发表了论文，国家就用500万元来赎买。至于其他级别的，相应地降低赎买费即可。那将出现怎样的情形呢?简化不必要的科研控制环节，恰恰最大限度地压缩了权力与权威部门设租与寻租的空间与边界，而且对于打破长期束缚中国科技体制的官本位思想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对于第三种情况，笔者认为：中国的科技战略应该追求务实而不是片面求大求全的发展策略。换言之，科技战线拉得太长，我们国家的财力跟不上，如果一味求大求全，将导致中国科技发展链条出现断裂。就拿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最多的2006年来说，当年投入的RD经费也就折合为400亿美元，总量仅比哈佛大学一个财政年度获得的捐赠额(约360亿美元)多一点。在这样的总体背景下，合适的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对于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田忌赛马”的故事对我们今天的科技战略的选择来说很有借鉴意义。如果我们一味地采取重大项目，力图全面开花，无异于用己之短与发达国家固有之长相比拼，由于我们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不是人家的对手，结果可想而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优势集中于第二层次，那么我们将是赶超战略的胜者，待有了基础后，再追求第一层次的比拼，自然胜算几率加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的大投入与实际的重大成果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第四种情况，即把重大项目当作满足某些人或机构虚荣心的一种炫耀性商品的价值取向日益变成当下中国科技界的一种潜流。这种情况严重地降低了科研资源的利用效率，也极大地挫伤了科技共同体的创新积极性。炫耀性商品的概念的由来是经济学家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来的。他把商品分为两大类：即炫耀性商品和非炫耀性商品，非炫耀性商品只能给消费者带来物质效用，而炫耀性商品既能给消费者带来物质效用又能给消费者带来虚荣效用。所谓“虚荣效用”主要是指消费者通过消费某种特殊的商品而受到其他人的尊敬、羡慕等感受所带来的满足感。反观当下，中国的各类科研院所的宣传文字不难发现对这些炫耀性商品的介绍：如本单位承担了多少“973”、“863”项目，拥有多少杰青基金获得者等等。但奇怪的是，很少介绍本单位取得了多少世界瞩目的科研成果。由此可见，科研的大投入与重大成果的产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前些日子笔者在开会期间，曾听朋友说道：各985高校都在年底突击花钱，因为一旦花不了，就将被收回去，同时影响本单位下年度的预算拨款。朋友说，看到如此糟蹋纳税人的钱感到心疼啊，但不花又不划算。我们还可以推论一下，全国有多少科技工作者在最有创造性的年华里无法得到任何资助，在窘迫中终老一生?如此可见，这种情况在当下是多么严重。当所有的重大项目日益演变为某些人和机构的炫耀性商品的时候，这已经严重背离了科研投入的初衷。一个国家在一个给定的时间内投入科研的经费总量是有限的，在这种背景下，炫耀性经费过多，必定会导致真正用于科研的经费减少，这样就严重地削弱了国家对科技共同体的投入力度和广度，也伤害了共同体内部运行的承认与认同机制。坦率地说，炫耀性基金的大量出现，正在危害中国科技体制的根基。联想到很多重大项目立项背后的利益博弈，实在是美好愿望下的错误选择。基于这种考虑，应该大量缩减那些炫耀性的重大项目，而扩大非炫耀性项目的比例，否则我们的各类重大基金项目有日益变为如名牌高档手表遭遇的尴尬处境：准与不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某些人或机构的面子与感觉。因此，笔者很赞同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的说法：基金会是当代知识分子生活的守门人。问题是如果守门人睡着了或者冬眠了，那么知识分子该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