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工程学校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央军委决定将原二局（情报局）与三局（通信局）所属的两校合并，成立“军委工程学校”（对内称“机要干部学校”），直属军委领导。校址设在察哈尔省（现河北省）张家口市东山坡一处原侵华日军的旧军营中。

学校建制为军级单位。校部设校务处、政治处、教务处、供给处等，校长兼政治委员由原二局局长曹祥仁担任。下设五个大队，大队为师级单位，其中，一、二、五大队是搞情报侦察的；三、四大队是从事通信的。我任第四大队大队长。

学生近2000人，全部从地方招收，来自宁、沪、杭等地，都是高中生，也有少数大学一年级的。此外，还有部分是原国民党部队的通信人员。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军第一所正规的高等学校。有如下几个特点：

（1）组织机构健全，从校直至中队一级，设置比较完整、齐全。

军委工程学校校部

（2）有较完整的教学计划。

（3）教师力量较强，当时还请有苏联的专家顾问。

（4）学校干部中除校长外，处、大队、中队的各级干部，都是原两校的干部，他们在学校工作时间较长，有比较丰富的管理经验。这些都是办好学校的重要基础。

军委工程学校授领军旗暨军人宣誓大会

学生有以下几个特点：

（1）总体文化素质比较高，虽有少数国民党军官，但他们全部是高中毕业生，少数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

（2）对解放军有初步认识。这批学生都是先进入由刘伯承同志任校长的南京军政大学学习三个月后，经政审合格转送入校学习的。

（3）这批学生中大多出身于中、小资本家的家庭，从小在大、中城市生活长大的，没有到过农村，也是第一次离家出远门，因而吃苦精神比较差，对于来到张家口这样艰苦的地方学习与生活，毫无思想准备。

（4）思想复杂、清高，看不起工农和工农干部，为此，政治思想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又加之敌特造谣、挑拨，如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明年3月就要到来”“共产党、解放军肯定要失败”等等，弄得一些学生思想比较混乱，尤其是一些女生，天天都哭鼻子，还出现了少数学生开小差的现象等。

为此，军委批示，学生进校后要进行3-5个月的政治思想教育。要讲社会发展史，从“猴子变人”讲起。

学校驻地在张家口市东山坡，原是日本侵略军的兵营，早已破损，大部分需要重新整修。而且，没有道路，要修十几条土马路。除此之外，还要搞绿化栽树，记得我们当时在校园里栽种了大批的樱桃树。为了保证生活，还要自己种大白菜、土豆等。

学生参加建校劳动

对于这些劳动，大部分学生开始时都不愿参加，说“我们是来学习的，不是来劳动的。”于是，我们就由干部带头劳动，如挖土、挑大筐等一些重活，都是我们干。可一些学生却说“你们是工农出身，应该干的。”言下之意，他们是知识分子，不该参加体力劳动。

开始阶段，工作非常难开展。学生进校后发的棉军衣，都是细洋布的，这对我们来说是较高级的了，但他们，尤其是女生却说“没有线条儿”，说老实话，当时我们也不懂什么叫“线条儿”。

当时，张家口天气特冷，三九天时每天都在零下38℃——40℃。经过做工作，学生们勉强接受穿上，但一到星期六下午，女生全部脱去棉衣，穿上她们原来的高跟鞋和长筒袜，跑到市中心玩去了。人们也觉得奇怪，这会儿她们为什么又不怕冷了？

生活方面全是吃玉米面蒸的窝窝头，少量白面馒头、小米稀饭或玉米糊，开始根本没有大米吃。一些学生很有钱，经常偷偷跑到外面去吃饭。这段时期，市区内的饭店生意很好，大米饭、猪肉，几乎每天都全部售完。除女生外，一部分男生也是这样。

学校虽然有学生不准随便下饭店的规定，可一到下午5时后，你也无法管他们。不少人一天早、中、晚三餐都不吃食堂，下午5时以后，就跑去饭店里大吃一餐。

后来，学校驻京办事处与后勤部联系，供应了30%的大米，40%的白面粉，其余是小米、玉米、燕麦面等。紧接着，各队又自己养猪，改善生活，学生们的情绪才逐步稳定下来。

同时，学校还开展政治教育，主要讲社会发展史，讲哲学，讲土地改革，讲阶级斗争。方法是请人作报告，然后组织学习讨论，同时配合观看电影戏剧。如晚上看《白毛女》，白天讨论两天。电影主要是前苏联的《青年近卫军（上、下集）》。

看完后，安排讨论一个礼拜，并且以队为单位，出墙报、谈体会，还采取大会辩论的方式开展大讨论。

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两件有趣的事：

(1)1949年11月的一天中午，张家口市一个黄包车夫从张家口北部地区拉着一个人走到市中心时，此人突然在车上死亡。好家伙，不得了啦！一下子，整个张家口市及周围的村民一片惊慌，纷纷传说，这个人是得鼠疫症死的。

军委工程学校开学典礼

因日本侵略者曾在张北地区我抗日游击区施放过鼠疫苗，这种疫苗是从空中传播的，无法预防，来得十分突然。凡感染者，一天左右就死亡。日军侵占时，一旦发现有这类病人，立即就将整个村庄洒上煤油，连人带房屋及牲口全部烧毁。这些事情，张家口市的老百姓都经历过，所以，一听说街上死了人，又是从张北来的，全都紧张起来。

上级命令，所有党、政、军及各人民团体，所有商店全部关门，所有人员一律不准外出，各单位不准来往。市区周围的所有交通也全部切断，北平到张家口的火车、汽车全部停在昌平、南口一带。就这样，一直持续了五六天，可苦了。开始两天，单位吃的粮、菜还够，可到了第三天，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整整饿了两天半。后来查清不是鼠疫，这才解除了封锁。

(2)1949年12月，突然有人谣传说“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爆发”。一时间，吓得不少学生号啕大哭。三大队有一个男生当时神经错乱，患了精神病，好几个人把他弄到医院，住了两个月才算基本恢复健康。

1950年4月，军委工程学校四大队全体干部合影（前排左二为作者，后排右一为夫人王炳）

学校的政治教育，几乎所有的报告都是请名人来作。但这些学生原来在南京军政大学上过学，常听刘伯承同志的报告，所以，对文人的报告很不感兴趣。

如第一次请马列主义学院的杨献珍同志来讲哲学，当时没有大礼堂，也没有正规的室外广场，每逢开大会，两三千人全部集中在一块山坡上，每人一个小扎凳。讲台是临时用两块门板搭的，上面只能坐两三个人，所有干部教师都与学生一样坐小马扎。

11月的张家口，气温都在零下30℃左右。曹校长主持会议，开头就讲，报告很重要，杨献珍同志是马列主义学院很有名的哲学家，也是我党的理论家，要求大家认真听讲，并做好笔记以便讨论。

杨献珍讲得确实很好，很有条理，论点清楚，系统性强，我们听起来很受启发。但文人讲话慢条斯理的，很斯文，本来准备讲一个半小时的，谁知不到一个小时，绝大部分人已自动走了，场上稀稀拉拉地除了干部外，学生不到200人。曹校长只得给杨解释说，主要是天气太冷的原因。

起初，我们也以为是天气太冷的原因。直到晚上干部们分头参加各班座谈讨论时才发现，学生反映说“这样的报告有什么可听的，斯斯文文、不冷不热的，听起来没有劲。我们在军政大学都是听刘伯承将军、陈毅将军的报告，那听来真得劲”等。

1950年4月，军委工程学校四大队中队以上干部合影（后排左一为作者）

第二天，校部听取各大队汇报时，普遍有这个反映。学生们讨论也讨论不起来。又过了一个礼拜后，学校请军委作战部长李涛作报告。仍在原地，仍是那样冷的天气。李部长很有风度，身材魁梧比较胖，上讲台时需由警卫员扶着。

上台后，警卫员将皮包往讲台上一放。曹校长宣布“现在请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将军作报告。”话音刚落，全场自发地热烈鼓掌。我们分析原因，由于曹校长宣布时，讲军委作战部长有个“长”字，又讲了“将军”二字，在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眼中，“将军”带“长”字，那可是了不起的人物。

李部长报告单刀直入，一上来就讲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初，关于领导权问题，在广大青年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是经过长期争论后才有了正确认识的。

李部长讲得很生动，口才也很好，既有理论又联系当前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实际，而且边讲边骂。如讲到“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时，就阐述理论；讲到“资产阶级不能领导”“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时，就举例说：“就像你们中有些人的表现，到北方就怕苦怕累怕脏，只听到个别反动派造谣，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快要爆发，就吓得发抖，有的就开了小差。你们自己好好想想，你有什么资格骂这骂那的？你们只有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彻底改造自己，背叛你原来的阶级，真正脱胎换骨，才能成为无产阶级。”“我们解放军打了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可以说，天天都在敌人的飞机大炮和枪林弹雨中生活。他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只有他们才有资格领导革命……”

1950年4月，作者（左二）与战友合影于张家口

这场报告整整讲了一个半小时，全场没有一个中途离场的。讲完后，全体学生们报以长达三分钟的热烈鼓掌。会后，反映很热烈，都说李将军讲得好，学习讨论过程中的发言很踊跃，争论也很热烈，不少学生当场表示，不改造自己就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三次，学校请了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作报告，讲土地改革问题。孙定国同志在抗战时期是决死一纵队212旅的旅长，后为决死一纵队决死第一旅副旅长。当时，我是一旅司令部通信科长，后调任纵队司令部无线电中队长，和他很熟悉。

以前，每逢有首长来作报告，学校总是先安排首长与各大队以上的干部先见见面，由校领导介绍一下。

1950年5月，作者（左一）与战友合影于张家口

这次他来也同样。我一进门，他就叫了起来：“秦华礼同志，你也在这里？”我向他敬了个礼。他说：“哎呀，有三年没见面了吧。”我说：“首长南下了，我却调后方学校来了。”他说：“那很好，学校是培养干部的地方，现在，革命发展全国胜利了，但建设需要更多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干部，你们是干部的干部，任务非常光荣！”说完，哈哈大笑起来。又问我现在在哪个单位？曹校长介绍说：“秦华礼同志是四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接着，又把其他几个大队及校部处级干部向他一一作了介绍。

孙定国同志口才很好，讲话鼓动性很强。过去在部队时就经常听他的报告。那时没有扩音设备，完全靠嗓门，他的声音特别洪亮，在野外广场上，面对几千人讲话，都能听得很清楚。他的报告很动人，特点是，讲到悲伤之处，可以使全场人都流泪；讲到兴奋时，可以使全场人都哄堂大笑。他讲话时，声音何时高、何时低，以及手势等，都很吸引人，所以听他的报告，绝对没有人打瞌睡。

依然是原来的场地。时间是1950年2月，正是张家口最冷的时候。曹校长主持会议：“现在请马列主义学院孙定国将军作报告。”一听到“将军”二字，全场立即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上世纪50年代初，作者（右）与战友合影

孙定国同志报告的题目是《土地改革：为什么要土地改革？》当讲到农民遭受地主的残酷剥削压迫那种悲惨生活时，他哭了，全场人也哭了，尤其一些女生放声大哭；当讲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闹革命，分到土地踊跃参军、保卫胜利果实时，他兴奋得大笑起来，也引起全场的大笑。他整整讲了一个半小时，没有稿子，但非常有条理。仍是那么冷的天气，没有一个人自行离开会场。

其中，当他讲到红军长征时的艰苦生活时说：“你们第四大队的大队长兼政委秦华礼同志，就是亲身经历那段历史的见证人。”这时，全场干部和学生们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其实，那时曹校长、三大队长刘凯也是长征干部，但他不认识。孙将军接着说：“华礼同志抗战时期，我们在一块工作近七年，是老战友了。”全场又一次鼓掌。

结果，从这次报告后，我们大队各中队和其他大队的学生好几次要求我给他们讲红军长征的历史和故事。

经过这一系列的教育，绝大多数学生对学校的干部有了正确认识，对干部很尊重。干部的讲话他们都很听，干部的威信也提高了。

经过三个多月的政治教育，学生们进步很大，情绪也逐渐稳定了。因为工作需要，这期间需要抽调少数人去机关做秘书工作，大家都表示坚决服从分配。

当时，学生们表现最为突出的一件事是向学校捐献。

学校没有图书馆，于是号召学生们捐献建个图书馆。结果，各大队一动员，不到半个月，就捐出十几万元，绝大多数是金首饰、金砖、金条。

原来，许多男女生入学来的时候，把金条、金砖缝在棉裤腰里，这些，事先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问，你们哪来的这些金条、金砖？他们说：“是父母给的。”离家时，父母都一再叮嘱，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好作回家的路费。

这些捐献，为学校建起了一幢图书馆楼。

学生们捐赠修建的图书馆楼

又过了六年半后，我已经调到北京邮电学院工作了。1957年，我去学校要一些实验室的设备、仪器，参观图书馆时，发现比原来的又扩大了。

当时，北邮刚成立，器材设备都很紧缺，我去了就像回娘家一样，学校的干部和领导都很熟悉。院长黎东汉是老红军，长期做无线电台工作，我们很熟悉。我去要材料，他很大方，当即告诉材料处说：“各实验室的仓库都叫老秦看看，他需要什么，叫他开个清单。”

就这一次，我从学校搞了20多箱各种器材。后来，又去通信部找王部长，他写了封信，让我去石家庄通信兵仓库又要了大半火车皮器材，还真解决了大问题。当然，这些东西现在都已经淘汰了。

学生们在做通讯实验

1950年6月，我奉命调重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