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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工具及其文化价值

时间:2022-09-1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这都说明书法工具早已融入了文人的生活,文房用具也成为文人的兴趣点而与文人不可分割,其文化价值在文人的手下愈发显现。这都是书法工具的文化价值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被承认的体现。

第一节 书法工具及其文化价值

(一)书法工具

中国书法之所以有无穷的艺术魅力,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其独特的书法工具。一般来说,书法最基本的工具是笔、墨、纸、砚,即所谓的“文房四宝”,其中又以毛笔最重要。传说毛笔为秦代大将蒙恬所造,而考古发现最早的毛笔实物则是战国时期的。史籍载蒙恬造“秦笔”(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卷释书契第十九《释笔》),其笔毫纳于笔杆内,而之前的毛笔笔毫则是包围在笔杆一端的外围。可见蒙恬是毛笔工艺的改良者而非创造者。根据笔毫的特性和种类,毛笔可以分为狼毫、羊毫和兼毫三类。狼毫弹性强健,羊毫柔软丰满,软硬毫不同比例的兼毫则软硬自如,适应性最强。

使毛笔书写时留下痕迹的是墨。与现在的瓶装墨汁不同,古代的墨是固体的墨锭。从4 000年前的陶器上的墨色图案来看,墨的使用历史似乎比毛笔更早。当然,在墨锭成形之前,墨是以墨丸的形状出现的。无论墨锭还是墨丸,在使用时都离不开砚,墨与砚是配套使用的(见图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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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汉代的砚台、砚子与墨丸(配套使用)

相对于其他三宝而言,纸出现的时间最晚。一般认为纸是东汉蔡伦发明的,但考古发现西汉时期就已经有纸了,蔡伦也是造纸技术的改良者而非原创者。唐代时,安徽宣州所做的纸精美异常,被称为“宣纸”,一直流传至今。现在的“宣纸”已成为中国书画用纸的通称。根据不同特性,宣纸大体可分为生宣、熟宣和半生熟宣。生宣吸水性强,墨色层次变化丰富,适合写大行草、隶书等字体;熟宣不渗水,适合写小楷、小行书等;半生熟宣的吸水性则介于两者之间。

(二)书法工具的文化价值

书法由于与汉字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从而更多地与文人、文化发生密切联系,而书法工具长期为文人使用和关注,也被打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成为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文房四宝”和笔筒、笔架、砚山、笔洗、臂搁、镇纸等一系列书写工具经过历史的淘洗熏染,以及历代文人的把玩吟咏,加之其制作工艺的精美绝伦,已超越了其工具的表象,变得有了灵性,成为富于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载体(见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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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清代漆盘套装文房用具

第一,这一现象表现为书法工具成为文人欣赏和歌咏的对象,并开始承担了文人的某种寄托。如汉代蔡邕曾作《笔赋》,不但对毛笔的原料、功用、形态等进行了描写,而且还将毛笔笔杆的“正直”、笔毫的“圆和”提炼为毛笔的主要特征。而此后歌咏毛笔、纸、砚的文字层出不穷,如东汉李尤、曹魏时傅选、西晋傅玄等均写过《笔铭》;东汉繁钦、曹魏时王粲都写过《砚颂》,西晋傅玄则有《砚赋》,西晋傅咸曾作《纸赋》等。说明毛笔、纸、墨、砚等工具已经进入了文人的欣赏视野,成为审美对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文人的精神寄托,尤其是毛笔还被赋予道德评判的功能。如宋代苏易简在《文房四谱》中就有这样的论述:“笔有三品,或金银雕饰,或用斑竹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书之;德行精粹者,用银管书之;文章赡逸者,以斑竹管书之。”这样的工具显然已不仅是普通的物件,而且还包含了独特的文化价值。

第二,书法工具有很多别名,甚至拟人化名称,反映出人们对书写工具的喜爱。在文人眼里,书写工具不但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可以和人一样有思想感情。在使用过程中,工具就像朋友一样可以交流,相互理解。文人为它们起了很多别名,如毛笔有象管、毫翰、毛颖、管城子、中书君、退锋郎等别名;纸则有方絮、褚练、剡藤、云肪、云蓝等别名。至于拟人化的别名也很常见,如唐代韩愈的《毛颖传》称纸为楮先生,唐代文嵩的《好畤侯楮知白传》称纸为楮知白、好畤侯;墨则有燕正言、易玄光、青松子、松滋侯、陈玄、玄香太守等别名;砚也称砚田、即墨侯、石君、石友等。这些别名中透着脉脉的温情,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和明显人格化倾向,透出书法工具与人的特殊关系,以及其独特的文化内涵。

第三,由于工具的制作工艺不断改进,其质量不断提升,原本普通的书写工具也渐渐转变为相对独立的,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成为人们收藏、研究和欣赏的对象。如毛笔的笔杆与毛笔的质量并无直接关系,但是制笔者却常在笔杆上大做文章,或扩大笔杆材料范围,或在笔杆上雕龙画凤极尽装饰之能事。再如石砚,若仅为实用,无需雕刻精美的图案,也无需题什么砚铭,而实际上很多砚都有或繁或简的图案,即便是质朴无华的素砚也显得端庄简洁、雅致隽永。墨锭则更有超乎实用的倾向,制墨者将墨锭做出形态各异的花样,于其上刻铸各种图案,并自题或请书法名家题字,且施以丹青,这对墨的使用并无任何实质性影响。实际上,对毛笔笔杆的装饰、题于砚和墨锭上的砚铭和墨锭名家题字等,都是文人对其书写工具的深层内涵的肯定,也是工具文化价值的体现(见图4-3、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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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一方刻有吴昌硕题写砚铭的端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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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有名家题字的墨锭

第四,对书写工具制作工艺的研究,对其内涵的挖掘,以及人文精神的贯注,成为文人特别是宋代以后的文人高度关注的话题。如宋代苏易简专门收集历代史籍中对笔、墨、纸、砚四种工具的源流、演变、赋颂的记载,编成《文房四谱》一书流传后世。随着时间的推移,书法工具的种类不断扩展,有关文房用具的知识日渐充实,蔚为大观。明代屠隆专门将文房的各种工具的知识编成《文具雅编》,其中收录文房器具数十种。这都说明书法工具早已融入了文人的生活,文房用具也成为文人的兴趣点而与文人不可分割,其文化价值在文人的手下愈发显现。

第五,文人在长期使用、把玩书法工具的过程中又灌注了自己的人生和价值评判标准,书写工具凝结了人们的思考和智慧,并且进入到日常生活语言当中,为全社会所接受。如人们将文采斐然誉为“妙笔生花”,称赞好文章为“大手笔”、“如椽巨笔”;将辛勤的写作喻为砚田耕耘;将文字争论说成“打笔仗”、“笔墨官司”。由于毛笔笔杆多用竹子做成,挺直中空,因此,毛笔还承载了正直的道德品质,如董狐笔、“笔正则心正”成为人格正直的代名词。这都是书法工具的文化价值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被承认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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