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超我的作用
既然传统政治学难以有效地解决冲突，那么冲突应当如何解决？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认同在情感联系中的作用，这种情感联系得以发展“超我”，而“超我”是人格中的管制者，是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分，能够抑制“本我”的冲动，维持个体的道德感从而回避冲突，一旦“超我”发生作用，就能从个体行动者的心理内部主动地停止破坏行为，从源头解决不安定的发生。因此，拉斯韦尔认为，要从根本意义上解决社会冲突，只会“事后诸葛亮”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采取措施深入个体的人格内部构成，通过培养控制力和引导力良好的“超我”，将行动者对外部世界的看法进行重组，如此一来，便能釜底抽薪式地解决人格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实现人格内在结构与外部社会的协调，最大可能地消除不安全感。
简言之，拉斯韦尔所谓预防的政治，就是通过适当缓解社会中的个人心理紧张来避免被移置到公共领域的冲突。
2.依赖于精英的解决之道
为了实现预防的政治，拉斯韦尔也提出了相对具体的实施策略，而他的观点表现出了“精英主义”的倾向。在《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一书的开篇，他便直言政治学是关于权势人物的研究。但是不同于帕累托所关注的政治精英或统治精英，拉斯韦尔的精英定义是与特定的价值相对应的，从前文关于人格理论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知道人们追求多种价值，而存在着多少种价值，也就存在着多少种精英。在预防政治的实施层面，拉斯韦尔关注的是经过特别训练的管理者和社会学家，这其中既对应了权力精英也对应了知识精英。在拉斯韦尔看来，由于他们受过教育和训练，这些管理者和社会学家能够培养出具有控制力的超我并且加以运用，使他们在面对外部世界的变动时更能克制负面情绪，在心理层面主动地实现内在协调。
在拉斯韦尔关于精英和民众的论述中，常常把民众看作是非理性和相对无知的，容易受到政治家的煽动和利用，由少数精英来掌握权力对大众进行控制似乎是无可避免的。[36]
在发表于1948年的《权力与人格》中，拉斯韦尔对政治精英的作用作了具体的论述。领导执政需要注意的事项有二：其一，减少挑衅（reduce provocation），即把挑衅性的危机控制在最低限度；其二，行动积极（act positively），即唤起和维持有效的分享价值的期望。前者在于减少人们的负面情绪，缓解和疏导人们情感的紧张、不适，使之保持在可控制的层面，譬如示威、游行、静坐等，尽管一些领导人不愿意看到此类行为，但拉斯韦尔肯定了这些政治行为的作用，通过这些行为，人们的不满得到了释放；后者对领导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领导者要引领大众，培养他们积极的价值观。
在预防政治的理论中，拉斯韦尔对于普通民众的这种假定似乎没有变化，人们易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未经训练的人们无法协调超我、本我与自我的张力。为了消除更多人的内心不安定，在更大范围内预防冲突，拉斯韦尔提出了教育的重要性问题。拉斯韦尔所说的教育不同于普通的学校教育，而是针对消除个人紧张而进行的人格教育，这种教育旨在培养前文描述过的管理者和社会学家，通过接受人格理论方法，学习精神分析理论，培养相应的人格。为了使个人和社会紧张能够得到缓解，未来的社会学家和管理者们都需要培养上述的工具性能力。
总体来看，拉斯韦尔的预防政治带有浓厚的精英色彩，实现预防政治需要精英的指导和教育，而教育的过程也是一个培养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过程。由此可知，拉斯韦尔对民众心理状况的预设是不太乐观的，他在经过了大量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后，既对现有问题提出了全新的解释，也沿着这条全新的路线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希望将研究成果应用于现实领域，解决现实问题。
在《世界政治与个人不安定》一书中，拉斯韦尔提道：“世界的稳定秩序的前提条件是一个标志性和实践性的普适性实体，该实体支持通过和平的途径宣传自己的精英；而该前提条件产生了很少需要运用到极致的强制垄断。”[37]从这种晦涩的表达中透露出的信息似乎不仅仅是将预防政治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整个世界，在拉斯韦尔看来，不安定的消除和安全感的获得需要依靠精英，不仅如此，为了分享和宣传这种能够发挥消除冲突功能的价值，适度的垄断也是用得上的。
预防政治的观点得以产生，事实上可以说是从精神病理学的分析出发，对症下药提出的解决方案，从源头上阻止了精神和心理疾病的病原。
拉斯韦尔不但提出了这一理论，他还亲身实践了预防的政治。拉斯韦尔的建议受到了当时美国政府的重视，根据1963年通过的法律，美国开始建立心理健康中心系统，对心理紊乱者提供各种治疗，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类中心已超过700个，但是经过20年的努力仍收效甚微。[38]心理健康的辅导尝试与拉斯韦尔提倡的那种教育显然并不同质，但即便是前者，这样更容易进行的尝试也需要大量的投入和时间，依靠精英的指导和宣传来实现世界范围内如此众多个体的人格培养，其实现的难度是非常之大的。
归根结底，拉斯韦尔提出的预防政治，其功能与局限是一体两面的，作为一种有深刻理论基础的理念，它颠覆了传统且极富启发性，而要想成为一个具体的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实施方法，它还需要可操作化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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