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时代的生命迷惘与人性沦丧

二、科技时代的生命迷惘与人性沦丧

科技时代是“生之迷惘”在高低不同的层次上普遍泛滥的时代。工商科技文明的社会后果，并非生命问题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某种程度的解决和安顿，恰恰相反，在物质进步、科技昌明的现时代，贫富的两极分化使全球饥饿人口日益增加，发达社会中的普通群众必须每天疲于奔命才能生活，“疲劳死”、“工作狂”、忧郁症以及各种精神疾病，层出不穷；少数享有特权的富人和权贵们为了金钱和权力付出了人格变态的代价；大众付出的精神代价是日益使自己平庸，并成为各种拜物教、偶像崇拜以及五花八门、稀奇古怪乃至残暴罪恶的邪教的牺牲品。

科技时代是文化衰退的时代：“今天我们全都意识到：人类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这就是技术时代，它似乎将人类过去几千年中在工作方法、生活方式、思想和信仰方式上的一切，一扫而光……最明显的是：现在正是精神贫乏、人性沦丧、爱与创造力衰退的下降时期……精神本身被技术过程吞噬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在其专业之外表现出惊人的愚蠢；也可以说明为何如此众多的技术专家在其任务之外智力极其贫乏……这也可揭开变得越来越非人性的世界缺乏幸福的秘密。”^[3]

现代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人性。雅斯贝尔斯深入剖析了现代技术的本质及其文化后果：“技术是一个科学的人类控制自然的过程，其目的是塑造自己的存在，使自己免于匮乏，并使人类环境具有诸事取决于自己的形式……通过这种方式，人类的工作方法、工作组织和环境发展改变了人类自身……现代技术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人类的命运。”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的根本区别在于：古代技术是自然的延伸，自然的内在生命没有遭到戕害；现代技术则控制自然、操纵自然，从而戕害了自然的内在生命。人类越压制自然，自然就越报复人类：工厂建立之处，就是风沙肆虐之处。机械化大生产把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大工厂，人变质为大机器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零件：“在此过程中，人类已经并正在丧失其一切根基。人类在地球上已成为无家可归的人。他正在丧失传统的连续性。精神已被贬低到只是为实用功能而认识事实和进行训练……今天我们的生存已不可能发现合理的生活形式。”^[4]

现代生活造成个人存在的虚假：“他不得不戴着假面具生活，不得不根据形势和对象，更换自己的面具。他总是说‘似乎怎样’的话题，而不是使自己实有所获。最后由于这些假面具，他简直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人靠机器哄骗自然，最终结果是哄骗者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单调沉闷的机械劳动使人冷漠自私又喜怒无常，混乱的思想带来的是盲从、绝望和空虚。人被迫背井离乡，好不容易在机器旁找到一个位置，而这些无人性的、冷漠的机器将占据他一生最好的年华，直到他因年老多病而被抛弃。“人类生活的范围在过去和未来两个方面都大大受到限制，他丧失了对其文化遗产与终极目标的探求，他仅仅生活在现存之中。但现存也日益变得空虚，他越少由记忆的实体支撑，便越不能孕育已萌芽的未来可能性的种子。工作仅仅是劳累和匆忙，花费精力之后精疲力竭，两者都缺少思考。在疲累中，除了本能、对快乐和感觉的需求外，什么也没有留下。人类靠电影和报纸生活，靠听新闻和看电影活着，到处都在机械因袭性的范围内。”^[5]

现代生活在奴役个人的同时，也毒化了公共生活。雅斯贝尔斯回顾了自古代以来人们对“劳动”的看法：希腊人认为只有智力低下者才从事体力劳动，一个理想的人应当完全不劳动，只从事政治、体育、艺术、哲学；犹太教和天主教把“为财富而操劳”视为进入天堂的最大阻碍。只有新教徒认为劳动是巨大的赐福，加尔文教派认为，劳动的成功是被上帝选中的象征。马克斯·韦伯据此认为：宣扬辛勤劳作、发财致富的所谓“新教伦理”促使“资本主义精神”的成长。有的学者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的真正动力并非什么“新教伦理”，而是人类原始的、贪婪的敛财本能，古代社会通过宗教、道德等对其加以约束，现在这种本能却受到现代社会的鼓励，致使一切宗教和道德对本能的约束毁灭，物欲因此泛滥成灾。雅斯贝尔斯分析了“劳动的两重面貌”：熔铸了人类创造性的劳动，不仅满足了人类的物质需求，更体现了人类的尊严；而机械化劳动则剥夺了人类的创造性与尊严：“人类本身变成了被有目的加工的一种原料。以前人本身是全部的主旨，现在则变成了手段。人们允许一切披上人道的外衣……但凡这种意图要求之处，人道都受到严重损害。极大的力量伴随着极端的残酷。”^[6]

现代技术要求采取大规模的组织形式，于是整个人类生活被笼罩在官僚统治的冷漠僵化之下，活生生的人被硬性塞入各种荒谬的规格中，现代国家的警察司法机器以强制性的暴力、教育考试机构以及新闻传播媒介用貌似温柔的“意识形态的暴力”维持着这种统治。雅斯贝尔斯主张区分“人民”和“群众”：人民是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文化传统的统一体，而群众则意识不到自我，千人一面，数量极大，缺乏个性和文化传统，没有基础，一团空虚。群众是宣传蛊惑的对象，不负责任，任人摆布。现代技术造就了这样的群众，他们眼界狭隘，不能预见未来，缺乏深刻的、值得回忆的生活，从事强制性劳动，以刺激消磨时光，以爱情、忠诚和信任进行欺骗，玩世不恭、一盘散沙，只会向台上的明星鼓掌。危机时刻，丧失理智的群众是独裁统治的基础，他们心甘情愿被独裁统治送入战争或动乱的火坑。

雅斯贝尔斯富于诗意地写道：“作为人民，我在内心自我中体验翱翔于生活之上的音乐。”那是拥有独特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文化传统的，拥有独立的精神生活、内心感受和价值信念的，与社会群体既水乳交融又独立不倚的个人、强大充实的自我的统一体。而群众则是官方或主流“意识形态”手中的玩物。“意识形态是思想或概念的复合，它把自己作为解释世界和人在其中地位的‘绝对真理’提供给思想者，它引导思想者在各种对它有利的意义上，出于自我辩护、困惑不解和逃避的目的，完成自我欺骗的行动……我们的时代既产生意识形态又识破它们……极其大胆的反省、全部诚实的先决条件，已经沿着意识形态之路退化……在绝望中产生了幻觉的需要，在个人存在的枯燥无味中产生了感官的需要，在软弱无力中产生了去侵犯更弱者的需要……当一个人对自己不满时，肯定归咎于别人。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是，他至少是一个反对派。”雅斯贝尔斯从分析现代人的盲从与道德堕落，进而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形式——“民主”进行质疑和批判：“形式上的民主——自由、平等、无记名投票，就其本身来说，并非自由的保证，毋宁说是对它的威胁……因为大众并不真正了解他们赞成什么。”^[7]

哲人之见可谓切中时弊：尽管权力制衡的政治制度是人类迄今为止摸索出来的最好的政治制度，但这种政治制度的良性运行却需要一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既然“民主”是“民众当家做主”，则“民众”具备“当家做主”的能力，就成为决定民主政治良性运行的关键。然而，随着现代生产、现代国家和现代技术日益把“人民”转化为“丧失基本判断力的群众”，民主政治就蜕变为马修·阿诺德所谓的“群氓政治”，一些花言巧语的政党和政客，借口“群众利益”以售其奸，20世纪的许多政治灾难以及当前全球的生态灾难一再证明了这一点。“等大多数人走上歧途之后，世界就变成顺从的找座位者和低贱的阴谋家的剧场，他们不知区分真假善恶，仅仅是权力机构的工具。”^[8]现代政治与大众传播媒介，把人类社会强行改造为一个“正在上映电影的剧场”，强光始终射向经过精心设计的银幕，大众的视线被强制固定在银幕上，而对银幕以外的真实世界的一切无法逼视，同时，所有独立的内心生活都停止了，大众跟随着银幕上的人物而喜怒哀乐，大众以为银幕上的生活才是真实的生活，一切价值判断都被银幕塑造，卑鄙的阴谋家则冒充领座员，将乍入“技术时代之黑暗”中的人类领入陷阱。

雅斯贝尔斯认为，造成这一现代人性“黑暗”的因素，包括缺乏信仰的启蒙运动、越出自由和理性的轨道、为专制和暴力留下余地的法国大革命以及宣称自己拥有绝对真理的、以费希特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其中最具根本性的，则是“欧洲人通过科学和发现引起的技术革命”，它“是对于自然和人本身的破坏。不断谋杀生物的过程将最终导致总体的毁灭。”“与此同时发生了历史的中断，发生了对过去的破坏和淹没，其规模是几千年历史中无法比拟的。”回顾近代历史，雅斯贝尔斯引用瑞士心理学家路德维克·克拉格斯的话说：“在19世纪，地球的本体已脱离了地球。”同样的对文明危机与崩溃的预感也出现在歌德、席勒、托克维尔、伯克、卡莱尔、罗斯金、爱默生、惠特曼、马修·阿诺德、波德莱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笔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显露出落日之照的，不仅是欧洲，而是世界所有的文化。”^[9]

现代文明正在敲响自然、历史和人性的丧钟。只有当你能够想象一个初中学生仅仅因为考试成绩稍稍下降，就向批评他的亲生母亲抡起斧头，你才能理解我们的时代，人性已经沦丧到何等程度！“一个完全困惑的时代应是丧失本体的结果。”雅斯贝尔斯富于历史感地写道：“人类整体和一切旧文化已被拖进共同的破坏或复兴之川……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人性新的急剧质变，它不是轴心时代的重复，而是与其根源不同的事物……过去的急剧转变时代都是地方性的……而现在发生的事件全都是决定性的，再没有任何置身局外的东西。”^[10]全球化把人类紧密结合为一体，人类文明一荣俱荣，一毁俱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