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工学农学军

我们这一代人的中学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当年教育部门可都有明文规定，每学期，每学年都要安排学工学农学军。向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解放军学习，才是最好的接受再教育。事实上也是如此，一个人从学校书本上能学到的是极有限的，并且是死板教条的知识，一大半还是要靠接触社会而习得。加之那时没有电视、电话等，投身社会就显得更为重要。

我们初中时期的学工都是在宁波拖拉机厂，共有两次。第一次我被分配到铸造车间，俗称翻砂车间。我们班有十位还算长得高、长得壮的男同学同被分到铸造车间，每天的活是拿着八磅锤把刚翻砂出的配件毛坯中的砂子敲打干净。这个活既无技术，又累且脏，还没有一个女同学在一起可吹牛聊天。但也有一个好处，时间短。每天上午，我们挥动大锤，甩起膀子把出炉的坯件“叮叮当当”地一阵敲打，把坯件转到下一车间，把地上的翻砂打扫干净，基本一天的活算干完了。不过，还不能洗澡，哪怕脸上、身上再脏再黑，也得挺到中饭后。等休息一会儿，领班师傅说可以洗澡去了，我们就赶紧跑进浴室，脱得精光，互相打闹着洗完澡，换上衣服去别的车间找同学聊天。那年夏天学工，因为我们早放工，班主任就把每天全班同学领发冰棍的任务交给我和其他两位男同学。这是我们最得意的时候，有时间，有任务，有借口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全厂内外到处乱窜。记得有一天，卖冰棍的来晚了，我们三人领了全班52支冰棍，遍找同班同学，可他们都已下工走了，三人捧着冰棍，边走边吃，我那次一口气吃了13支，闹了两天肚子。直到现在，我一吃冷的，胃就难受，想必是那年落下的病根。

第二年又去拖拉机厂学工，我被分配在半成品仓库，这倒是有点学问的地方，小到螺丝钉，大到拖拉机上的曲轴和飞轮。并且，几乎天天有车乘，厂里的卡车每天要到外面拉材料，又到别的车间拉配件，我也算半个运输工，但我们仓库主任好，只要一闲下来，他就不厌其烦地传授我们各种知识，什么螺丝的规格、工具的使用、马达的原理、千分卡的重要性……记得学工结束，我们半成品仓库的同学联合写了一篇洋洋数千字的学工体会，（其实很多都是仓库主任给我们说的知识）被老师们评为最优。

学农就更有意思了。因为学工是一天早出晚归，而学农则是要在农村住，在农村吃，在农村劳动。我们都盼望每学期的学农季快点到来，但对每年农历6～7月的学农是很害怕的，原因就在于“双抢”。“双抢”指每年6～7月间的抢收抢种，因为是水稻田，天气又热，每个班每个组都有任务面积。最可怕的是蚂蟥，有时十几分钟，半个小时下来，一畦地割到头，上来一看，每人腿上叮着几条蚂蟥，女同学们吓得哇哇直哭，老师带的紫药水红药水用完后，只能任被蚂蟥叮咬过的伤口流血。我们的体会是，学工有技术，学农太累太苦。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盼望学农，尤其喜欢到山区学农。记得初三还是高一，我们年级到鄞西的狮红公社学农，大概是今天的鄞江往里和余姚交界的地方。山里和平原最大的区别是几乎没有水稻田，所以不用畏惧蚂蟥叮咬。依山建立的小村，清晨和傍晚最富诗情画意。我们每两位同学住一户农家，又为我们相对自由的空间增添了不少乐趣。我们住的农家每天下午待我们收工（还未到食堂开饭这段时间，是最饿的），总有烤得热腾腾香喷喷的土豆、地瓜请我们吃。起先还以为这家特有，待悄悄一打听，家家户户如此。班主任也装着不知道，其实我们都已探听明白。班主任的那家更是如此，热热闹闹的一个月学农结束。每个同学回来的被子都比去时重了不少，里面都塞满了贫下中农悄悄给我们的冬笋。

那几年的学军，就是野外拉练。我就读的宁波六中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在1971年的冬天。一个年级八个班级浩浩荡荡地出去，每个班（那时叫排，我所在班级叫4连3排）都有自己的旗帜，清一色的红旗黄字，上书“宁波六中4连3排”几个大字。那年天气特冷，路途又长，头一天夜宿东钱湖的莫枝，第二天早上在河边敲冰洗脸，真正体验学军的艰苦。第三天到奉化的尚田，带队的老师听说当地阶级斗争很厉害，紧张得叫每个班安排十名男同学轮流放哨。第五天到宁海的西店，说是搞一次会餐，菜只有两个——咸菜牡蛎汤、咸带鱼，白面馒头管饱。我们一批男同学都抢吃了十个八个馒头，撑得路都走不动。第七天又回到奉化，住在岩头村，大家非常激动，因为那里就是电影《奇袭白虎团》的拍摄外景地。几天后，我们绕道溪口回到宁波，结束了唯一一次难忘的徒步拉练。

要说难忘，不仅是唯一一次，还有几件事串连而成。头一件是我父亲的英明决定，临出发前他给我准备了一小瓶烧酒、一包药棉、两支红霉素药膏，还有穿好一截线的缝衣针。父亲叫我每天晚上用烧酒擦擦脚底。如有水泡，用针刺破后，用烧酒先消毒，再擦上药膏消炎。第二天晚上我就用上了，并且还为很多同学治疗了脚上的水泡。第二件事是到宁海后，须要作宣传，每人要写一封革命家信。我的那封脱颖而出，其实内容对于我很平常，无非把这次学军和父辈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的英勇事迹联系起来，但在当时算是独一无二，被评为最佳家信。第三件事是到岩头村后，在班主任带领下，我们提着石灰桶，拎着软扫帚，爬到高高的岩石上写革命标语。我个子高，大字写得不错，所以被挑中。其他的好人好事，一路上做了不少，比如每天帮女同学背行李，在打背包比赛中几次名列前茅，还能帮同学补衣服（这又得感激母亲的教导），特别是成了不是班干部的“班干部”。在野营拉练结束前的一天，我毫无悬念地被吸收进红卫兵组织。