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媳关系讨论

婆媳关系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敏感和尖锐的话题。当婆婆在日常活动方面需要帮助时，媳妇提供了最大的帮助，这说明婆媳同住时婆媳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符合传统的婆媳规范，也与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一致(李小春等，1987；张杰，1987)。但是，在2002—2011/2012年这10年间婆媳同住的比例不断下降，反映了婆媳间居住距离拉大的社会现实。

对于婆媳关系是否对女性老人的健康/死亡风险造成影响，学界的意见并不统一。在这一章，使用2002年和2005年的跟踪数据，就媳妇帮助对女性老年人的死亡风险影响做了分析。在控制了一些社会人口、健康、生活方式、交互作用和frailty变量以后，总体样本和城镇样本中得到媳妇帮助直接降低了女性老人死亡风险，这与一些学者认为媳妇对老年人的支持有利于老年人的精神健康结果一致(Cong et al，2008)。总体样本和农村样本中的婆媳同住也直接降低了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这可能跟城乡两地女性老人的居住安排不同有关，在农村，较多的女性老人与媳妇同住，能直接从婆媳同住中得到一些福利，从而降低其死亡风险；在城镇，女性老人与媳妇同住的较少，但只要是媳妇给女性老人提供日常帮助，其降低老人死亡风险的效应很快就显现。

紧接着，本章使用2002—2011/2012年的数据，使用倾向值加权的分析方法，同时考虑加入frailty因子，考察婆媳同住对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作用方向和大小。本小节的分析结果揭示，在样本平衡的基础上，无论是总体样本还是分年龄、分城乡的样本，婆媳是否同住都没有对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构成显著影响。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在控制了包括frailty因子的一些控制因素下，加权前后婆媳同住变量对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作用有所高估和低估。对于总体样本而言，加权前婆媳同住对女性老年人的死亡风险的作用比ATT加权下有所高估，而在低龄、高龄和城乡样本中都有所低估。因此，我们认为婆媳同住对于女性老人死亡风险的作用从长时间来看不具有显著的作用，可能原因是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没有考察婆媳之间的其他关系，例如感情支持或互动等方面，无法在控制其他婆媳关系变量的情况下得到婆媳同住的净影响。结合2002—2005年数据的分析结果，我们看到在控制了婆媳同住情形下媳妇帮助降低了女性老人的死亡风险，同时，在控制媳妇帮助的情形下也彰显了婆媳同住对女性老人健康长寿的保护作用。因此，本章的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和睦的代际关系降低了老人的死亡风险假设。

这一结论也与当下一些文献中提到的老年人自杀数量上升有所不同。据有关部门统计，2011年我国85岁以上城镇与农村老人的自杀率分别高达39/10万和93/10万，而25～29岁城镇与农村青年人的自杀率分别为2.6/10万和4.2/10万(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13)。其中老年人自杀的原因多种多样，不能单单归结为婆媳矛盾或者代际矛盾，另外的原因可能跟样本有关。本样本中的女性老年人在80岁及以上的高达九成之多，如果按照20岁算一代计算，这些女性老年人的媳妇也有五六十岁了，这部分媳妇在思想观念上跟当今二三十岁的年轻媳妇不同，可能她们更具孝道精神，把伺候婆婆当作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当前年轻的媳妇可能观念不一样。

另外，分析结果也表明，加入frailty因子之后，模型中绝大多数变量系数的绝对值有增大的趋势，同时绝大多数变量的显著性水平有所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