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革命的成因

勒庞研究革命最多的还是政治革命，因为法国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政治革命。

革命如何发生是勒庞考虑较多的问题。在回答此问题时，勒庞谈到了解读革命的两种方法：一种是道德的，另一种是心理的。道德学家在评价事件时只考虑社会的利益，也就是根据社会的利益判断革命，他们认为“一个社会要生存和延续，基于这样的事实：必须承认一定数量的规则，拥有永不毁灭的有关善恶的标准，最终为善恶制定明确的界限”。勒庞指出，历史学家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尽管都声称自己是公正的，但实际上，“作者们看待事件就像一个画者看一处风景”。具体来说，历史学家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总是基于他的气质、性格以及特有的民族心理。而心理学家在看待事件时则不考虑功利主义的价值，就像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一样。他说，如果我们想理解历史事件中人们的行为，“我们必须如同一个自然学家一样，在蝙蝠慢慢吃一个苍蝇时不再义愤填膺”。当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尽管存在着这些不同，但是他们也有相同之处，即都考虑社会的生存，都试图通过对事实的剖析，揭示隐藏在事实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38]因此我们说，勒庞所做的就是用心理学的方法对革命进行理性的剖析。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革命的发生呢？勒庞认为是心理。

1.人们确立的信仰

革命首先源于人们已经确立的信仰。每一个时代，人们总要受传统、情绪和道德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所构成的框架指导着人们的行为，维系着人们深层次的思想观念。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人们会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些观念。于是人们的内心发生了变化，而革命仅仅是不易发觉的内心发展变化的结果。勒庞通过对路易十四、路易十六时期两位哲学家博絮埃（Bossuet）和杜尔哥（Turgot）思想的比较，得出了以下结论：路易十四时期的人们主张君主集权制，并且认为政府的权力源于上帝的意志；而路易十六时期的人们开始明确人民的权利。^[39]

2.新性格的形成

除了人们心目中已经确立的信仰之外，还有不满。勒庞认为，一个政党只要能够把各种不满汇集起来，就会形成强大的力量，足以与政府对抗。^[40]不满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具体到个人而言，不满是情感的变化形成新的性格所致。勒庞认为每个人的性格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他的习惯性心理，几乎不发生变化，其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是民族的心理；另一部分则受所经历的事件的影响，也就是说是环境的创造物。勒庞说：“我们的自我由数不清的细胞式的自我联结而成，以及祖先性格的沉淀。当社会环境没有变化时，它们构成一种平衡，具有相当的持久性。一旦这种环境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如起义，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组成的因素就会分离，重新聚集，形成新的性格。”^[41]形成新的性格需要几种方式，其中最活跃的因素是接受一种强烈的信念。推动性格变化的不是智力，而是情感，各种情感的变化综合而成新的性格。这样的情感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憎恨、恐惧、野心、嫉妒、虚荣和热情。

憎恨是情绪的表现之一。勒庞发现，憎恨不但存在于敌对的双方之间，也存在于同一派别之中。革命中的人民把某些信念看作绝对的真实，不允许党派中其他成员对这些信念有些许的怀疑与不忠，一旦出现类似的行为，即会对他们产生憎恨。除了信仰的分歧外，其他因素如嫉妒、野心和自恋也会产生憎恨。当然，等级的差距过大也会产生憎恨，如资产阶级对传统的等级制怀有深深的敌意。

与憎恨一样，恐惧在革命期间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如法国大革命期间议会的议员面对叛乱的威胁通常作出最荒谬的决定，其原因在于他们心生恐惧。

野心、嫉妒和虚荣等情感在平时受限于许多的社会限制，而革命则为打破这些限制创造了条件，为人们满足自己的情感提供了机会。如野心为社会等级所限，作为一个士兵尽管有可能会成为将军，但要服役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梦想成真。而在革命期间，一切社会秩序都被打破了，因此没有必要等待。同时，对贵族充满了嫉妒和渴望成为贵族的虚荣之心也是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平等成为革命时期最响亮的口号之一。

革命的另一项情感是热情。勒庞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热情可以与穆罕默德的信徒相比，“它是真正的一种宗教，我们可以在参加第一次国民会议中的资产阶级中发现。他们设想打破旧世界，在它的废墟之上建立一个新世界”^[42]。

那么这些情感的变化形成了什么样的性格呢？勒庞归纳为四类：神秘心理、雅各宾心理、革命心理和犯罪心理。

所谓神秘心理具有以下特征：相信高高在上的人或权力具有神秘的力量，它具体体现在某些幻象、偶像、语词和公式上。勒庞认为，神秘精神是所有宗教和政治信念的基础。政治上的神秘精神和宗教上的神秘精神也有重要的区别：如果剥去支持它们的神秘外衣，政治信念通常会消失，但宗教信仰则与神秘性能否被揭示无关。神秘的逻辑能够唤起人们情感和情绪的冲动。勒庞说：“即使理由再好，人们也不愿意为之葬送自己的性命，但却容易为神秘的理想而献身，该理想已经成为一种崇拜对象。革命的原理能够激起一种神秘的激情，与以前各种宗教所激发的情感相似。”^[43]

根据形势的变化，神秘心理在情感型、集体型和理性的逻辑当中可以占据优势，但它在雅各宾心理当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并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里的雅各宾心理并不是特指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心理，而是说这种心理在雅各宾派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而且它仍然是现代政治中最具代表性的能够发挥作用的因素之一。勒庞指出，罗伯斯庇尔就是神秘心理的代表人物。尽管罗伯斯庇尔已经死了，但是法国仍然存在像罗伯斯庇尔那样心理的政治家。他们都是政治信念的创造物，为了自己的信念，随时准备以武力强加于人，为了传播他们的理想，时刻准备着屠杀。勒庞把雅各宾心理归结为一句话——微弱的理性和强烈的激情。具有这种心理的人不是没有理性，而是相当微弱，是激情深深地支持着他们。他们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而是一个信仰者。勒庞说：“真正的雅各宾派具有强有力的深深的信仰。是什么因素在支持他们？这里有一些我们已经谈到过的神秘因素在起作用。雅各宾派就是神秘者：抛弃了旧的神灵，代之以新的上帝。语词和公式中充溢着权力，他们将其归之为神秘的权力。”对于具有这种心理的人来说，他们有一个梦，并为此魂牵梦萦。他们从未从梦中醒来，尽管想象着自己被理性主义所引导，但在现实中却是被自己的激情和神秘主义所指引。^[44]

第三种性格为革命心理。在所有时代都有不安分的精神、不安分的人。这些人或源于个体对环境的不适应，或源于过分的神秘主义，也可能是气质的问题，或是疾病引起的错乱。他们逐渐由对人和事的简单不满发展为毁灭性的行动。勒庞指出，这些“持久性的反叛者通常是高度暗示性的生物，他们的神秘心理被僵化的思想所迷惑……这种神秘的精神给他们以活力，给他们提供了暴力的借口，使他们把自己想象成伟大的改革者”。在平常时期，他们为社会的限制所压抑，因此不易被觉察。一旦生逢乱世，这些限制会被打破，他们有了支配自己本能的机会，革命心理也因此显露出来。对于具有革命心理的人来说，动机是高尚还是卑劣无关紧要，“不管是红旗还是白旗，或是国家的解放之类隐约听说过的目标，他们都愿意为之献身”^[45]。因此，具有这种心理的人一旦付诸实践，往往是毁灭性的。勒庞在此并不是一味否定革命的精神，他强调革命的精神要发挥积极的作用，必须用理性来指导。这样的革命并不会导致极端的危险，相反却可以成为进步的源泉。拥有这样的革命精神是必需的，如果没有它们，那么人类仍然还生活在洞穴里。

如果说勒庞对革命心理还稍作肯定的话，那么他对犯罪心理则完全持否定的态度。犯罪心理主要体现在一些特定的人群身上，如流浪者、乞丐、逃犯、小偷、杀人者及饥饿者。勒庞把这些人称作文明的废物、歹徒、半罪犯阶级甚至是罪犯。在平常时期，他们慑于警察的威力，但在革命期间则没有什么能够限制他们，他们很容易为了满足自己的本能去杀人和抢劫。这些人“对已经确立的秩序所施加的限制心怀恐惧，但是一旦秩序被削弱了，他们就会加入反叛的大军”^[46]。

3.统治者的失策

如果统治者能够认识到群体情感的微妙变化并且采取必要的措施，那么革命也许不会发生。

首先，君主应该认识到自己并不是某个阶级的代言人，其职责是在各个阶级之间寻求平衡。他说：“君主应该非常清楚维护他的权力的首要条件在于不能过于单纯地支持某个阶级，而是寻求调和各个阶级。为做到此，他将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平衡。”^[47]允许一种阶级成为统治阶段，等于大权旁落，让该阶级成为自己的主子。法国即是如此，贵族和僧侣攫取了过多的权力和利益，而国王又过于软弱，无力改变这种局面，从而导致了其他阶层的不满。勒庞认为，拿破仑是此方面成功的典型。拿破仑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此时的人们已经厌倦了革命时期的无政府状态，而寻求一个主人能够使他们结合在一起。拿破仑既注意保护革命的成果，如取消特权，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注意吸收其他势力加盟，主张无论是自由派、保皇派还是雅各宾派，只要具有才能，就有机会进入政府任职。

其次，注意刚性与可塑性的适度调节。勒庞认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是由思想、情感、传统和偏见经过长时间积累而成的，它使一个民族具有力量，没有它进步是不可能的。只要一个民族具有一定的刚性，民众的心灵就能得到确立，但是这种刚性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否则将会导致心理的僵化，因此还必须使心灵具有可塑性。刚性和可塑性都不可或缺。勒庞说：“没有刚性，祖先的精神将无一定之规，而没有可塑性，它将不能适应文明的进步所带来的环境的变化。国家的精神变化过于频繁会导致人民不断的革命，过分的僵化则导致精神的颓废。”从勒庞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把群体心理的过分易变归为革命爆发的原因，因此勒庞提出：“获胜的政府还要懂得满足国家中开明的人们合法的要求。它设立议会指导预备立法及控制消费”。也就是说，勒庞试图通过法律的手段把人们的心理确定下来，同时通过控制消费等手段使各个阶层的差距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总之，勒庞认为，尽管革命的发生致使政府垮台，但“公正地说政府并不是被推翻，而是它们自杀了”。^[48]

4.各个阶层的参与

在革命发生的过程中，有的阶层必然会参与革命，譬如勒庞称之为文明废物的那些人，除此之外，其他阶层也有可能参与革命，而这些阶层则大多为人们所忽视。

首先，就贵族阶层而言，逐渐失去了旧日的职权，变得无所事事。于是他们往往追随他们的领导人，对现有的社会吹毛求疵。就像百年之后的资产阶级一样，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具有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精神，他们通过批评不断地削弱自己的特权。而在法国大革命前，发表有关社会契约、人的权利和公民平等言论的人大多是贵族。因此，勒庞得出了如下结论：最强烈的改革者在最幸运的人中间找到。^[49]

其次，保守者。最保守的人多沉迷于最暴力的革命。“因为保守，他们不能慢慢地进化，或者自我适应各种环境的变化，以致这种分离达到极端，他们就会突然地调整自己。”^[50]

最后，有教养者阶层。这些人尽管有教养，但是同样存在不宽容的态度，他们所发动的暴力甚至比一般的民众更为严重。勒庞说：“他们从不打破街灯，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却为打破别人的头做了充分的准备。革命中最严重的暴力是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干的，如教授、律师等等。”^[51]

需要指出的是，勒庞提到的这些阶层是在不同篇章出现的，因此这些阶层所指的人互有交叉。

5.软弱者的盲从

单纯的具有革命心理的人并不能够导致革命的爆发。这些人也只是社会中的少数，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发动一场革命，勒庞将之归结为群众的盲从。

如前所述，群体是轻信、夸大、目光短浅的，理性对他们毫无影响，断言法、重复法和名望几乎是说服他们的唯一方式。他们将承认任何东西，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在革命期间，群体的这种性格更加突出，最小的刺激就会导致群众产生最大的狂怒。“群体的心理受无意识的力量所驱动，他们常常说不清自己的真实意图，支持了他们原本不希望支持的。”勒庞指出，19世纪的法国，有时一个政府往往被一个微不足道的叛乱所推翻，其原因就在于群体的无知、盲从。^[52]

这些人的性格是中性的，而且占据了社会的多数。但是他们在实践中的作为与暴力的性格一样是危险的，居于少数革命的力量通常挟持软弱的大多数，这点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议会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议会中的议员来自各个阶层，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个议员都能够保持自己的个性，但是“当议会极度兴奋时，它也会变得和普通的异质性群体没有什么两样，这时它的感情就常常会表现出爱走极端的特点。可以看到它或是做出最伟大的英雄主义举动，或是犯下最严重的过失。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会完全失去自我，投票赞成最不符合他本人利益的措施”^[53]。

如在法国公会（Convention）时期，议会中有三个派别——吉伦特派、山岳派和平原派。勒庞认为，吉伦特派举止优雅，待人宽容，而山岳派则正好相反，低劣、粗俗、残酷，为人狭隘，雅各宾派是山岳派的一支，表现得最为典型。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议会中的少数，占大多数的是平原派，他们由好心的慈善家组成，优柔寡断。他们尽管有自己的思想但不坚定，而且性格软弱，站在讲坛上发表演讲时，面对不满的叫声和吵闹声，会变得犹豫不决。而在议会的外面则是全副武装的野蛮人，随时准备闯入议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退缩了，有的不敢参加会议，有的则随波逐流。最后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举止优雅、待人宽容的吉伦特派成了议会斗争的失败者，具有狭隘心理、暴力倾向的山岳派领导了议会，“强烈的信仰赋予他们巨大的力量。残酷和大胆的少数派通常领导一群胆怯和优柔寡断的多数派”。因此，国民公会由温和走向了极端。而这样的现象还在不断发生，这些好心人是诚实和聪明的，但他们缺少个性，恐惧时常控制着他们，使他们支持恐怖者灌输给他们的最坏的措施。^[54]

而且就群体的本性来说，一旦统治者的权势已衰，他们反叛的一面就会表现出来，他们永远不会原谅已经失落的偶像，必然抛弃旧有的偶像，寻找新的偶像。勒庞在谈到少数人为何能够控制法国时，举出了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他们怀有的强大信念赋予他们巨大的力量；二是这些少数人代表政府，几个世纪以来法国人习惯于服从发号施令者；三是许多既得利益者，他们在革命时购买了土地，怕革命结束会导致他们的利益受损。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勒庞把群体崇拜强者看作盲从少数人的重要原因。^[55]除此之外，勒庞还谈到了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其他两个原因：

一是政教合一所导致的危险。革命前的法国是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国王可以从宗教那里得到支持，把自己的权力归为上帝的意志。但是由于国王和宗教关系过于密切，因此对国王的统治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那就是一方不利必然影响到另一方。革命前的法国适值科学不断发展的时期，知识的不断进步使人们的心理慢慢由神学开始向科学转变，神权的衰落使王权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56]

二是军队的背叛。民众的不满、反叛的心理侵蚀到了军队，导致了军队的背叛。军队中浸染着革命的理论，他们感觉自己是新宗教的信徒，要使世界获得新生。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感召下，他们背叛了旧有的政府，击退了外国联盟军的进攻。但是勒庞反对把军队与革命时期的政府和议会混为一谈的做法，尤其反对把军队的胜利归功于巴黎革命的观点。他认为：“前线的军队和在巴黎革命的议会构成了两个分离的世界，彼此很少有影响，并且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事件。”前线和巴黎的群体尽管同为革命的理论所吸引，但是表现却是不一样的：巴黎的群体是无序的、暴力的、屠杀的，他们的要求是易变的；而在前线的军队则是由勤劳的农民所组成，他们是守纪律的，同情弱者，临危不惧。^[57]

勒庞对革命原因的探讨涉及了以前理论所没有注意到的方面。如软弱者的盲从，贵族阶层的参与，最保守的人们多沉迷于最暴力的革命。再者，勒庞对人们在革命期间心理的描述也是细致入微的，他解释了其他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一些现象。如法国大革命，传统的理论认为下层民众的生活在革命前达到了最悲惨的地步。但是一些学者如托克维尔已经证明了革命前的经济状况比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都要好，因此单纯从经济方面无法解释革命的发生，而勒庞则从心理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解释革命的另一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