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组人工修饰的伦理问题

§ 9.3　基因组人工修饰的伦理问题

本节将讨论有关遗传病的基因治疗、灵长类哺乳动物的转基因研究和正在迅速发展的合成生物学（synthetic biology）等基因组人工修饰和工程化改造研究可能涉及的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

20世纪是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最快的时期。然而，随着核技术、化工技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技术的变化会给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环境，甚至我们自身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德国哲学家乔纳斯（H.Jonas）早在20世纪中叶就意识到了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的无节制地延伸会对传统的伦理观念造成冲击。因为许许多多乐意接受和应用新技术的人并不知晓这些技术是如何设计和操作的，更不知晓它可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认为技术伦理的核心问题是让人们充分认识和理解技术变化可能带来的非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为此，乔纳斯在1984年出版的专著《必须承担的责任：技术时代的伦理探究》中提出，应该建立一种对技术进行科学的社会、环境和伦理预测和评估的系统。他主张：“风险分析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责任。”

我们对于以转基因为基础的生物技术的伦理关注远远甚于对航空航天、现代通讯、机器人制造和逻辑可塑性极强的计算机技术等非生物高技术的伦理关注，其根本原因是生物技术实现了对生命的物质基础——基因组的人工操作。然而，所有生物的基因组在生物演化上与人类自身的基因组是密切相关的，并可以通过某种自然的或非自然的途径成为人的基因组的一部分，再加上宗教因素就更加复杂也更加敏感了。多莉羊的出生何以能激起这么多人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应？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只羊的问题，而是我们人类自身的问题。我们有一种伦理责任：在技术时代尽力维护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系统的完整性，以及自然系统各层次之间的相互适应性和系统的自稳定性。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政策制定者要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今天的决策对现在和将来都会有影响。我们当然不能因将来可能出现的风险而漠视人类今天面临的贫困、饥饿、疾病、环境污染、人口膨胀等迫切问题，也万万不能只顾当前的功利而不顾将来的风险。试问，当1973年第一个转基因细菌出现时，有谁会想到转基因技术在这么短的40年左右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呢？那么下一个40年又会怎样呢？

人类对自然的干预总是存在的，人对自然的认识就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为了人类今天和明天的福祉，我们不能以非道德和非伦理的态度来对待自然界，而要力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和谐和中庸。历史表明，人类的科学和技术实践有的时候会比人类的理论思辨走得更快、更远。

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甚至生物学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很少考虑与自己工作相应的伦理问题。然而，科学与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不得不严肃地思考科学与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对人自身的社会价值甚至对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影响。如果说现代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ique，IT）的发展深刻而全方位地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方式、范围、速度和内涵，那么生物技术（bio-technique，BT）的发展将有可能改变我们身体的结构与功能。以转基因技术为主要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能通过插入、剔除或修饰基因来改变生物体的基因组，借以改变生物体的结构与功能。转基因技术所修饰的基因或基因群可以是来自物种内部的，即种内转基因，也可以是来自另一种动物、植物或微生物，即种间转基因。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